标题住房社会学断想

　　一九九五年金秋，偕北京社会学界同仁，一行九人，来到了心仪已久的晋商遗址——乔家大院、渠家大院、侯家大院——祁县、太谷、平遥三县中的一所又一所深宅旧院。
　　返程中大家戏语：山西的饮食文化太一般了，除了面食还是面食。但是那一座座青砖旧宅却令每一个同仁惊讶、感叹、欲言又止。打动我们的晋商大院的内涵与价值究竟是什么，一时真难以名状。
　　肯定不是其豪华富贵。要说豪华，当今的星级酒店、富商豪宅中的内装修都大有过之，但后者风格之恶俗，审美之奇缺，使人全然感触不到一种文化力量。晋商遗址使我们领略到中华建筑史上积淀数千年的“青砖文明”。那青灰的色调带给人们自然、平和、舒适的感受，绝非现代豪宅的夸张、鼓努、逞姿所能同日而语。而另一方面，那青砖烧制之精良，那磨砖对缝的工艺之绝顶，只要你目睹那历时百余年仍平滑如镜的高墙和由方砖铺成的比星级饭店的大理石作工更齐整的地面，就不能不承认一个真正的贵族的气派。不错，按照传统的士农工商的价值观，这个群体是不被视为贵族的，但他们毕竟在效仿着皇家与士大夫的生活方式，这一座座旧宅毕竟是传统贵族文明的折射
　　青砖文明的伟大审美内涵及其能否在当代复活无疑是晋商遗址对每一个游人的无言发问，但我们被其震慑，一时语塞且长久思索的还有建筑风格之外的晋商遗址的社会学内涵。
　　走在祁县、太谷、平遥的小街上，你会发现，所谓乔家大院、渠家大院不过是更突出的以及保存更完整的晋商遗址罢了。在这三个县城中有数不胜数的如今沦为大杂院的院落，依稀透露当年的格局和风采。为什么这三县中当年富商云集是个历史学课题了，而为什么当年晋人发家后第一件事就是买地建宅却是一个仍有巨大现实意义的社会学问题。
　　发家致富了却不显山露水的人是极稀少的。而富人衣食住行上的特征——即其显山露水之方式——一旦形成便会渐渐演化为富贵的象征。这象征又往往成为爱憎殊异的关注中心。
　　那些追求平均主义理想的革命者不仅要摧毁富有阶层，而且要击碎富贵的象征，因为那也是不平等的象征。但是这些革命者往往不会想到，遭到他们打击的不仅是富人，而且是相当数量的穷人，特别是穷人中的勤奋者，有志者，自强不息者。因为即使这些穷人憎恨一些富人，他们也绝不希望彻底打碎富贵的象征，如是也将打碎这些穷汉的“富人梦”。能不能梦想成真是一回事，让不让作梦是又一回事。好梦难圆他毕竟仍可寄托，以至因此而不失生机，不乏意志。而不让作梦，便将百无聊赖了；无奈又欲壑难平，便只好作更龌龊的梦，只好在貌似平等的帷幕下演出更不平等的丑剧。所以保守主义经济学家说：“上层阶级迎合下层阶级的行为，就是违背下层阶级的利益，使他们永远贫穷，并加速文化上和经济上恶化的过程。”
　　能作富贵之象征者甚多，以何物作其象征最好呢？晋商选择了体面的住宅，同时拒斥了其他一些非常流行的象征物，其反差之大，令人深省。
　　在一个人漫长的一生中，饮食与居住哪一项费用支出更大？我不知别人的第一反应如何，当我向自己提出这一问题时，当下的感觉是居住费用大。计算一番才知大谬不然。且以现价计算，因物价指数之升降对两者大致平衡。根据国家统计年鉴，一九九四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在食品上的年消费额为一千四百二十二元。同期人均住房投资一千元出头。按以上食品标准，二口人的七十年消费额为二十万元。除了少数寸土寸金的大都市，多数城镇居民的二居室售价绝超不过十万元。这是常人的饮食与居住消费额之比较。二者在性质上还有若干差别。饮食是生理现象，饮食支出有生理界限，超量对身体反而有害，而“质”的提高其实潜力很小，达到一定标准再提高其实只是虚荣，没有“质”的实质意义了。而住房是物理现象，其质与量的提高增长均无生理界限，且质量提高会使建筑更耐久，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用于饮食上的钱花掉就没影了，支出再高也无留存。住房上的花费则不然，其相当部分将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建房支出既满足了居住之生理需求，较高的支出也仍有所凝聚。把多余的钱都花在饮食上会助长纵欲的心理，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接近流寇的心态。俗话说“灶王爷绑腿肚子上，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光棍”与“吃”搅在一起，绝非偶然。把多余的钱花在住房上则易养成长远的观点。引征圣人言乃“有恒产者有恒心”，套用江湖话是“跑的了和尚跑不了庙”。
　　如前所述，与富人相关联的很多的东西皆可成为富贵的象征。而就象征的意义而论，住房比饮食大得多，因为它矗立在那里令众生观瞻，饮食则不同了，因富人与穷人间的“距离”，其鲸吞豪饮不会像其大院那样被那么多人看到。就象征意义而论，住房也要比饮食健康更良好一些。展示富人的美食无异于宣扬挥霍，而无论豪宅造价多少，重居轻食似乎都带有聚财的性质，因而带有一点节俭的味道。所以，作为象征物的住房，可以是富贵而不挥霍，可以帮助人们洗刷流寇之心态，滋养长远之追求。而晋商住房的象征意义中积极的成份更大，因为他不追求贵重的材料，而更追求工艺之精细，其风格是稳重殷实而非张扬逞姿，这样其象征意义中就流溢出崇尚作工精细，也即崇尚敬业精神的意味。
　　岁月如流，冲刷走了很多儿时的记忆。但不知为何，儿时玩友们的家庭，准确地说是其风格迥异的住房，至今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还记得六岁的时候，我跟着我的第一个同龄朋友，怯生生地走进了他的家，进了他住的里屋——那间黑洞洞的小屋。他把我领到小窗前，那窗子是六边形的，真小。窗台上有他的诸种宝贝：香烟盒叠成的三角、洋画和蛐蛐儿罐。我家的窗户要比那小窗大，但那小窗永远对我有一种神秘之感。
　　上小学后一个朋友总跟我讲他住的大院如何之棒，有个假山，说那院子解放前是一个大汉奸的宅子。终于有一天我来到这所实验中学教师宿舍院，那假山真的很气派。在我与这位同学的后十余年的交往中，我目睹这假山一天天残破，终于不复存在了。
　　我们几个要好的小学同学常常结伴去一个同学家，因为他有全套六十本三国演义小人书，还因为他家独门独院，那院子很大，种满了花，在那儿玩得开心。从文革起，他就一次又一次搬家，最后搬到简易楼。每当重逢时大家都会说起那个院落。那院子对儿时的我们好像是又一个天地。
　　以上是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叶的事情，上述住房均为平房四合院，以上诸友没有一个家庭是真正的贵族，那汉奸旧宅早已是大杂院，那独院该算小康偏上吧。但前朝在京城中留在的四合院充满了多样性，这多样性令每一个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好奇，令他参悟和想象这住房建筑审美上的差异以及住户家境、地位的不同。
　　当以后过了九年插队生活返城时，一方面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儿童或少年眼光与心灵的敏锐，另一方面这座古城的民宅中曾经拥有的审美与贫富的多样性已经被千篇一律的“大杂院”取代。再以后，改革开放了，又开始兴十木建民房了。但只要分到了新房，贫富与级别在其中的反映不过是多上一两间。居室风格完全是一个模子出来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也不能同时感受两段历史。我不知道是旗动，风动，还是我的心动了。今天人均住房平米已有很大的改善，但我认为历史遗留下来的古都民宅上的多样性已经在本朝四十七年的巨变中消失殆尽。即使富裕了一点，如果邻里、亲属、朋友、同学的住房如出一辙，一个孩子眼中的环境不是将失去历史曾经拥有的多姿多彩吗？或许这又是我的杞人忧天情结在作怪。但我深以为，失去了多样性就失去了审美，失去了情趣，失去了大千世界，失去了市民社会。
　　其实多样性的得来原本是自然而然的，一致性才是人为刻意追求的结果。这个世界上有十万种不同的花卉，每一种花卉都会绽开一万种不同的娇模样。人类一百万年的历史中诞生过数万亿个体，我不信其中会有两个人的像貌完全一样。只是在人造的模子中才产生了无数枚完全一样的方头方脑的螺丝钉。不错，标准化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它会给人们带来便利，即它更经济。但标准化的原则绝不可放之四海，因为除却审美的丧失外，在很多场合标准划一将是不经济的，反经济的。近在眼前的例证仍然是住房。
　　我国四十余年来城镇住房建设为什么呈现出单一的风格？就是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是由政府统管的。近年来虽然生产者的角色有些变化，但买方大多仍然是单位，且政府仍对城镇建房有严格细致的规划。大众高低不等的需求不能反映到生产者那里。建造出的住房也早已不适应日益分化了的社会。富人认为，住区的密度(建筑面积与土地面积的比例)太大，住房面积太小，他们愿意花更多的钱换如意的住房与环境。穷人认为，售价太高。而售价居高不下，除了包工商层层盘剥外，有关部门规划的密度、面积也制约着价格下放。不错，一定的密度可防止小区拥挤，成为贫民区；一定的居室面积符合长远目标。但穷人首先要求的是当下就能解决住房。首先希望的是降低售价，他们宁愿住区内密度大些，居室面积小些，材料标准低些。严格的规划标准必须打破，以适应社会上的多样化需求。世界银行的专家指出：“给予所有生产者在诸如确定密度、单元面积、位置以及使用结构等方面更大的自由。政府将重点抓卫生、安全、环境等方面规定的落实。”
　　都市可以有它的豪宅，有“疏可跑马”的富人区，只要富人们花费了超比例的投资和税收，与社会完成了交换。都市也可以有陋室、阁楼，阁楼一样低矮狭小的居室，有“密不透风”的胡同、里弄、低收入者的住区。“长安米贵居不易”。要到都市闯世界，一个底层青年就该有艰苦奋斗的决心。阁楼与陋室不是一个城市的耻辱，是让大家各得其所后的自然的生态，这种生态必然多样化。可鄙的是既扫除了多样，又远未造出广厦千万大庇天下寒士，而这两者在现实中又刚好联姻。其原因也异常简单，它以少数人的意志与计划代替了亿万人的欲望与需求。其结局往往既是反经济的，又是反文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