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一九六一这两年，我是在乡下度过的。先是在奉贤，后来又移居宝山，都是上海市郊滨海的地方。下乡的目的并非避暑或休养，一肩行李之外，只能背一只小小的旅行包，因为要徒步好几十里才能走到住处，所以随身带些什么是必须仔细斟酌的。除了两套换洗衣服之外，首先考虑的就是食物，如面包、饼干之类。此外，似乎就再也没有什么可带了。不过每次我总要忍痛塞进一本书去。这就更需要仔细斟酌。小说是不合适的，本子厚，可是一下子就读完了。大部头的著作也不行，这必须只是一小本，但却耐读的书才好。我先后带去过两本书，一本钱钟书的《宋诗选注》，另一本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效果很好。这两本书都需要细嚼慢咽，因之就耐读；同时，这又是象青果似的很有余味的读物，能引起许多思索。当时曾在卷尾书眉写过一些笔记，记下了一些感受，也附带记一些琐事。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重新翻翻也还是很有趣的。
我在《宋诗选注》的卷尾写了一段题记：
“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携此册来海滨。得数日闲，读毕之，颇除岑寂。此书颇佳，如一《宋诗话》，其妙在此。书初出版，攻之者纷纷而起，皆以为资产阶级思想白旗，必拔之而后快。然作者自有识见，援引之富更非纷纷论者所能尽知。今日见夏承焘文，乃盛称之，颇得其中辛苦。才八月耳，风向乃逆转如是，真只能‘说与江湖钓叟知’耳。为之慨然。己亥六月甘九日午后记。”
我想，这种奇怪现象，在当时，怕不只是我一个人感到莫名其妙的。
在柳永的《煮海歌》后面，我也写了一点“题记”，
“今夏来奉贤海滨，常见盐民劳作。于海滩上聚土为墩，中有深穴，下复瓦缶。海潮涌溢，辄浸墩旁土，乃层层刮之，作圆形，以水牛曳具，层层削去，复之墩上。更取水冲之，别于墩侧洞中取卤。以竹木为小床，卤水即灌注床上。曝日既久，盐粒晶晶出矣。异于煮海者，不须烧耳。盐民挑巨桶，奔驰烈日中十数里，始运一担归，辛苦如此。以视柳诗，则赵宋迄今，盐法固少变也。定海余亦曾往游，却未访盐场，不知今作何状矣。非此古志仅存，谁知柳三变固尝留心民间疾苦者耶？已亥立秋后一日，晨起读书钱家桥畔，危坐胡床，驱蝇作记。”
我当时的工作是在海边筑堤。住处在钱桥镇外，在农民家里借了一间堂屋，安了四只床。每天四时半起床，赶到镇上早饭，然后挑了粪箕，扛着铁
向海边工地出发。要走半小时才能到达。这地方是白茫茫一望无际的盐滩，看不到一棵树木，连小草也没有。地面是一片雪白的盐花，和象龟背一样崩裂的纹。附近只有一些疏疏落落的盐墩子，象烽火台似的插在那里。我们不停地用铁
装满了泥土，挑到面前逐渐高起来的大堤上去。工作四小时后午饭，饭后有半小时的休息。饭是从镇上挑了来的，我们就坐在炎炎烈日之下进餐。饭后，到哪里去休息呢？上下四方都是火辣辣的阳光，简直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有盐墩四周有一圈一尺来宽狭狭的阴凉。睡下去时头部还是遮不住。不过不要紧，可以用草帽盖在脸上。就这样躺在那里，睡是睡不着的。于是就有机会仔细观察这盐墩，觉得很有意思。“年年春夏潮盈浦，潮退刮泥成岛屿；风干日曝盐味加，始灌潮波
成卤。”柳永写的正是这样的操作方式，是直到今天还活着的古老生产方式，这是不能不引起我的感慨的。就是这感慨，十年后曾被当作对社会主义农村的诬蔑而受到过批判。这是当时所始料不及的。其实，当时我们担心的却是另外的事情。有一天，将近收工了，正是“日之夕矣，牛羊下来”的时候，忽地不知从哪里来了漫山遍野放牧归来的一大群水牛，它们欢快地、放肆地从我们好不容易叠起的大堤上走过，一下子就把堤面踏得七零八落了。
柳永此诗收于厉鹗的《宋诗纪事》卷十三，选者是查引了原书的。我觉得这正是《选注》的一个特色。不只是靠了几部通行的宋诗选本、总集，就来下手。编成小小一本《选注》，事先要读大量的素材。这样就产生了与过去的选本面貌迥异的新的著作。但很少读者能察觉因此付出的劳动。柳永，过去我们几乎不知道他还能作诗，更不知道他除了整天和女伎鬼混之外还曾留心人民的疾苦。真是很不公平的事。在《宋诗纪事》中，此诗原题是“鬻海歌”，不作“煮海”，虽只一字之差，但却包含了另外的，也许更为深刻的含意。此外还有一个副题，“为晓峰盐场官作”，好象也可以加一点校记。
回忆我的题记是坐在胡床上写下的。钱桥夏天的苍蝇真是厉害，简直毫无顾忌的一群，不停向人袭击，没有办法，大白天也要把帐子放下，躲进去才能得到片刻的安静。自然，这样一来，是更加闷热了。
《选注》收孔平仲《禾熟》一诗，是写水牛的。
“万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老牛粗了耕耘债，齧草坡头卧夕阳。”
那两年在乡下，有很多机会看到水牛，秋收的场面也不只经历过一次，因此觉得这诗实在写得好，我曾作题记说，
“此诗佳甚。近来多见水牛，种种姿态，皆可入画，亦可入诗，然无此新意亦不能警策也。历来画人书家集最易混入前人之作，《瓯香馆集》别下斋本尤繁富，多出《昆陵六逸》本几倍，误收之诗必不在少。近人赵尧生集中亦误收前人诗，患其为人作书录旧诗而不著姓氏也。”下面的话是因钱先生指出南田集中曾收入此诗只少有异字一点而发的。
在陈简斋的《早行》诗后，我写道，
“在钱桥时，每归沪，辄昧爽即起，行三官道中，炊许天尚未晓也。一路稻田弥望，曲水石桥，都从朦胧中过。此早行诗，真能写出其中意境。己亥立秋晨坐后圃塘边记。”
在乡下时，每两星期有一天休假，可以回沪。加上来往“路程假”，也只有两天。因此每逢休假前夕，不到半夜就睡不着了。小包是隔夜整理好的，摸黑下了床，推门出去大抵仍是满天星斗。走过镇上，看到茶馆里的服务员也只刚爬起来，披了件衣服睡眼朦胧地在灶前出灰。暗黑中走在村边田里的小径上，软软的，草上满是露水，没好久鞋子就全湿了。走过三官时天刚发亮，这里有大大小小许多石牌坊，有些还雕得异常精致，大约是些节孝坊，我是一回也不曾停下读过牌坊上的刻字。虽然是在赶路，但下意识里似乎还在作梦。这样，读了陈简斋的“寂寞小桥和梦过，稻田深处草虫鸣”是不能不为之叫绝的。
在杨诚斋的“插秧歌”下，我说，“此诗作于八百年前，恍如写目前景物。诗之伟绝乎？抑人事之恒久而不变也。”
我曾坐在脚盆里或小凳上拔过秧；也挑过一担担湿漉漉的秧束来到滑得象浇了油似的田埂上，将秧束一把把扔在弯了腰倒退着插秧人屁股后面的水田里；也听说过抛秧的种种规矩与禁忌，插秧时节，遇到雨天，下面赤了脚，上身却“随例”披着一件旧棉衣，“雨从头上湿到胛”这样的滋味是多次尝到过的。奇怪的是从来不曾觉得是在吃苦，相反感到的是非凡的兴奋、有趣。我想，能赶上参加这种古老的田间操作是幸运的，因为这一切迟早都将成为过去。
《宋诗选注》里也收入了不少我极感兴趣的“儿时读本，老大重逢，如遇故人，别有情味”的诗。这些曾收入《后村千家诗》中的作品，如“绿遍山原白满川”“黄梅时节家家雨”，在村居的煤油灯下重读，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温暖。诗人说“乡村四月闲人少”刻画的正是一种繁忙的农村生产风景，就是移来描写今天的农村，也没有什么不合适。不过这意见在前些年却说不得，“英雄”们指责我这是混淆了封建与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现实，想判我以“反革命”的大罪。这确曾是毫不夸张的事实。
在读《选注》中陆游的《病起》一诗时，我曾突然悟到，柳如是有名的《春日我闻室作》一诗，正无疑是受了放翁此诗的影响，连韵脚也几乎全同。这一点，仔细研究了柳如是的身世与作品的陈寅恪教授也没有提到。现在据顺治冠山堂刻《名媛诗》把柳如是的原作写在下面，
“裁红晕碧泪漫漫，南国春来正薄寒。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画堂消息何人晓，翠帐容颜独自看。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栏。”
放翁的“春尽江南尚薄寒”，“年来触事动忧端”，和柳诗之间的隐约承继关系是明显的。“名花零落雨中看”化为“翠帐容颜独自看”，而“志士凄凉闲处老”也正是“画堂消息何人晓”的同义语，分别只在作者身份的不同。
一九六一年春暮，我从奉贤移居宝山乡下。这地方在“一二八”抗日战争时期曾是著名的战场，附近的小镇上还遗留着当年战后未曾清理净尽的断瓦颓垣。我们仍旧借住了一间农家的堂屋，门外就是小河，后面还有杂植的花木，环境比住在奉贤时好些。在这里，我读了陈援庵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从每卷后面所写的题记中，还可以约略记起当时乡居的影子。
“辛丑端阳前四日，坐雨读竟此卷。时积雨连朝，屋前小溪几将溢出，雷雨犹不止。田畴一望弥白。麦黄梅竟延至七日之久，居城市人不能知也。葑溪寓客漫记。”
那一年不知为什么多雨。下雨天不能在大田里作生活，这在我们则是难得的休息。可以坐下来看看书。晚上窗外是一片此起彼落的“蛙鼓”，显得环境分外的幽静。有时提了铅桶和电筒随了小孩子去河边摸螃蜞，不一会就能捉得满满的一桶。隔壁的农民一次在住处附近的河边潭里捉到一条四、五斤重的黑鱼，他并不走开，说，黑鱼总是成对的，这里一定还有一条雌鱼。果然，没过半小时，他又捉起了另一条，一起拎回家去了。有时候雨少停，我们就去摊田。这活路是要赤了脚，肩了铁
，来到刚耕过放了水的田里，把翻起的土块摆弄平整。我写下的另一条题记是，
“辛丑四月二十七日，晨窗讫此卷。时方摊水田归，泥浆满衣，天又微雨矣。”
这是从水田里回来，没有换衣服也没有洗脚，在等候吃饭时写下的。这时腿上的泥浆逐渐干却，引起了一阵阵痒，一搔，泥块就一片片脱落下来了。
这中间，我又接受过一件新任务。收下的三麦，因为一直下雨来不及脱粒，就一起藏在鸭棚里面。这是很长的一排地下室似的窝棚。白天夜里都要人看守，还得留心麦子的变化，防备它发霉或出芽。到了晚上，我就带了这本《表微》睡在鸭棚里，借着手电筒的光翻读。
“辛丑芒种后二日，守麦于鸭棚。中夜大雨，雷电时作。倦极思睡，而蚊扰不已，蛙声鼓噪，漫记。”
“辛丑五月初二日，午后暴蒸热，飘风细雨，自鸭棚归，芒刺满身，读至此。”
就是这时的纪事。这实在非常狼狈，不彻底洗浴并换上干净衣服，就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那种“芒刺在背”的可恶感觉，但在当时，也只好算了。
援庵先生这本《表微》撰于抗战中(一九四五年)的北平。这是一部历史学名著，不过我几次翻阅总不能不醉心于他的文章之美。援庵先生使用的是文言文，造句又极其简炼，似乎毫无铺陈文彩，但他写下的正是成就极高的散文。我一直有一种感觉，按照今天的通常概念，散文的范围已经狭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仿佛只有某一种讲究词藻、近于散文诗似的抒情写景之作，才可以称为散文。其实按照过去的传统，无论中外，散文的门类和风格都非常繁复，并不如此单一。即以史学著作而论，我们就曾有不同风格、色调的散文名篇在。记事、论议……即使是科学性很强的著作，也完全不妨碍它成为美文。《表微》卷前有一篇一九四五年的小引，卷后有一九五七年用语体写的《重印后记》。两者都是在说明著书的本旨，但写法不同。那篇小引一直是我爱读的一篇美文。
“频年变乱，藏书渐以易粟。惟胡氏复刻元本通鉴，尚是少时读本，不忍弃去；且喜其字大，虽夹注亦与近代三号字型无异，颇便老眼。杜门无事，辄以此自遣。”开头这一节，闲闲写来，似乎是与全篇很少关系的“闲文”，又明白如话，没有任何搔首弄姿之意。但正是这一节，将一位爱国的老学者闭户索居，看来寂寞，其实非常炽热的内心世界与现实的艰窘生活写尽了。下面写他读通鉴的感受，对胡三省的评价，著此书的用意，虽然隐曲，其实已经异常明白。小引的结尾是，
“鉴注成于临安陷后之八年，为至元二十二年乙酉；表微之成，相距六百六十年，亦在乙酉，此则偶合者耳！”
这也是一条闲闲的尾巴，也完全是史学家的习惯口气，但添上这么两句之后，正如王静安所说，“境界全出矣！”
今天我们读此文，还不能不佩服援庵先生在一九四五年的北平，写下这本书和这篇小引的勇敢。
《表微》共二十篇，作者几乎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集中阐发了有关民族气节的问题。《本朝》、《感慨》、《臣节》、《出处》、《边事》夷夏》、《民心》、《生死》这些篇都是与此直接相关的，其他诸篇也时时不忘此义。在墨板的当时，这书确不愧是战斗的檄文。一九五七年重印时，作者谦逊地说，“书中有不少幼稚及迂阔的言论。”这在一九六一年我初读此书时，好象也同意并接受了作者这些意见。事过境迁，讲气节，特别是充满了封建臭味的《臣节》，似乎也确是有些“迂阔”了。不过后来我又逐渐省悟，这种理解，其实倒是显示了自己的迂阔与机械。在饱看了五花八门的卖论取官，出卖同志向上爬……的丑恶现象之后，不能不翻然憬悟，时代前进了，“气节”却并不因之而跌价报废，还是着实应该讲下去的。自然，内容是会有所不同了。不然的话，恶性发展下去，是连民族、国家、正义这一切都会一古脑儿被败类们卖掉的。即使这样的败类终于是少数，也大意不得。
援庵先生所辑的“精语”之中，有许多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通鉴》，“元和十二年，先是吴少阳父子阻兵，禁人偶语于涂，夜不燃烛，有以酒食相过从者罪死。裴度既视事，下令惟禁盗贼，馀皆不问，蔡人始知有生民之乐。”胡注：“解人之束缚，使得舒展四体，长欠大伸，岂不快哉！”陈先生说，“以‘解人束缚’写生民之乐，其言似肆。然‘犹解倒悬’，已见于孟子。身之(胡)当时之处境，概可见矣。”这里说的就是“解放”的古义。后来在《治术篇》里，又引徐温的话，“吾与公辈，当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寝耳。”这说明封建社会的某些人也多少明白安定局面的重要和取得的方法。他又引《通鉴》所记晋穆帝永和二年，“石虎立私论朝政之法，听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以下朝觐，以目相顾，不敢复相过从谈语。”胡三省把这看作比周厉王监谤，秦始皇禁耦语还要凶残的办法。援庵先生则以宋事加以说明，“秦桧之持和议，忠臣良将，诛除殆尽。又兴文字之狱，许人告讦，凡私论朝政，皆贬窜之。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少涉讥议即捕治，以塞士夫之口。桧之法，石虎之法也。”他在这里指出的，正是三、四十年代旧中国的现实，还点明他们使用的是衣钵相承的祖传老法。这和他在《出处篇》的结尾引用司空表圣诗“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痛斥汉奸，读了都使人捏一把汗，他竟逃过了敌伪的“捕治”，真是一种奇迹。
在论唐代理财家刘晏、李巽的优劣时，援庵先生指出胡三省在这里指斥的就是元初的卢世荣之辈，并引当时人的话，“今世荣欲以一岁之期，致十年之积，危万民之命，易一世之荣，广邀增羡之功，不恤颠连之患。将见民间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虚，安危利害之机，殆有不可胜言者”，加以说明。援庵先生不过是一介书生，但他关心民族存亡、人民疾苦的心是天下所共见的。不能不说，这里表现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优美品质，就在今天也应该花大力气继承，恢复，发扬，看来也并非“迂阔”之论吧。
在那难忘的，不平凡的两个夏天，我读了这两种书，至今难以忘记，因作《海滨消夏记》。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