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一本崭新的书

　　面前放着一本崭新的书。说它新，不仅指它刚刚出，版，翻开来还能闻到油墨的清香；而且更重要的是指作者在这本书中运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观点，读过后令人耳目一新，深受启发。这本书就是北京大学罗志如教授与厉以宁副教授合写的《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英国病’研究”。所谓“英国病”是指英国作为一个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它的衰落时期所特有的病症。其主要症状是“‘停停走走’的经济、通货膨胀——失业并发症与国际收支危机的交织、收入分配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分权主义日益严重的趋势”。这些病症是帝国主义时期基本矛盾激化的表现，但它既不同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所存在的问题，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衰老症”。它产生在英国是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历史条件的。
　　国外关于“英国病”的著作很多，国内也有一些文章涉及到了这一问题。但是，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根据国内外已有的著作，抄抄写写整理成书，也没有用若干事实来为已有的结论作注，而是在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英国病”进行了新的探讨。
　　本书的上编“问题何在？——‘英国病’的诊断”是分析“英国病”形成的过程及其社会历史根源。作者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不是象一般的写法那样进行历史的描述，事实的罗列，而是深入全面地进行历史的分析。所谓全面，是指作者不是把“英国病”仅仅作为一种经济方面的病症，而是作为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综合症。作者从英国“世界工厂”地位的丧失，殖民扩张给国内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福利国家”政策所引起的问题以及“传统精神”对经济的消极作用四个方面来分析“英国病”产生的历史根源。这样，就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全面地说明了“英国病”之所以产生在英国的历史必然性。所谓深入，就是指作者对一些问题的分析有独到之处。比如：
　　在一些论述“英国病”的著作中，往往把英国“世界工厂”地位的丧失与经济的衰落直接等同起来。作者并没有简单地苟同这一传统的看法。他们不否认英国“世界工厂”地位的丧失与经济衰落的联系，但并没有把它作为英国经济衰落的唯一原因。英国“世界工厂”地位的丧失，只说明它在世界工业生产和世界进出口贸易中的相对地位下降了，但并不等于英国工业本身转入了停滞状况。更何况，当英国丧失“世界工厂”地位时，它在某些行业的生产、资本输出与国际金融等方面仍然占着优势。英国作为“世界工厂”对经济的影响在于它成为新工业部门建立的阻力，使新一代技术力量形成缓慢，并保留了落后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作者没有把经济因素仅限于“世界工厂”这一点，还从更广泛的角度分析了殖民扩张所引起的农业衰落与资本外流的影响，“福利国家”的政策给财政带来的麻烦，政府的官僚化，以及“收入均等化”引起的经济效率低下、专业人员外流。
　　在以上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中，作者已涉及到了政治、社会意识等因素，把经济的分析与社会历史的分析揉合在一起。但是，为了说明英国特定的意识形态对经济的重要影响，作者专门用一章的篇幅分析了其它人所忽视的问题：英国社会的“传统精神”对经济稳定和增长的消极作用。所谓“传统精神”是在英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又在英国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的意识形态。它包括了门第观念和等级观念、不求变革和安于社会现状的守成思想以及地方分权思想。这种“传统精神”是封建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的产物，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性的表现，也是英国不同于其它发达国家的特点。重门第、讲等级这种封建社会的风尚被保留了下来，它造成人力与资本外流，抑制了一般人的进取心，阻碍了经济效率的提高。代表贵族与资产阶级既得利益以及小生产者意识的安于现状的守成思想是使英国经济长期停滞的若干重要因素之一。历史原因所形成的地方分权思想，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程度抵销了英国政府为改善国内经济状况而作的努力。这些对“英国病”的形成与深化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许多研究“英国病”的人往往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问题，他们尽管在某些问题上作出了精辟的分析，但却没有作过这样广泛的分析。实际上，只有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把经济、政治、历史、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等问题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说明“英国病”为什么产生在英国。在这方面，本书的作者是作出了贡献的。
　　本书的下编“回春无术——‘英国病’对策的剖析”是分析英国政府在解决这一问题中所采取的政策。作者在分析经济政策时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把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结合起来，从理论的高度来分析政策。经济理论是经济政策的基础，只有在了解经济理论演变的基础上才能深刻地理解政策的内容、变化与作用。因此，作者对二十世纪的剑桥学派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思想、货币调节理论的发展、“凯恩斯革命”的出现、凯恩斯经济学与英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结合以及当前凯恩斯主义所面临的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挑战作了简洁而精辟的论述，概括了这一时期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发展，并以此作为下编分析经济政策的导论。
　　作者分析经济政策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任何政策都不是根据一般的看法作出简单肯定或否定的结论，也没有仅仅用“为垄断资产阶级效劳”，“挽救不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这类帽子而不去具体地、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他们具体地分析了英国的“社会主义”试验(即资本主义国有化问题)，需求管理的演变，计划化，收入政策以及调整工会、企业界与政府关系的政策，对外关系等项政策，说明了它们产生的背景、理论依据、主要内容及后果。应当承认，这些政策对解决某些具体经济问题是有用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当前英国经济为什么还没有崩溃。当然，承认经济政策的这些有限作用，并不等于承认这些政策可以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使资本主义永不灭亡。相反，作者在肯定经济政策作用的同时，也特别详细地分析了它们的副作用以及如何激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对英国“国有化”的分析而言，作者首先分析了“国有化”的理论基础——英国费边派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及其与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思想的相结合；接着分析了“国有化”的历史背景及其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的阶级实质。作者肯定了实行“国有化”对加速技术改造，改革旧企业，降低私营部门生产成本，增强英国商品出口竞争能力等方面促进战后英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它加重财政负担等方面的不利影响。作者评介了英国经济学界关于钢铁工业“国有化”与“非国有化”之争，使我们对资本主义国有化的后果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这样的分析比简单地重复“国有化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并罗列一些简单的事实作为证据要深刻得多，透彻得多。在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之后，再得出资本主义国有化并非社会主义措施，而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加强，不是真正的社会改革措施，也不能医治“英国病”的结论，就是水到渠成了。
　　“英国病”实际是帝国主义的基本特点在英国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因此，这本书对“英国病”的许多分析对我们理解有关帝国主义的一些问题是很有启发的。
　　“英国病”的基本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一矛盾更加激化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转变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正是“英国病”在二十世纪内形成并激化的原因。“英国病”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垄断性、腐朽性、垂死性在英国的具体表现。“英国病”的形成与激化证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英国病”的许多症状在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研究帝国主义问题时，人们还经常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既然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它们的经济为什么还会有发展？既然帝国主义是垂死的，在这些国家里为什么还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情况？既然帝国主义是要榨取高额垄断利润，为什么这些国家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时还会有所提高？作者在探讨“英国病”的过程中并没有回避这些争论性的问题，而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对英国实际情况的研究，对这些问题作了可贵而又有启发意义的探讨。
　　作者所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今天英国的生产关系是否还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作者认为，今天的英国，一方面垄断资本的统治在加强，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也通过企业结构和经营管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分配领域内的收入均等化、资本主义的计划化等方式不断调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正因为有这些调节，今天英国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还适应着生产力的发展。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今天的英国经济仍能有一定的发展。但是，作者又更详细地分析了这些调节的局限性，以及所必然引起的许多矛盾。这就使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些调节决不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也并不等于否认了英国帝国主义的腐朽性。作者对英国的这些分析完全适用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应该承认，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是在不断地局部调节自己国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并且也取得了某些成就。正因为这样，今天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仍可以有某些发展，甚至能在某些领域暂时占据着领先的地位。但是，这些调节决没有改变它们的本质，也不能挽救它们必然灭亡的命运。这正是当前帝国主义国家不能解决高通货膨胀与严重失业并存这一头号问题的根本原因。
　　作者所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力量在阻碍着英国经济的崩溃？作者认为，这些力量是英国全民族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意识。前者使英国能保持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容易接受新事物赶上世界的潮流。后者则迫使资产阶级政府不得不适应当前的形势，不断变换统治手法，对人民作一些让步。当然，这些因素也仅仅是减缓英国经济崩溃，而没有改变它的垂死性。在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也存在着一些阻碍它们灭亡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使它们不会马上灭亡。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在帝国主义国家，加速灭亡的因素与阻碍灭亡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它们的经济时而发展、时而停滞的局面。我们只有正确分析各种因素，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才能理解帝国主义垂死性的真正含义。
　　作者还探讨了英国“福利国家”政策的问题。作者没有简单套用关于垄断资本家用超额利润来收买工人贵族的论断来分析这一问题，因为两者并不是一回事。作者认为，当前英国实施了某些“福利国家”的政策是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它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也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更不能消除阶级对立的基础。资产阶级实施这些政策只是为了缓和国内的阶级斗争，以利于自己的统治。这些政策会腐蚀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否定这些政策的作用，也没有得出“没有福利政策比有福利政策更好”的结论。他们承认这些政策对改善工人生活的作用，这就是英国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有时会有提高的原因。各帝国主义国家也都实施了不同的“福利国家”政策，这些政策对劳动人民也带来了某些好处，但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必然胜利的趋势，决不是这些小恩小惠所能阻挡了的。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其它著作中曾对帝国主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现在，这些分析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只有遵循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才能正确解释当前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近年来，帝国主义经济有了新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修正主义企图用这些新问题来否认列宁主义，教条主义则用列宁的片言只语来给这些问题贴标签。我们应该研究、探索这些新问题，发展列宁主义。当年，列宁从对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具体问题研究入手，来得出一般的理论。今天，我们也应该从认真研究各国的问题入手，解决关于帝国主义的一些重大理论争论。《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在这方面作出了成绩。我们希望以后有更多更好的研究帝国主义国家情况的著作问世。这样，我们就会对帝国主义的新发展、新问题作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相反，那种从理论到理论，抠名词争概念，用马列主义的个别字句装饰自己，用个别事例为自己既定的观点作注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这本书不但包含了许多新观点，而且在方法上也有创新。作者把“英国病”的研究当作一门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学说史、经济史、社会学都有联系的边缘科学来看待，这样就打破了传统的分门别类的分析方法，使这部著作具有新意。他们对“英国病”采取的独特的研究方法，使得“英国病”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我们希望，在社会科学领域，能够通过这样的跨学科的研究，建立新的边缘科学，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
　　(《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罗志如、厉以宁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五月第一版，1.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