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本雅明之死

　　本雅明在一九四○年自杀以后，似乎世界更加地安详和宁静。即使活着时，他那四处流窜和手足无措的行为方式，也根本没有引起人们多少注意，或者说，他就是想逃避人们的视线。他正是卡夫卡所指的那种人——“归根结底，他在一生中都是死者，但却是真正的幸存者。”而且，苏珊·桑塔格吹捧本雅明是“欧洲最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并引用本氏的论断指出“自由知识分子是一个灭绝的物种”。这就引发了我们的好奇：什么是所谓“自由知识分子”？他们灭绝了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还是从本雅明开始。首先我们要指出的是，他试图成为独创一派的思想者和文学批判家。但是，好像活着的时候没有获得成功。而且，这种梦想带给他的似乎只有厄运和早已预见的死亡。
　　本雅明一八九二年出生于柏林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家境殷实，衣食无忧。但是，作为一个犹太人，几乎从一出生他就感到了整个欧洲对犹太民族的排斥甚至仇恨。这种仇恨最终演变为“纳粹主义”，并成为逼迫本雅明自杀的直接原因。(由于纳粹的兴起，使得本氏被剥夺了公民权成了“黑户”，最后在流亡自由美国的途中自裁于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上。)同时，他也几乎从一出生起就熟悉犹太中产阶级为融入欧洲氛围而作出的委曲求全，并且旋即就发现了这种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绝望。但是，不是说到此本雅明就没有了活路——事实证明，犹太人是杀不绝的。即便在当时，犹太人向耶路撒冷大规模移民的复国运动也已经开始了。不幸的是，本雅明整个一生中都没有实心实意地接受这一运动。更重要的是，他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开始半心半意地宣布自己信奉马克思的观点。然而，这种声称并不代表他真的接受了列宁、斯大林为领袖的社会主义集团。事实上，在一九三九年临死之际，他才第一次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本雅明一九二六年考察苏联时没有像布莱希特一样移居苏联就一点不奇怪了。另一方面，他赞同布莱希特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以及对犹太复国运动的同情，又使自己不能完全见容于迁居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研究所”。这样一来，苏联、德国、以色列和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批判主义，都不十分欢迎本雅明的加入。然而，正是为人所拒的落魄，才造就了本雅明独树一帜的思想和文风。本氏的思想深邃、庞杂，具有前瞻性。比如，他在生前没有发表的《论语言》中预见性地提出“物的语言存在”、“纯粹语言”和“语言组成的统一运动”等三十年后才开始流行的语言哲学思想；他的“历史废墟论”(“没有一部关于文明的记录不同时也是关于野蛮的记录”)、“真理虚无论”(“真理拒绝把自己纳入知识领域”)以及注重事物原型和微小细节(反对宏大叙事)的种种主张，和今天的后现代主义不谋而合。本氏雄心勃勃地想把文学评论“重建为一种文体”，极力推崇讽喻、格言式警句和纯粹的引文(他曾计划写一本基本上由引文组成的著作)，因而文风晦涩。而且，加上本雅明行文诡异，所以他的文章难于理解。他申请教授资格的论文《德国悲剧的起源》被认为是不知所云。由于上述的原因，汉娜·阿伦特把本雅明划为“不能分类”的作家。并且，他也根本无力确立起自己的学派——即自己给自己归类。
　　再来看本雅明的生存实践。如果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他似乎是一个基本无所事事、不求上进的废物。的确，他一生也发表过几篇文章，被称为“作家”。但是，他写的东西不合潮流。因此，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却没有能在大学里谋到一个饭碗。他一生都没有一个职业，没有一技之长。而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他又是极其失败的，以至于不能养活自己，更不要说家庭了。然而，这么一个人，还有天生的好逸恶劳的恶习。他多数时间都在闲逛，好像在半梦半醒的状态里徘徊，几乎根本不考虑怎么去养活自己。刚开始，借口读书，他伸手向家里要钱。家里指望他毕业后会正经谋生，就提供了长时期的资助。三十好几岁了，他还和老婆(曾经也是学生运动的领袖)、孩子一起住在父母身边，以免自己付房租，其实他也付不起。他的生活，就只是关在房里思考，出了门就瞎逛。而且，似乎生来他就有一些贵族的癖好，其中之一就是收藏贵重的书籍。父母死后，他就只有离婚，免得连累妻小。最后，他只有去了巴黎——“闲逛者”的天堂。巴黎，也没有给他一个位置。他没有亨利·米勒的运气，更加没有后者“曲线救国”的媚俗。本雅明不明白：庸俗才是人的常态。巴黎的天空也只是附庸风雅的天空，否则它就会被众人推倒。在这种尴尬情形下，本雅明还有心追求所谓的真正的爱情。不用猜，他对苏联戏剧家阿丝娅·拉西斯(其时她已婚)的倾慕只能是南柯一梦了。那么，如此懵懂，他除了死，又还有什么出路？正如本雅明评论别人时所讲的，他是死于“不谙世事”。“不谙世事”者必死。同时代的海德格尔不是委身希特勒了？布莱希特不是投奔了苏联？人人都在想自己的后路。只有本雅明张皇失措，不知所终。但是，世俗生活的生疏和彻底失败，保护了激情不被迅速磨灭，给了他用于“真正的思考”的时间和“灵韵”。所以，正是如此不谙世事，才造就了本雅明。
　　回到我们一开始就提出的疑问：什么是“自由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的自由，应该指的是一种独立和准超然的社会观察者和知识生产者的地位。正如和本氏同时代的陈寅恪所言，知识分子应追求“独立之品格、自由之精神”。也就是说，他们是一帮核心社会之外的看客，并时不时地吆喝几声，为社会给出一点批评或叫好。因而，自由知识分子不是高人隐者，不问世事；也不是文化战线的同志，开制造什么供人民消费的精神产品的个人作坊。做隐者们实际上是被人间蒸发，其生死早已被人民置之度外。自由知识分子搞的东西，人民不感兴趣，因为不如“小燕子”那么乖巧伶俐和“贴近生活”；统治者也不感兴趣，因为他总要骂骂咧咧的、不服管教(即使是为了社会更稳定、生活更美好、政治更巩固)。所以，自由知识分子就有些里外不是人了。然而，他们还是怀着满腔的热情在那里指手画脚，希望人民能接受自己的忠告。遗憾的是，除了自由或不自由的知识分子的关心外，这些“真正的知识”问津者少得可怜。总的说来，自由知识分子处于社会的最边缘的部分，但从未打算真正从社会中出走，所以他们只能达到一种“准”超然的心态而不能真正超越。问题是，他们相信“超越”，并且要劝说人民接受自己的理想。自由知识分子忽视了一个问题：也许，成为真正的野兽而不是超越，人们会觉得舒服。
　　本雅明一共只活了四十八岁。作为自由知识分子，本雅明之死是他的高潮。他的死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有人讲本雅明是欧洲最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然后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就要绝种了。
　　本雅明的时代，在西方，所谓又一轮“知识分子政治化”过程已经快进行到最后。其实，自从知识一产生，或者说知识的生产成为可能，各种力量就开始窥觑其生产权。作为专职的知识生产者，知识分子占有了相当一部分令人垂涎的知识生产权。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和世俗权威、宗教权威都企图收编知识分子，以控制知识。所以，所谓知识分子的自由，为当权者不能容忍。一旦有机会，这一收编过程就必然要发生。在古希腊，凭借其贵族地位和对奴隶的剥削，知识分子可以保持一定的知识的自由生产。到了中世纪，由于基督教的异常强大，凭借其宗教特权的世俗化，知识分子的自由特权被没收。我们可以把中世纪的情况称为“知识分子宗教化”，经院学者就是典型代表。然后，到了启蒙时期，宗教的力量开始削弱，知识分子尤其是研究自然知识的科学家又获得了一定的自由，欧洲的知识分子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二十世纪，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知识分子开始丧失了其独立的经济基础，要靠自己的知识谋生，即必须受雇于某一阶级。另一方面，科学开始职业化，并且和政治牵连在一起，科学界的超然地位也因此而被取消。另外，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对人文科学基础的追问，使得后者的合法性受到极大的怀疑。人文学者无力为其知识的确定性辩护，因而知识的销售成了极大的问题，不得不更加依赖于政治的羽翼以求得基本的生存权。这就是“知识分子政治化”过程，也是知识分子失去其独立自由地位的过程。本雅明试图背离这一时代潮流，独立于时代之外。他与各种主流思潮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以一种真正的研究态度看待它们。所以，他的死标志着这种努力的彻底失败，同时也标志着“自由知识分子”随着上述政治化而最后灭绝。这样看来，自由知识分子只能在剥削的基础上存在。当然，这种剥削可以为社会所承认，甚至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前提是国家和人民承认他们带给整个社会的好处。也就是说，国家可以无偿地养活一群知识分子，并给予他们自由，不给他们提出任何任务。而自由生产出来的知识，往往不会是毫无用处的。
　　对比西方，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在先秦时期获得了生存权。先秦以降，尤其是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上述政治化运动就基本完成。也就是说，自那以后，中国就失去了自己的自由知识分子。到了后来，知识的解读和生产更是基本成了科举制度的附属品。科举制度强化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化倾向，并凝练出“学而优则仕”的教条。数千年来，政治对中国知识生产的绝对权威一直未曾松动。这也与封建大一统格局的稳定性紧密相连。所以，每到改朝换代，中国的学术、文化就异常地繁荣。典型的是两晋乱世和“五四”时期。在这样的时候，知识分子都尝试摆脱政治的阴影，重新获得自己的自由。然而，这种时期毕竟太短暂了，很快又恢复到政治的绝对话语权的统治当中去。相应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就很快流产。
　　从上面看来，在自由知识分子的眼中，知识的销售是不在考虑之中的，即知识的生产是纯粹为了生产知识而不是为了获得利益。当然，不考虑知识的销售，并不必然导致知识的滞销。因此，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庸俗化的传媒文人首先就要被排斥到自由者之外。而学院学者为纯粹求真而投身学问的例子，也基本上绝迹了。对于学者，学问首先是一种职业。职业要获得成功，销售知识是极其关键的。在中国，论文、专著的数量更是与学者们的职称和回报联系在一起。于是，生产什么知识，学院学者是没有决定权的。所以，利奥塔才有论断：权力和知识是同一问题的两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需要决定什么？当代社会是买方市场，知识市场也不能避免。那么，知识/权力似乎已经完全从知识分子手中让渡出去，而转移到购买者的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分子政治化过程就是知识市场化过程。这一过程无法避免，也无法回头。因此，当有人引用尼采的论断评价本雅明：“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我们要说，他的时代已经过去。
　　另外，知识分子需不需要对自身地位的自觉？这一问题，应该引起知识分子的关注。从这一点讲，对本雅明之死，我们起码需要一点基本的“兔死狐悲”的想法。按照辩证法，在某时某地，他们还会重生。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社会不能给自由知识分子一个稳定的空间，让他们自由地发挥？毕竟，在这个社会中，许多人群生存的合法性一样没有真正辨明。
　　(《本雅明思想肖像》，刘北成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四月版，17.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