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圣人心迹

　　康有为大约可算是中国近代史上名气最大且最有争议的人物了。第一个为其作传的弟子梁启超恭维他：“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南海康先生传》第一章)而康氏未去世前，却已有“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的联语盛传一时，既嵌入“有为”之名，又运用歇后语的方式，取《礼记·中庸》及《论语·宪问》中句，而分别隐去“妖孽”与“贼”，毒骂康有为是“国家将亡必有”的不祥之物，是“老而不死”的害人精。此种截然相反、各趋极端的评价集中于康氏一身，无疑与其性格及经历的传奇色彩大有干系。
　　平心而论，康有为一生应是功大于过，故“妖孽”之说不免意气用事。而生当内忧外患夹击、王朝摇摇欲坠的清末，国家将亡的时势倒确能酿造出震动一世的奇人。其号“长素”，虽自解为“思入无方，行必素位，生平最受用素位之义，故以长素自号”(陆乃翔等《南海先生传》上编第十三章)，但世人偏偏只信“长于素王”的谣传，谓其有以“素王”孔子自居之意。而康氏的言行，确也有利于助成此说。因少年时代即“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圣人也”(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第二章)，这一出自弟子之笔的郑重记述，已显示康有为志向远大，所期许之事业亦不在孔子下。康氏自撰年谱，于十九岁之年亦明道：“以圣贤为必可期，以群书为三十岁前必可尽读，以一身为必能有立，以天下为必可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因此，“康圣人”的绰号轰传人口，其中虽不无取笑的意味，在康氏本人，则未尝不私心窃喜。
　　“圣人”之行事自然非同寻常。康有为在求学时期的狂傲不逊，尚可以才高识精的常人之情推理之；而其寻找安身立命之所的悟道方法，便显得怪异而不可理喻，难怪“同门见歌哭无常，以为狂而有心疾矣”，似乎已离疯人不远。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同有“疯子”之称的章太炎，不被理解几乎是所有“造时势之英雄”的“先时人物”(梁启超语)不可避免的命运。而正是在这种几近疯狂的玄想方式中，康氏才发见了成为其日后终身信奉不变的思想体系。这些精神的漫游，又都与“圣人”的思绪相沟通。在礼山草堂的初次“绝学捐书”、“静坐养心”，令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次年入西樵山，居白云洞，“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经过此番涤心荡腑，再加以西学的接引，自觉尽采中外之精华的康有为，于是豁然贯通，“自生物之源，人群之合，诸天之界，众星之世，生生色色之故，大小长短之度，有定无定之理，形魂现示之变，安身立命，六通四辟，浩然有得”，因而了悟大同世界终必可至，现下则时时刻刻以救世为己任(见《康南海自编年谱》)。
　　若论救世，康有为可谓躬逢其时。故思敬称康获闻德占胶州湾后，“拊掌喜曰：‘外祸亟，吾策行矣。’”(《戊戌履霜录·康有为构乱始末》)对国难幸灾乐祸，固然是政敌一方的拟揣、诬指之辞，不足信。而康之出名，确以外患日深为契机，倒也不必讳言。但康氏又并非只是风云际会，趁时而起，作为“先时人物”，他还有见微知著、首开风气的胆识。其一八八八年第一次上书清廷，虽貌袭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以关外祖陵崩塌为由，吁请光绪皇帝下沼及时变法，而其实不过是数年来潜心研习所得，一旦而发之。以一名未曾中举的诸生而欲直接奏陈皇帝，又为朝野厌恶的西学鼓吹、张目，其不得达本在意料中，但康氏之为大勇者的品格亦得以显露。“冒死上书”并不是康有为事后的过分渲染，即使是庸人、守旧者口中的“危言耸听”，也还需要胆力方可说出。所谓“甲午款夷后，朝政多苟且。上下皆知其弊，以本朝文禁严，屡兴大狱，无敢轻掉笔墨讥时政者”(同上)——出自胡思敬笔端的记述已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幸好光绪不是昏君，嗣后见康有为第五书中“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见煤山前事也”诸语，心中明白，故不加罪，反大感动，许以“非忠肝义胆，不顾死生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陈于朕前乎”(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康有为向用始末》)。于是，康氏施展其平生所学的政治机遇终竟来临。
　　“百日维新”实乃康有为一生最风光的时期。拟奏折，上条陈，备顾问，康有为忙得不亦乐乎；黜旧党，用新人，颁政令，光绪皇帝的砝码也明显移向康氏一边。此时，光绪的命运已与新政融为一体。到头来，为报答“英主”的知遇之恩，也为挽救即将被扼杀的变法事业，康有为又谋划借袁世凯的新军“兵谏逼宫”，迫慈禧完全放弃控制朝政的权力。这虽是一着险棋，却不失为绝处求生的唯一方案。既是宫中密谋，知情者自是越少越好。事后，由于各种因素的牵扰，或夸大其辞，或有意隐瞒，来自政变一方的可能是诬陷，出于流亡一方的可能有别情，使得这一流产的“前政变”成为聚讼纷纭的公案。张伯桢的《南海康先生传》，以及梁启超的《康有为向用始末》、胡思敬的《康有为构乱始末》、王照的《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基于各人立场之不同——张、梁为康氏弟子，梁、胡二文则从题目上即构成对立，王氏属于维新派中的与康不合者——诸文不仅自多种角度记录了“戊戌新政”的全过程，而且对密诏及兵谏作了不尽一致的陈述。揣摩其间的缝隙，探究历史是如何被叙述的，应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情。
　　既然有“素王”之称的孔圣人曾以大司寇行摄相事，康有为之企望作王者师、登宰相位，也应该算是亦步亦趋、心迹相同。只是，孔子尽管可封予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等诸多头衔，而历代皇帝所承认的“大成至圣先师”名号，毕竟最为人知晓。无独有偶，康有为虽然因倡导变法、力行维新的政治施为而名垂青史，其弟子们却异口同声地礼赞其为大教育家。自梁启超首发“先生能为大政治家与否，吾不敢知；虽然，其为大教育家，则昭昭明甚也”(《南海康先生传》第五章)之论，继而“通力合作”撰写《南海先生传》上编的康门众弟子也沿袭此说，而谓之“先生之为何人物不可定，若其教育之成效已昭昭矣”(第十章)。万木草堂当然不是中国最早一所新式学堂，也比不上宋明讲学家的门人成百上千，然而，其间人才辈出，极一时之盛，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过早去世的陈千秋、曹泰不必说，长期追随康有为的门生中，梁启超可算是最知名者，余外如徐勤、麦孟华、欧榘甲、韩文举、罗普、潘博、陈焕章等，也均为近代社会的活跃人物。虽不能完全排除因缘时会的成分，“名师高徒”总有其久经验证的道理。
　　康有为自行创立的草堂学风，诚属新旧杂糅。论授课内容，则“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第三章)。最受欢迎且康氏本人最感兴趣的是讲“学术源流”，至今流传下来的几种讲义记录，均出自此课。论说中国古代学术演变时，即援引西方事例，而突出公羊学说，变法思想自然贯穿其中。设置“乐舞”一课，亦合古代礼乐与西方体操为一体，虽取自新式学堂，却又有传统根据。立“学长”，有学生自治之意；建“书藏”，为公共图书馆之雏形；备札记簿，师生间可自由讨论。凡此，均有益于培植学生的才干，开阔治学的思路。“其为教也，德育居十七，智育居十之三”(同上第五章)，故而向后虽流离海外，弟子们均患难与共，从之益坚。康氏的讲学风格也令人着迷，从学者于此多有回忆：
　　康师每次讲授，必先标讲题于堂上。届时击鼓三通(编者按：因经书有“入学鼓箧”等说法，故以击鼓集众为行古之道。)，学生齐集，分东西鹄立成行。康师至，左右点首，乃升座。学生依次分坐，中为师席，两旁设长桌东西向。……康师讲学不设书本，讲席上惟茶壶茶杯，余无别物。但讲至及半，馆僮必进小食，点心、粉面不等。盖康师娓娓不倦，辄历二三小时，耗气不少，故须食料以补充之。……上堂讲授，历时甚久，而八字着脚，到底仍不懈也。(卢湘父《万木草堂忆旧·草堂学风》)
　　先生每日辄谈一学，高坐堂上，不设书本，而授古证今，诵引传说，原始要终，会通中外，比例而折衷之。讲或半日，滔滔数万言，强记雄辩，如狮子吼，如黄河流，如大禹之导水。闻者挢舌，见者折心，受者即以耳学，已推倒今古矣。(《南海先生传》上编第十章)
　　而善用重锤之法，“大棒大喝”，“或不能受，一见便引退；其能受者，则终身奉之”(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第五章)，也是康氏多得杰出弟子的原因。
　　此等风采，直至康有为晚年亦不稍改。逝世前一年，康氏又在上海办天游学院，全始全终地印证了弟子们许以“大教育家”的预言。讲学仍是“始则训勉，继则泛谭，由甲起乙，由乙起丙，以至国际形势，国内变化，几至无所不言。康氏时年六十有九，气壮如少年；每发一问，则滔滔不休”。甚至“志大言大，好高骛远”也一成不变，“晚年讲学，常有盛气”，“处处欲为第一人，若谓其学某似某，则非其所喜”。其著作之整理、出版，万木草堂弟子张伯桢固然出力甚多；而身后遗稿汇刊、年谱续写，则天游学院门人蒋贵麟、任启圣实在功不可没。假如考虑到康有为晚年已为落伍人物，弟子之忠心却数十年不变，其人非有强大的人格魅力，恐不易办到。早期弟子已以“从古教主”之气象比拟之，故康氏门徒有取号超回、软赐即胜过孔门诸贤的传说；晚年的康有为更是“从心所欲”，直接道破其教主心思，天游学院虽只二十余学生，在康氏口中则好有一比：“耶稣有门徒十二人，尚有一匪徒在内。今其教遍于天下，岂在多乎。”(任启圣《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而东圣西圣又是此心同、此理同，康氏所追步者其实还是已被尊为孔教教主的孔子。
　　好为人师的康有为，并不满足于万木与天游的坐帐收徒，而更喜欢随处发现人才，充当保护者。由于康氏具有艺术家气质，善书法，喜收藏，对其时崭露头角的年轻画家刘海粟、徐悲鸿，便能慧眼识拔，主动收纳为弟子。与刘海粟的遇合最见康氏性格：在“天马会”的联合画展上，康有为因特别欣赏刘作，即“于人丛中遍讯海粟。会海粟至，便呼海翁，极口称其画之雄桀，引为忘年交，握手纵谈若不足”。不仅邀至家中，出其古今中外绘画藏品使刘氏尽情观赏，并且当面提出“非收你做学生不可”的要求。当刘氏问起“我跟您学什么呢”的时候，康有为也毫不谦让，表示要讲书法，而且果真尽心传授，“教同子弟”。迨模特事件引起军阀孙传芳干涉，康氏担心刘海粟的安全，竟不顾年迈，一日三次赶去美专，劝刘离开(刘庸熙《志存天阁》及刘海粟《忆康有为先生》)。如此输心相待，自能博得弟子辈的终身敬仰。即使政见不同，既有私谊，康氏也便全心爱护。刘海粟的直言敬佩康之政敌孙中山，李可良的坦承其为国民党青岛党部的执行委员(李可良《我印象中之康有为》)，虽令康氏失望，政治保护的责任却仍一力担当。
　　与晚年短暂的重温讲学旧梦而得善果相比，一九一七年重作冯妇、参与张勋复辟，却在康有为最后的政治生涯中留下了不光彩的一笔。康氏并非老悖，作错了事的原因多半还在性情。当年与之分道扬镳、加入讨逆军且对其师颇加斥责的梁启超，毕竟最了解康有为，祭文中回首往事，才说得出如下体贴亲切之词：
　　复辟之役，世多以此为师诟病，虽我小子，亦不敢曲从而漫应，虽然丈夫立身，各有本末，师之所以自处者，岂曰不得其正，思报先帝之知于地下，则于吾君之子而行吾敬，栖燕不以人去辞巢，贞松不以岁寒改性，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毅然行吾心之所以自靖，斯正吾师之所以大过人，抑亦人纪之所攸托命，任少年之喜谤，今盖棺而论定。(《公祭康南海先生文》)
　　端赖梁氏一枝生花妙笔，康有为的“附逆”才不只是其情可恕，更显示出人格的伟岸。谓之“顽固不化”也好，谓之“独立不迁”也好，其定力确令人佩服。治学则标榜“吾学三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节)；从政则为始终如一的君主立宪派，无论形势如何变化，康氏总是以不变应万变。比起惟利是图、毫无操守的政客，康有为的不变自有其可爱处，难怪政敌一方对此也不乏美言。后人虽称道孔子是“圣之时者”，而孔丘本人心心念念却只在“吾从周”。“从周”可以复古为变革，也可因好古而守旧，因此，康氏的举止仍可谓圣人作派。
　　而即使只与康有为略有接触的人，对其“好游”之性也必印象深刻。孔、孟的周游列国，“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行踪尚限于九州之内。百日维新失败，被迫流亡海外，倒使得康氏的游历远广于其一心取法的先圣先贤。晚年常用的一方印章：“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四(一作“六”)十万里。”文字中便充盈着自豪之情。即便留居国内，康氏也不喜株守一地。早年的讲学桂林，半是为广泛传播思想、培植维新人才，一半是爱此地“山水极佳”(《康南海自编年谱》)。归国后，虽仍有强烈的导师意识，可惜当年的如痴如醉、从者如云已是盛况不再，传道成分尽管大为减少，康氏的游兴却一如既往。今人记述的《康有为在西安》、《康有为在金州》、《康有为在桂林》、《康有为在偃师》，标题已明白展现康氏的足迹所历，南北东西遍布四方。只因乐于走动，故而“狡兔三窟”。除安家上海，有愚园路住宅一所外，康有为又在杭州筑“一天园”、青岛筑“天游园”两座别墅。其中“一天园”选址于西湖边，风景绝佳；青岛则为避暑胜地，崂山风光亦值得留连。康氏最后之逝世青岛，而非寿终正寝于上海家中，也多少有点象征意味。何况，择墓青岛象耳山，本为事先的安排，康氏的青岛之死，竟是有意为其漫游生涯画上完满的句号。
　　“好游”的性格根据是“好奇”。以康有为之不甘平凡，说话总要语惊四座，做事力求惊人之举，其出游沿路自然少不了轶闻故事。早年在桂林，于雷电交加之际游兴大发，登望江亭，“观赏雨景，即指示声浪、光浪、电浪之原理”，又率弟子游山，“沿途各摘花在手”(廖中翼《康有为第二次来桂讲学概况》)，正是作意好奇的佳话。而晚年哄传一时的“圣人盗经”，便既有新旧文化斗争的背景，也不能排除个性之累的因素。康氏之初心应该还是出于艺术鉴赏家保护文物的念头，而其刚愎、夸张的做法引起陕西人的反感，则酿成一场不小的风波。如今查考当年这场公案，即使对康有为全无好感的知情人，如马凌甫、刘安国诸人之文，均证明南宋刊刻的《大藏经》其实并未带走，康氏“盗经”之说乃是经过夸大的误传。而其后人回忆康有为尝有开博物院的设想，大约占有的欲望之中，也还存着一些可嘉许的动机。
　　最后，关于康有为的去世，也颇得孔子“知天命”的精义。身边弟子述其七十寿诞后，即“‘亲自检理其平生最爱之书籍，及自著稿件等，彻三昼夜不稍息。又周览庭园，于一草一木，皆加意抚摩，有依依之意。语家人曰：‘吾其与上海永别矣。’”至青岛，“越数日草赐寿谢恩折，写未数行，辄痛哭，写竟告家人曰：‘吾事毕矣！吾事毕矣！汝等可珍重此稿。’并印二千份分送同人及故旧”(麦仲华函)。不数日，即去世，而上距其祝寿之日不足一月。能够预知大限，使得康有为之死非同寻常，而充满了神圣意味。
　　如何评价康有为，康氏生前既未有了断，死后至今仍是众说纷纭。其他不论，只此争说功罪，已足够确立其历史显要地位。而评说的困难，也未尝不与康氏本身的诸多矛盾相关联。最称知己的弟子们已有如下经典性的叙述：
　　先生日言戒杀，而日食肉；亦称一夫一妻之公，而以无子立妾；日言男女平等，而家人未行独立；日言人类平等，而好役婢仆；极好西学西器，而礼俗、器物、语言、仪文，皆坚守中国；极美民主政体，而专行君主；注意世界大同，而专事中国：凡此皆若甚相反者。(《南海先生传》上编第十三章)
　　其矛盾性又因身处“过渡时代”及康氏本人的强毅性格而格外突显。评论者站在不同的立场，自然会产生相异的理解，本不足为奇。何况，孔子在现代中国的地位既也曾大起大落，云泥异路，康有为之被人褒贬毁誉，亦不过是其心期孔圣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六日于京西蔚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