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口号背后

　　有一天偶然想到，描述中国近些年的变化，最佳的办法或许可以用一串口号表示。
　　这里所说的口号，特指诞生于民间的。某一天忽然被人说出，大家觉得心里一亮：哎，是那么回事。然后一时之间，众人纷纷引用之，挂在嘴边，成了这个时代语言中的时尚。
　　第一个具有这种特征的口号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它的原型其实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从我做起”，是清华大学化工系七七级学生率先提出来的。这个看起来有点社论腔调的句子在历史的起承转合中却有着“转调”的意义，其后接踵而至的事实一层层地把它推到首开变之先声的位置上；恐怕当时谁也没意识到，正是这句正统得近乎官话的口号，却第一次以集体的名义把个体放出来了：“我”成了一个关键词。在此之前，“我”早已完全奉献出去了，它成了被牺牲掉了的一个词。说起国家这种大事，常用的第一人称代词是“我们”，“我”算老几？
　　其后便有一句“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一石激起千层浪，经由对它的始作俑者、一位自称“潘晓”的人的批判，从八十年代初开始直至八十年代中期，却迅速完成了这句话在青年群落中的传播。那时的每个人都开始深思潘晓提出的问题：人人都是自私的吗？其实这也是一个个人价值的去留问题。在一片“商榷”声中，“我”以独立的身份上台了。
　　其后就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相对于“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这真是个好包装。那偏激的叛逆分子换了套衣服一下就成了正面人物。“我”由此登堂入室了。
　　现在，年轻人有点追求的，喜欢说的词儿又变了——“自我设计，自我实现”。哈，“我”唱独角戏了吧。
　　我们放大点儿胆，睁大点儿眼，便又发现：“我”的变迁刚好与国事的变迁形成一对同构：从重视经济建设，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的内里一层是，从经济成为国家最重的砝码，到经济成为衡量城市和企业的标志，到经济成为衡量人的标志，物质的地位一步步上升。而建国三十年里，我国的社会价值里是没有物质这一栏的。“我”实际是在这里面渐变的。“我”是什么？“我”就是个人利益，“我”就是物质追求。从经济利益出笼到社会与个体利益并行再到市场经济，经济利益的个体化必然导致价值的个体本位。作为大陆情结，一对中国人挥之不去的词——贡献和索取，是与“我”和“他人”互为表里的。八十年代之前是“只贡献，不索取”，八十年代中期是“按劳取酬”，九十年代是“多贡献，多索取”，作为人生选择的结果，这种变化体现在中国高校之间的一系列民意测验里。
　　于是想起一句马克思：“‘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的物的关系中产生的。”真像刚刚为此作注。
　　社会的零零碎碎聚流成渊，渐渐内化到人们的心里。口号是这种内化完成的标志。内化一旦完成，即会形成真正泛及全社会的变化。口号显示的是风景中的风景。看看今天，诸多社会风景翻翻滚滚千变万化令人眼花缭乱，却不过是这个“内部风景”的外部影像罢了。“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东西而已。”还是马克思的话。社会变化的内化过程实际上也是价值观念的形成过程。不过两种变化还相互推动，最后我们往往发现：居然是内化占了上风、成了源头。万变之宗，毕竟是人民创造历史嘛。
　　“我”出来了，但“我”的目标又是什么呢？于是，做人模式也相对应地一层层嬗变了。这种嬗变表现在文学、电影等各式艺术里，也表现在一茬茬人的追求里。先是“好人”模式，实际是物质未登场前的精神至上；随着改革、竞争这些词儿，“强人”上台；但改革并非一改就好，竞争好像老不能公平，“Fair P1ay”不时宜，“强人”面前墙壁多，客观之不可求，主观上总可以求吧，于是“完人”出现了——他追求自我，完善自我；后来，“完人”也不行了，大家都被按钱分等了，没有钱便无法“完”，于是精神表达里出现了“凡人”：世俗里有大美，世俗里有人生。精神贵族、文化贵族的自守抛弃了，大家都一样是人，都一样生在世间。多好的理论退却，多好的自我安慰。
　　今天的口号是什么呢？好像没什么了。口号大抵是一种理想，而理想成了“新忌讳”，如同“物质”是十几年前的忌讳一样。现在的观念多多少少都有点非观念，非意识形态是今日的意识形态。如果硬找点儿观念，一个频率极高的词儿是“潇洒”：物质终于对一切精神玩味都进行了冲击，既然坚持不住了，索性不坚持落个舒服。嗨！随意点儿，甭上火。
　　看懂了口号，多少也就触摸到了一个时代的真实。
　　一九九四年三月五日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