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访雅克·塞巴谢教授

　　我对雅克·塞巴谢先生生平原来所知不多，只听说他是工人家庭出身，在三十年代，由于有人民阵线，才受到了高等教育，因而，思想倾向进步等等。但我确实知道他是一个大学者，名教授，他拥有权威的天地，不是在报刊杂志的专栏中，也主要不是在巴黎那些书店和图书馆里，他发表文章甚少，论著也不多，但是，在巴黎大学，他却赫赫有名，他是公认的法国十九世纪文学专家，雨果学的权威。在索尔朋古老教室的讲坛上，他旁征博引，滔滔不绝，说古论今，宏论精义，仅仅是雨果一首诗的头两句，他就可以讲上两节课，他的学力，他的口才使得巴黎大学那些自命不凡的学子不能不折服，不能不敬佩。
　　我算是搞过一点雨果，因此，在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沈君与金君一致认为，我应该去和雅克·塞巴谢教授见面谈谈。
　　外交部文化技术司作好安排后，我与金志平同志在两位“博士”陪同下，一行四人就浩浩荡荡来到了塞巴谢教授的家里。出来迎接的是教授先生本人，他的头发几乎全都白了，可是脸色红润，精力充沛一眼就可以看出年龄并不大，恐怕不会比我大上十岁。
　　塞巴谢教授是一位思想活跃、口才敏捷的人，我还只来得及告诉他我是来巴黎考察法国文化现状的，他就把话题接了过去。他首先表示谦虚，声明他对当代文学并不熟悉，只是一个爱好者，他的领域是十九世纪，而且只是十九世纪中的一部分，研究面并不宽。不过，他听说我已经见了一些法国知名作家以后，就在我所列的名单中又补充了一个名字：乔治·西默农，显然是建议我去拜访，以弥补我那名单的不足：
　　“我认为西默农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一般人对他不大重视，甚至有些轻视他，事实上，他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认识远比一般人深刻，而且，他的作品具有高度的精确性，那怕是一个细节，也写得象百科全书一样准确，因此，读他的作品，有时就需要下一番考证的功夫”。
　　西默农就是那位其《黄狗》在中国已经有了三个不同译本的作者，他现在住在瑞士。我对西默农并不“轻视”，甚至还很有好感。他写了不少侦探小说，但他的这类小说注意人物性格塑造，着力表现案件的社会根由，以展示不合理的人与人的关系，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有相当深刻的揭露。这样一位作家当然应该在法国当代文学中享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可是，我在巴黎要做的事太多了，对西默农先生，只好留待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再说了。
　　我本来并不打算与塞巴谢教授谈法国文学创作的现状，因为这不是他的本行，我想和他谈的是法国文学研究的现状，我赶快补充了我的来意，把走了题的谈话拉了回来。于是，塞巴谢教授向我介绍了法国文学研究，特别是十九世纪文学研究的发展情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学术界主要是以传统的方法进行研究和评论，注重历史材料，也注重文学作品的细节。一九五○年至一九六○年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反传统的研究方法盛行起来，这种方法特别表现在借助其他领域的研究手段，比如说，从语言学的领域、从社会学的领域去找方法等，这倒引起了研究界的变迁，这使人们的视野扩大了，提出了大量有待研究、有待解决的问题，不过，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的结果并不理想，我认为这是一种失败的研究方法，它的失败在于，研究者好大喜功，标新立异，忽视平凡的细致的艰苦的研究，实际上，对作品中那怕是一个，细节的认真研究，对更深入理解一个作家也是很重要的，在其他的学科里，凡是成功的结果，都是立足于细致、认真、艰苦的研究上的。目前，研究界又恢复到对文学作品本身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很注重版本的比较，甚至还认真研究手稿。”
　　塞巴谢教授的这段介绍，先是使我想起了法国学术界对十九世纪文学的一些引人注意的研究成果，如《巴尔扎克与世纪病》、《斯丹达及其时代的社会思想》、《斯丹达的精神生活》、《阿尔封斯·都德的学业年代》、《巴尔扎克作品中的创造》，等等，这些论著都显示出法国传统的文学研究的长处：资料翔实，求证细致，我不敢说它们在法国学术界就是权威性的论著，但至少对我们研究法国十九世纪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深入的见解。塞巴谢教授讲的第二阶段，使我想起了五、六十年代在法国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中共同的一股反传统的潮流，在小说方面有“新小说”，在戏剧方面有“荒诞派戏剧”，在散文方面甚至也有“反回忆录”，而在理论批评、学术研究方面，就是“结构主义”批评的出现了。这些反传统的派别的出现，的确扩大了艺术创作的天地和理论批评的视野，不过，理论批评中的这种新的倾向，在我个人看来，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一些较次要的方面，而忽略了主要的关系即文学作品与时代社会的关系，因此，难免走入岔道。至于目前法国研究界对作品的细节所进行的研究已经发展到那样细致的程度，以至对人物的服装式样、家俱的陈设都有人撰写专题论文，固然说明了法国文艺科学的分工日益细密，但如果形成一种倾向，就未免成为另一种偏颇。说来说去，我还是特别欣赏法国理论批评中斯达尔夫人——泰纳这个传统，他们从社会制度、从民族的心理状态与习俗，从全社会全民族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气候、地理环境去考察文学，对文学现象作出论述和说明，因而写出了既从实际出发、不忽略细节、又达到了理论概括、提供了宏观认识的有科学价值的篇章。我认为，这是法国文学理论批评中的一个优秀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斯达尔夫人的《论文学》与泰纳的《艺术哲学》可以说是两部格外有光彩的论著。而在二十世纪，这种大家、这种“高峰”式的论著就少见了，大多数论著如果不是流于标新立异的空论和玄谈，就是过于陷入繁琐的材料堆。于是，我向塞巴谢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即上述优秀传统在目前法国研究界所占的地位究竟怎样？
　　“这个传统正在复兴，许多学者正开始重新注意把文学放在政治、社会、历史和整个思想意识的背景上来加以考察”，塞巴谢教授没有作更多的介绍，也许在他看来，仅仅在开始复兴的东西还没有什么值得加以介绍的。
　　我还想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又谈到法国是社会阶级论的发源地，在十九世纪中法国历史学研究中出现了强大的社会阶级学派，其中从梯也里到米舍莱、基佐，都写出过有价值的论著，可是，在我看来，今天，法国却似乎没有出现足以与以前比美的强大的社会阶级论学派了。
　　塞巴谢教授对研究的现状和他的同行似乎兴趣不大，而宁可谈谈十九世纪的那些大学问家，他接着我的话题，也谈起上述的那个学派，特别是对米舍莱表示了他的重视与欣赏。
　　“米舍莱与梯也里、基佐等人还有不同，他重视经济统计学、社会贫困、儿童命运等社会问题，他还很注意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的反抗在意识形态中的反映，包括女巫故事等。目前，在法国对于这个学派的传统的研究有两个分支，一种是进步的，另一种恰巧是反动的，因为对待同样的材料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可见，材料问题是一回事，研究者的立场又是一回事，法国就有这样的学者，从反动的立场去研究米舍莱。还有的人说，米舍莱的思想是十九世纪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是似是而非的论点，因为米舍莱虽然当时是维护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可是其历史作用并不限于此。”
　　我很高兴听到塞巴谢教授的论述和分析中有阶级论的成分，于是，我又向他提出法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根源问题，既然他是十九世纪文学的专家、雨果学的权威。当然，这是法国文学史上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因为，浪漫主义并不是一个阶级的文学现象，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具有自己的浪漫主义文学，而两者又有某些共同的表现形态，这样，对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根源的分析，就既不能脱离阶级论，又不能仅仅限于阶级论，而必须考虑到全民族、全社会的某些条件和原因。对此，我当然想听听塞巴谢教授的分析。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塞巴谢教授表示了一种特别的谦虚：“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也难以说清楚。不过，我想引用斯丹达的这样一句话：‘浪漫主义，就是一个世纪的青春。在浪漫主义的概念里，凡是向往自由的就是浪漫主义的。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政治形势，使得当时年轻的一代深感失望，他们要求自由，因此，有了浪漫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浪漫主义这个运动一直没有完结，包括我们今天，仍有可能产生浪漫主义。”
　　他对浪漫主义的这番解释，当然与我们国内的文艺学和文学史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塞巴谢教授所说的浪漫主义的根源，应该到人们对于自由的向往中去找，反过来，只要是对自由的向往仍是人类的一种需要，浪漫主义就不会是过时的，它的再度产生也就可能。我觉得这个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全面。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的产生首先与资产阶级在复辟时期要求政治上的自由与文学上的自由有明显的关系，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主将雨果，就曾明确地说过，他们浪漫派在当时的目的，就在于争取“文学的自由主义和政治的自由主义能够同样地普遍伸张”。这当然是一种特定的社会要求，显然还不能只从人类某种抽象的要求来加以解释。何况，法国浪漫主义不仅有资产阶级的，还有贵族阶级的，对于后者，当然不能说其根源在于对自由的要求，而从这两个阶级的浪漫主义有共同的表现形态——如对夸张和想像的追求、个性的发扬与膨胀、主观色彩的浓烈，等等——来看，法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根源，恐怕还在于大革命后、恐怖时期刚过去的那一段特定时期里全社会追求奇特和幻想、崇高自我和主观的普遍心理状态。
　　塞巴谢教授正讲完了他对浪漫主义的见解，从楼下上来了热情殷勤的女主人。她不但很快就从厨房里拿出早已准备好了的小点心和零食，还同塞巴谢教授一起邀我们共进晚餐。虽然我毫无思想准备，但还是被教授夫妇的一片热诚所打动，很快就共进晚餐的问题达成了协议。
　　之后，我和塞巴谢教授继续谈法国十九世纪文学问题。我说，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不仅在法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黄金时代，而且在全世界人类的文学发展过程中，也是一个高峰，这样一个高峰的出现当然不是偶然的，它有文学发展的“流”的方面的必然性，也有社会现实生活的必然性，那末，塞巴谢教授对这些必然性有什么见解呢？
　　可是，塞巴谢教授并不承认我上述的前提，他说，“我认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并不比十九世纪的逊色，以作家为例，当代的阿拉贡在声望上可与雨果、巴尔扎克比美，让·热内与萨特都是如此。对于萨特，有些人不喜欢他，但他确实是一个正直、诚实、明智的象征，还有一个作家叫塞利纳，可以说是另一个奇特的高峰”。接着，塞巴谢教授针对我谈的问题发表了一点理论性的见解：“法国曾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战争中，它曾制造了适合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需要的意识形态，这在文学上也有表现，可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也大有人在，当然也就有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艺术，所以，一个民族在文学上的黄金时代，一定是人们在政治问题上、在社会问题上有话要讲的时代，不仅法国如此，西班牙、英国、美国都莫不如此。”
　　我并没有因为塞巴谢教授在对法国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文学的评价上和我有不同意见而感不快，相反，我觉得这样交换意见，才可谓真正的“对话”，何况，我对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并无偏见和恶感，因此，虽然我并不完全赞同塞巴谢教授对当代文学的评价，但的确还是乐于听听他这不同意见的。
　　接着，我们开始谈雨果。当然，先不可避免要谈到拉法格对雨果的评价，既然他们两人都是教授先生的同胞。我客观地介绍了一下拉法格的论点在中国的影响而没有带自己的观点，以至，据我猜想，塞巴谢教授可能以为我是拉法格论点的赞同者，他说：
　　“拉法格关于雨果的论述是典型的粗暴批评，这并不是一种合理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拉法格的毛病在于他不懂得意识形态具有可塑性，一种意识形态往往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把它的作用发挥到恰到好处，而他，却不看雨果在那种社会条件下所发挥的作用，甚至把他当作阶级敌人一棍子打死，这样做实际上对资产阶级有利。而且，拉法格的批评方法是片面的，他专道他人之所不道，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事实上，在过去法国所举行的雨果纪念活动中，曾经展出过很多很多文物，它们都证明了雨果是非常进步的，而攻击他的人显然是错了。”
　　然后，他又由此对文学研究的方法发表了一点意见：“文学研究和医学科学一样，最大的问题是要注意到个别性，医生懂得所有的病症，但他面对的始终是一个个别的病人，因此，诊断就不能千篇一律，文学研究也一样，它所面对的书本和篇章，犹如每个个别人的血肉，要以具体分析的态度去对待才行。”
　　塞巴谢教授对拉法格激烈的批评，可能不一定能为中国批评界一些同志所接受，但我以为他所讲的意识形态的可塑性，却有一定的道理，它使我想起了瞿秋白同志所指出的拉法格的缺点：“没有充分的看到资产阶级的分化，而在考察文艺现象的时候，几乎完全抹杀了小资产阶级和非阶级化的资产阶级知识阶层的作用。”至于他对文学研究方法的上述见解，无疑是相当精辟中肯的，这对于我们分析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和阶级思想家颇有参考意义，每一阶级作家固然有其相同的共性，但用同一个批评模式去套用，实际上就失去了文艺批评的意义和科学价值。
　　而后，教授先生又触及到雨果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雨果的人道主义问题。他这样坦率地表示他的态度：“我所尽力维护的东西是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结合。我和我的妻子在一次旅途中遇见了法共老一代著名的活动家加香，我认为这个人是法国人道主义传统的一个象征，我当时听他这样说过，要实现人道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结合，道路是艰难的，但我们决不要灰心丧气，世界的那一端有个中国，正在变成红色的中国，世界将因之而改观。与加香相遇这件事，我永远也不能忘记。当时，在加香身边的是著名心理学家勒南的女儿，而勒南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由此可见，真正伟大的思想家，与全人类的心都是息息相通的。”
　　塞巴谢教授所谈的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远远不仅关系到雨果、甚至远远不仅关系到文学。我知道，他的这个观点在相当大的范围里有代表性，包括西方的共产党、工人党。在我看来，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人类历史上优秀思想成果的继承，当然包括革命的人道主义，但共产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科学的社会真理，显然又远远高出一般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特别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因此，我很理解塞巴谢教授的善良愿望，但我对他的观点不能不有所保留。
　　为了更好地说明他对雨果的感情，他邀我们到楼下的书房去看看他所存的有关雨果的文物。于是，我们就来到他大门口旁边那个房间里。
　　塞巴谢教授先拿出一本又旧又黄的画册，薄薄的，只有十几页，封面画着雨果的头像，旁边有“正义”一词，画册的标题是《雨果笔下的图景》，作者是斯太恩，出版于1902年，是雨果诞辰一百周年时的纪念出版物之一，封面上还标有“1802—1902”的字样。
　　“这些画，都是根据雨果在作品中和在文章中对拿破仑第三的帝国的揭露和谴责画出来的，把雨果的立场态度、思想观点表现为漫画，这画册本身就说明了雨果在当时的进步性。”
　　我当然很感兴趣，于是，就在塞巴谢教授的书桌前逐页仔细地看了一遍。每页一画，共有八幅。我知道，这些漫画都是根据雨果的诗歌和政论中的原意绘制出来的，忠实地表现了雨果对第三帝国时期法国帝国主义内政外交政策的揭露和抗议，可以说是雨果进步的立场和战斗精神的写照。我刚看完了一遍，还没有来得及再看一遍，塞巴谢教授又取出一本很古老的小书给我看，它倒不薄，可是只有一个录音带那么大小，我一看封面：
　　“《惩罚集》！最初的一个版本！”
　　“是的，这本书是在国外印刷装钉的，装钉得这么小巧，是为了便于秘密地运到法国境内，因为，这部诗集在当时在法国国内被禁。”
　　这就是列宁称为“充满革命气势”的诗集！过去我读《惩罚集》时，其中那些像投枪一样掷向拿破仑第三的诗句，就曾以悲愤的正义力量、磅礴的革命精神给我以深深的感动，然而，那些都只是从书面上得到的感受，而眼前的实物却是这样具体，它似乎是一个缩影，清楚地呈现出了当时革命者、进步人士如何把它偷运进国境、而它又是如何在人民中秘密流传的情景，于是，我向塞巴谢教授提出了一个要求，我要拿着这本诗集和他合影。他当然欣然同意了。
　　他看我对这十九世纪的“宣传品”如此感兴趣，又拿出了一篇篇像传单一样的印刷品，它们都很古旧，格式和那本诗集一样，也像录音带那样小，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印成单篇的《惩罚集》中一些诗或雨果的杂文政论，这些诗和政论的传单显然也是当时的秘密宣传品，而且，它们以传单的形式出现，似乎更标明了它们作为革命宣传品的性质。
　　接着，塞巴谢教授又一一向我展示他书房里那些数不清的“古董珍玩”：
　　这是雨果揭露拿破仑第三发动反动政变的小册子《小拿破仑》的第一个版本；这是《悲惨世界》的最初的出版广告，它指出这举世闻名的长篇开始写作于一八四八年以前，一直到雨果流亡国外才最后完稿，它还介绍“这是一种描写社会苦难的史诗般的作品”……；这是《巴黎圣母院》一八四四年版，它是这部小说的最好的插图本；这是十八世纪著名小说《吉尔·布拉斯》珍贵的一八二○年版；这是法国资产阶级浪漫派文学的先驱斯达尔夫人的小说《苔尔芬》一八○九年的原版；这是A·凯凡的《社会主义哲学》，作者是米舍莱的好友，这本书论述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是十九世纪中很有价值的论著；这是法国十九世纪民主主义歌手贝朗瑞歌曲集最初的一八三四年版；这是米舍莱的名著《法国史纲要》的一八五五年版；这是十九世纪法国重要思想家拉墨莱的《人民手册》，此书是作者思想转变的一个标志；这是贵族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夏多布里盎的《殉道者》的一八一○年最初的版本……
　　我们在教授的书房里流连忘返，不知不觉时间已经过了个把钟头，如果是这时告辞道别，我已经就感到满载而归了：我见到了有关雨果的文物和那样多珍贵的版本，我也了解了法国一位名学者的思想倾向、学术观点、研究方法以及生活条件，所有这一切就很丰富了，何况在这之后，还有一顿丰盛的晚餐，美味的汤和主菜，香甜的冰琪琳，爽口的水果和愉快的谈话，应有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