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闪光的铜板

　　读《鲁迅日记》，稍有忽略便不易觉察其中的意义。
　　一九三五年五月九日《鲁迅日记》上有这样一条记载：“以茶叶一囊交内山君，为施茶之用。”
　　读了这条记载，我们便可以明白，为什么鲁迅在上海的最后若干年，年年都在日记里记载买茶叶的事，而且为什么要一买就是十斤、二十斤，甚至有一次买了三十斤。(见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四日《鲁迅日记》。)真是，平常家居度日哪有买上十斤茶叶的呢？
　　“内山君”，当然是指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先生。但是，鲁迅施茶为什么要把茶叶交给内山完造呢？
　　其实，这也是鲁迅与内山完造之间的一项小小的合作。
　　最近偶读内山完造的随笔集《活中国的姿态》，中译本名《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一九三六年八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鲁迅还为这本书写了序言，指出这本书的致命缺点是“多说中国的优点”。内山先生长住上海，自以为是个“中国通”。但是，他所见到的中国和所议论的中国，还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书中有一篇《便茶》，也记载了关于施茶的事。原来每年夏季，在内山书店的门前都设立一个茶桶，免费供给人力车夫和其他劳动者来饮用。内山说，在炎热的天气里，柏油马路被太阳烫得都起泡了，“半裸体的劳动者的身体上汗油直流，用出平生二倍三倍的气力来拉着，渴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这情形，显然是鲁迅与内山在一起议论过，于是一个人供茶叶，一个人供开水，茶桶便设立起来了。“先投入一大袋的茶叶，然后渣渣地将开水倒了进去。”从此，每逢春天一到，鲁迅先生也就想到要买新茶了。
　　鲁迅先生一向关心城市低层劳动者——人力车夫的生活。早年，他写过小说《一件小事》，歌颂了人力车夫的优秀品质。以后，在他的杂文、书信，甚至在日记里都关心着他们的命运。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八日，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近日之车夫大闹，其实便是失业者大闹，其流为土匪，只差时日矣。”关于“车夫大闹”的事，近读基希的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其中也有记载。当时新兴的交通工具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开始发展，人力车夫的腿怎么也赛不过它，很多人力车夫陷于无法求生的境地。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北京的人力车夫愤怒地上街把电车颠复了，他们以为摧毁了电车便能够得到营生。结果，得到的却是反动政府的残酷镇压，有很多车夫被杀害了。据说，他们临死的时候，还激动地喊着朴素的口号：“打倒资本主义，打倒电车！团结万岁！”这次事件，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无限愤慨地说，车夫们流为“土匪”，已经为时不远了。说车夫们流为“土匪”，实际是说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人力车夫们快要起来反抗和造反了！
　　起初，内山完造还得意于来饮茶的那些劳动者“没有国籍相异”，意思是指人们对于日本还不抱什么歧见。后来，他却发现这些来饮茶的人力车夫对于日本并不是没有“相异”的看法。他说：
　　“在我所设置的便茶的桶底，常常发现一二个铜子。起先还总以为是孩子们淘气，悮抛进去的，其实是大错了。那原是为不收分文无条件地供给的便茶所拯救了的极渴的劳动者们所献，衷心之所献奉也。”
　　这一个铜子，有时是他们被打被踢，甚至流了鲜血才换得来的。……我不能不向十万人的车夫致其感激之辞。”
　　那些饮了便茶而又不愿承受外国人施舍的人力车夫是爱国的，即使在这些小事上也保持了劳动人民的品质和尊严。难怪连内山完造也深深地感动了。但是，掷钱于桶底的人力车夫们当然不知道书店主人对于中国人民还是友好的，更不会知道这茶叶却都是一向关心他们疾苦的鲁迅先生所赠，而且是先生专门托人从茶区买来的春茶呢！
　　当我再读到《鲁迅日记》里关于买茶叶的记载时，我的脑海里便联想到，鲁迅先生每逢得到新茶之后，便欣喜地提着茶叶往内山书店走去；同时也浮现出内山书店门前的那座茶桶，和茶桶底下扔着的几个铜板，那闪闪发光的铜板……。
　　爱默生说，“只凭才华是成不了作家的。一部作品后面，必须有个活人。”
　　这话有道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走到生活里面去。否则，哪来的“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