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作为信仰体系的市场经济学

　　听说北京某报正在选当代中国五十名人，其中包括两名经济学家。从前我曾发过的一个谬论：对同样一个病人，好医生是使病人不再需要他，坏医生是使病人一刻也离不开他。同理，一个社会觉得经济学家何等重要，经济学家大出风头时，大概总是经济不大妙的时候。最近因人们普遍关心经济科学和经济学人，不免又想到这个谬见。晚上，为补读长期漏读的国外思想书刊，拣起加尔布雷斯于二十八年前发表的论文集《经济学，和平与笑料》(一九七一年出版)。作者前言里认为全书二十五篇中，最重要一篇是《经济学作为一种信仰体系》。连我这外行人都耳熟能详的“经济科学”，怎么到了这位经济学老教授手里竟把它说成“信仰体系”了呢？加尔布雷斯教授在三十年代末，是在美国鼓吹凯恩斯理论的健将，写此篇时，已经六十一岁，不再是需要“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初出茅庐的年轻教授了。怎么卖了大半辈子年糕，到老来竟然卖什么不吆喝什么，倒踢自己饭碗呢？
　　文章是这样开头的：“一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学不断受到并非空穴来风的指责，认为它已经不是科学，而成了一种起支撑作用的信仰；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它不是用来理解经济现象，而是用来排除对政治经济权势集团及其经济学不利的思路。马克思曾描绘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科学代理人’(《哲学的贫困》第二章)。他还说，自从英格兰被资产阶级征服后，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已‘不再是某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是有利或有害，政治上有无害处。取代不求功利的研究而兴起的是，雇用的有奖拳击比赛……’”(《资本论》一八七三年第二版“作者前言”)难怪在美国若对经济学家问起加尔布雷斯时，回答常是“他算不上经济学家”。对此，加尔布雷斯也有自己的看法：“过去被接受的经济模式，往往并不反映现实，而是用来转移迫切的社会问题。因为权势集团怕触动这些迫切社会问题引起的政治后果。这时，经济模式以及经济学所起的乃是政治作用。经济学已不再是一门科学，而成为保守有用的信仰体系，为维护这种信仰，而要说它是科学。过去曾经如此，所以现在我们的头脑要保持开放(或者少封闭一点也好)，不要让这种现象再次发生。”问题的症结就在于，社会问题要不要包括在经济研究的范围之中。加尔布雷斯看出，经济学往往“被用来压制不合时宜的社会观点与行动”。“一切有关社会的学科，尤其是经济学，都天然地以十分嫉妒的心情守住自身的疆界。不容许扩大一点自身运作的前提范围。……如果从学科内部来攻击这个研究范围的框架，就被看作是灾难性的事情。是非由谁判断呢？陪审团本身就是既得利益的一方。”加尔布雷斯认为最重要的是个人和工业化社会的各方面关系。而被承认的经济学则抹杀这方面的矛盾(如有矛盾，那不是经济学范围)，以产品的数量及水平树立为衡量社会成就的标准，似乎“商品”就是“快乐”。市场被认为充分反映了大众的需要和口味，而大众的需要与口味又是被强大的宣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则是强大的广告业)所塑造的。这方面的投入则被微观经济学排除在考察范围以外了。
　　记得八十年代初，陪许涤新率领的经济代表团访美，当时计量经济学正时兴。参观一个计量经济研究中心，研究成果是大量公式。把我这外行唬得一愣一愣的。我就问中心的专家，譬如现在物价涨了，人手上的钱，是投入房地产或买股票，或买黄金，或买油画古董，或到海外投资，或赶快出去旅游。你怎么用公式反映出来呢？他说，那可以在公式中加入若干个变数。我说，每加一个变数，就有一个变数的误差，对吗？他说，对。我又问，这预测物价引起经济变化的公式，加进六七个变数带来的误差，还有多大准确性？他没有回答。在芝加哥大学听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贝克尔(Gary Becker)讲他怎样把投入产出分析推广到社会生活各领域(他得诺贝尔奖的贡献就在此)。我问他，美国从事各种工作的工资多少，是怎样产生的？他回答，根据教育投资的多少。我又问，大学助教的工资和倒垃圾工人一样多，你怎么解释？他说，倒垃圾工人若罢工，全城受不了，助教罢教，没人在乎。我问这个解释和你的投入产出分析有什么联系？他就顾左右而言他了。
　　加尔布雷斯这篇论文，在国内好像未曾听人介绍过。不知为什么？在美国，大概经济学家不喜欢它，不是经济学家又不注意它。这本反映了美国和西方社会科学从指导思想到学科组织上的两大基本弱点。现在是否也被中国社科界部分学人接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