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为时代作证

　　读聂绀弩诗可以观照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特别是能够领悟到产生这种心态的背景。对有的聂诗有“不易解”、“不宜解”之说。不易解处首先在典故，古典可绎，本事难寻。幸运的是，侯并天注解集评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在这两方面都帮了大忙。其次在含义，如高旅《三草》序所言：“其诗格调高，非止一端”，更何况有见仁见智之分。他的有些诗，即使典故和本事都明白了，仍然看不懂，因为其内涵深刻，超出象外。这就有解的必要。应当以聂绀弩所论读《红》的方法来读聂诗，也就是设身处地，尽量以聂绀弩的眼去读聂绀弩的诗，这肯定会有更多的发现。否则于见仁见智之外，倒会看出聂诗和聂绀弩其人所没有的东西来。例如有人竟会从《北荒草》中看出“献媚”、“邀宠”来！辩护者也不过说这是过求于贤者了，似乎也有点替聂绀弩难为情。真相如何呢？不妨来看一下这首被诬为“献媚”、“邀宠”的诗：
　　百事输人我老牛，唯余转磨稍风流。
　　春雷隐隐全中国，玉雪霏霏一小楼。
　　把坏思想磨粉碎，到新天地做环游。
　　连朝齐步三千里，不在雷池更外头。
　　第三联被称为“勉强联系政治”，因而是“献媚”；末联的“不在雷池更外头”显然被理解为循规蹈矩、俯首听命了，因而被指责为“邀宠”。赞誉此诗的人也只是认为作者能在劳动中见到美，能于苦痛中仍寓乐观昂扬的精神。这都是没有设身处地，而或是居高审判，或是从旁欣赏。诗中有几个关键字眼可能因为觉得费解而被人忽略了。第三句中的“全中国”放在那里岂非更显得“勉强”？第七句中“齐步”的“齐”字做何理解？明明是一人推磨(聂诗中凡咏与他人一起劳动的，都在题中标明“同某某”)何来的齐步，难道并脚跳着推么？这等文理不是有点像当年某些红卫兵的豪言壮语了么，聂绀弩岂能出此？其实说此诗联系政治是一点也不错的，并不止第三联，第二联的“春雷隐隐全中国”难道不是政治感受么？对句中的“小楼”应该与鲁迅先生的“躲进小楼成一统”句中的“小楼”对读。鲁迅说“管它冬夏与春秋”是反语；这里聂绀弩则正说，身在小楼，心却仍在“春雷隐隐”的“全中国”。这首诗收在《北荒草》中，讲的是大跃进时代作者正在北大荒劳动改造时的事。当时的客观形势要求大家(相信这也是诗人的心愿)批判自己的“坏思想”，而能够跃升到某个应许的“新天地”中去。而结果如何呢？诗中的“齐步”必须与“全中国”联系起来读才可索解。“全中国”“连朝齐步三千里”，真可谓大跃进了，然而却丝毫也未能越“雷池”一步，仍然在原地打转而已。这就是诗人眼中的情景。他自己在推磨，还看到全国人民都在无谓地推磨。试问，要是“不在雷池更外头”，如何能“到新天地做环游”呢？这个被人们忽略了的矛盾才真正是诗人想要表达的，这正是聂绀弩的深刻之处。这里反映的既是现实生活的矛盾，也是诗人自己思想深处的矛盾。在同一首诗里表露出两种相反的思想倾向，而并不人为地加以掩饰或调和，这是聂绀弩的一个显著特点。这是因为他要保存真实，而这也正是他易为人误解之处。
　　侯注《全编》还提供了这首诗后四句的较早的版本：“万里雷池终不越，一朝天下几周游。神行太保哈哈笑，需我一鞭助汝不”？这意义就更明显了。有某位“神行太保”，自己跑得快，还嫌别人慢，他要别人也跑得一样快，不惜一鞭相助。即使“一鞭”不是说真正的鞭子，而是借指代步的“甲马”，看过《水浒传》的也都知道和戴宗一起去请公孙胜的李逵是什么滋味，他恨不得用板斧把自己的腿砍下来！这就是磨道里的诗人的感受。
　　聂绀弩在《散宜生诗》后记中自论：“我的诗如果真有什么特色，我以为首先在写了劳动，同时代写劳动的诗人当不会少，但我多未见，且不管它。古人也有写劳动的，就知道的若干篇章说，他们是在劳动者旁边看劳动，在较高的地位同情他们的辛苦。我却是自己劳动，和别人一齐劳动，但都不是同情，而是歌颂，以阿Q精神歌颂。不但歌颂别人，而且歌颂自己。”这是真话，然而有人不能理解。好心人也觉得替聂绀弩难为情：明明是奴隶般的劳动，还要歌颂，这不是以阿Q精神为旗帜了么？别具眼光者(是在旁边看者，还是“一鞭”曾在手者？)更看不起这种歌颂。
　　聂绀弩对老友胡风感情之深在存诗中是随处可见的，这当然是由于他们共同的战斗生涯和不幸遭遇，然而他对胡的文艺观点却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在“杂诗(三首)”之一“有赠”中有明确的评论说：“精神奴役人谁有，战斗主观论未端”。，聂绀弩唯一肯定的胡风的文艺观点就是“精神奴役说”，这很值得注意。精神奴役是精神解放的对立物。人们在批判代表奴隶心态的阿Q精神时，往往忘记了造成这种群众心态的背景——传统文化中反人民的部分所加给群众的精神奴役。对待这种精神奴役的态度才是判别真假思想家的试金石。因此自认阿Q精神者未必渺小，而动不动就对弱者挥鞭的人才真正可憎。对弱者“骄”与对强者“谄”都是精神奴役的产物。聂绀弩是痛恨这些东西的，包括自己身上曾经有过的。我们在聂绀弩的诗里也是难得找到这些东西的。
　　聂绀弩作古不过数年，他的诗就已出现了读法问题，引起研究和争论。这也证明了聂诗的价值。
　　侯注的又一大贡献是尽可能地钩稽出了每首聂诗的写作年代。聂绀弩自己编诗不论年代可能自有道理，但了解了各首诗的写作年代对知诗知人确实大有裨益。按时间的线索略加寻绎，就不难看出聂绀弩思想发展的脉络，从而沉浸在聂绀弩的诗中就像是跟着他重历一个伟大灵魂的“苦难的历程”。
　　从聂诗中随处都可以看到他对鲁迅先生的崇敬，但他特别钟情于鲁迅先生的《野草》和《且介亭杂文》。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从《野草》到《且介亭杂文》也正是聂绀弩后半生的道路。《野草》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低落之后，鲁迅先生“荷戟独彷徨”时心灵的写照。《且介亭杂文》则正如聂诗所咏：“斗牛光焰宵深冷，魑魅影形鼎上孱”。写作《且介亭杂文》时，鲁迅已是成熟的斗士，在内外两条战线上独立作战，《且介亭杂文》就是这战斗的光辉记录，也是留给后人的禹鼎，使后世的魑魅在它面前也无所逃其形。
　　聂绀弩与鲁迅不同，他有幸参与了一场伟大的革命。尽管在革命队伍中，他是一个“大自由主义者”，但在各个需要做出选择的关头，他没有走多少弯路。他还有幸在“左联”与鲁迅共同战斗了好几年。因而直到全国解放，他应该没有鲁迅先生曾有过的彷徨；因而他的杂文集整个是积极战斗的记录。在“血书”中，他是以新中国的代言人的姿态出现的。他在解放前夕和稍后在香港写的那些文章，是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那些战斗檄文的最有力的响应。尽管这一阶段他基本上没有什么诗作，但他的这种精神状态在他后来的诗里也不是没有反映的。这特别集中在他咏桥的那一组诗里，这些诗可以说是“革命浪漫主义”的，在瑰奇的意象中充满对时代的歌颂和对美好前程的憧憬。
　　然而不久，他就接触了生活的另一面。“反省时作”可说是一篇辉煌的“同室操戈赋”，把历来“运动”中各方的情态描摹得淋漓尽致。“运动”一来，情逼势迫，所有的人都不得不在这类演出中扮演一定的角色；时迁境异，角色的转换也是常事。聂绀弩以他初次挨批斗的切身感受写下了这篇典型之作。《北荒草》则集中反映了他初入“另册”后的心境。到北大荒是他自己要求去的，这时他完全没有把自己归入另一个队伍内，或许因为同行者也都是从革命队伍中送出来的缘故。他真诚地投入劳动，歌颂劳动；即使因失火而被关进监狱，他还认为这只是命运的播弄，相信“此后定难窗再铁”；对于有的难友不幸轻生，他惋惜而决不赞成：“丈夫白死花岗石，天下苍生风马牛”。(句出于“挽毕高士”。毕高士本事迄未查明，有人怀疑聂绀弩是借指他人。但从全诗看，细节甚具体：高个子，辽东人——因为用了“鹤归华表”的典故，可以认为确有其人。而从上举的一联及后文的“送尔冠带棺中去，恐尔棺中也自愁”来看，此人当非死于工伤或疾病)。此时的聂绀弩不仅心系国家命运，还在境遇稍好(转《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后再次因干预生活而卷入文字是非——支持了张惟发表“第一书记上马记”，这说明他仍在以“澄清天下吾曹事”自任。
　　回京后，聂绀弩被迫退隐“南山”，有过一段彷徨。劳改结束，“右派”帽子也摘了，他多么渴望赶快回到他多年从事的工作中去啊！不料，一入“另册”，便成不可向迩之人。于是他只好叹息：“自怜本是红尘客，错爱孤山几树梅”。咏《红》诸作，当为这一时期的产物。
　　聂绀弩自号“三水金红楼”，诗集中咏《红》之作凝聚了他最深沉的情感。他的“赠‘谁解其中味’一文作者重禹”诗中有云：“红学几家红？楼天一问中”；“肉眼无情眼，舒公即宝公”。这集中反映了他对时下“红学”的看法。侯注中引用了向思赓先生指示的“晴雯”一诗中“脱红绫袄心真碎”等句的读法，使人对聂绀弩咏《红》诗的深刻内涵顿觉豁然。聂绀弩是以“情眼”读《红》的，在他的咏《红》诗中处处可听到弦外之音：“不做夫妻便生死，翻教骨肉判恩仇”；“全倾种种衷肠话，只获悠悠道路心”；“谁怜白璧青蝇玷，其奈红颜薄命何”；“之子与人家国事，……拚嫁荒山抑远洋”；“三军夺帅情何迫，匹女忘威事可歌”。这些无不是儿女之情，又无不可扩大为国家社会之情。这两种感情(或实际上只是一种)在聂绀弩胸中激荡，就流出这些激动人心的诗句，这决不是人为雕琢能够做出的。固然，“脱红绫袄心真碎”可以借喻他本人被加上“反革命”罪名的痛苦；“爱海珠荒全是泪，情炉铁冷怎成钢”或许也可以理解成是在暗示困难时期和大炼钢铁。但这还只不过是表象上的偶然联系，是诗人胸中激烈的感情与眼前的现实撞击出来的耀眼的火花。这些火花固然是火，那些不那么耀眼的部分也无不是火，而且可能温度更高，因为经过了更长久的燃烧。聂绀弩不仅走进了历史的大观园，而且又一直从历史的大观园走进了现实的大观园(不知多少人身处“大观园”而不自觉！)，这就是他做为一位红学家的高超之处。
　　文化大革命之后传奇般地从山东发现的《马山集》，标志着他思想上的一个重要转折。《马山集》为聂绀弩于一九六二年自编，而从未示人，其“序诗”有序曰：
　　古有牛山四十屁，此册亦近四十首，题咏投赠，于人于事，颇伤于马，其有牛者，盖偶然矣。故题曰马山，以马怀沙云。
　　对《马山集》的题义，有人认为：“马”是马列之马，“牛”系牛鬼之牛；“颇伤于马”是说有偏离马列正道之嫌；全集主旨在寄牢骚，因而不欲示人。此论怕未得其肯綮。《马山集》篇目可大别为两类。大多数是投赠和评论文学作品的，投赠的对象并非都是“右”字号人物，而恰是当时文化部门尚有影响而作者能引为故旧者。其中有些诗后来分散编在了《赠答草》里，或许模糊了作者的心迹，但集中起来就可看出，作者是有所为的。那就是一要剖白：“旁人错比东方朔，只是偷桃事渺茫”，“天狗吞吐唯日月，鲲鱼去住总沧溟”；二盼援引：“我在黄金台畔住，几时杖藜款柴扉”；词句因而也有过于谦卑者：“我自望君如望岁，……脱帽露顶见王公”。那些评论文学作品的诗，虽不乏真知灼见，但总能看出“奉命革命”的味道，异于一向的天马行空作风。这正是作者自判“颇伤于马”之处。这里的“马”按句法自应是贬义。作者已明言马山源于牛山，古人是牛而屁，今人则马而屁，马、屁相联是为何物？作者自伤的是什么当不难索解。对于聂绀弩其人、其诗的这一方面，我们也不必为贤者讳，因为这是更深刻意义上的真实。
　　《马山集》中占少数的另一类诗却真正是惊世骇俗之作，即作者自称“其有牛者”(《牛山诗》未得窥全豹，从《聊斋志异》评注中见到的两首看，决非只是滑稽，实在也是愤世嫉俗的反潮流之作)；大概也是论者认为“不宜解”者。最典型的一首是“咏珠穆朗玛”，诗云：
　　珠穆朗玛志冲霄，苦被白云抱住腰。
　　一览定知斯世小，万山都让此峰高。
　　忧天可作擎天柱，过海难为跨海桥。
　　积雪罡风终古事，金身亿丈不容描。
　　聂诗即使在字面上也稀有单纯咏景赏物之作，此诗当亦不例外。若将珠峰方之人物，当今之世除毛泽东外，还有谁足以当之？毛诗中的“横空出世”、“冷眼向洋看世界”、“小小环球”诸语也都是以高峰自况的。“志冲霄”、“万山都让此峰高”、“擎天柱”，都是歌颂；“苦被白云抱住腰”和“过海难为跨海桥”却是批评。以毛泽东身后今天的现实来印证，会惊奇于聂绀弩在当时就能做出这样准确的论断。“杯底——读毛诗三打白骨精因放论天下”一首同样反映了聂绀弩眼光的敏锐。不少人解毛诗都说白骨精在当时是指苏联“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独有聂绀弩猜出了惊人的谜底——杯底(诗题“杯底”有些费解，应指“射覆”时杯底所覆之物，射覆犹猜谜，杯底也就是谜底。侯注说：“酒喝干了，酒杯底子露出来了”，暗示醉翁之意不在酒，二解可以互为发明)——“竟阙宫墙任暂窥”，也就是透露了要将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引入国内、党内的信息。这些诗连同不在《马山集》中的“天上神仙”和后来的“题三峡图”等诗都充分反映了聂绀弩敢于公然唱反调的反潮流精神(他在“七十”诗中曰：“何种恶名无盛贶，只无人说反潮流”)。
　　聂绀弩把这样两个极端收在一起，藏于心底，又清楚地反映了他思想中的矛盾冲突。说《马山集》标志了他思想的转折，是因为他在编这个集子时已经认清了现实。那就是：“不问何之皆胆落(无人敢于接待了)”，欲赋“怀沙”、“哀郢”亦无门可投；唯有“三缄口”、“几洗头”以求自保；《马山集》也只能留给自己看了！
　　聂绀弩没有因此而沉溺于千古失意文人一例的消极颓唐心境之中。一经认识到“无多幻想要全删”，他便摆脱了个人不幸命运的纠缠，“天马要行空”了。于是有一九六四年夏南行之举。从此他的诗也另开了生面。此行他横览江河，纵察历史，心胸大为开阔。如果我们把“武汉大桥”组诗断定为此次南行的产物(“寿桥”中有句：“大江东去我南来”，这是记实，也是他对自己人生道路的象征说法)，从中可以体会到他当时的心情。大桥所在是他出生的楚地，大桥是他曾投身的大革命胜利的象征，大桥下奔流的长江和桥头的黄鹤楼遗址又刻印着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痕迹。在这人生道路、革命前程和历史轨迹的交叉点上，他又饱蕴了昂扬之气：“倚栏心事无沉苦，不羡遥空一雁轻”；“雷霆风雨千波立，一扫丘原涸鲋哀”。他又到两广去追寻了自己革命之“根”，拜访了烈士的老母和故居，祭扫了战友的茔墓，于是我们读到了“老母八旬披鹤发，默迎儿子故人来”，“浅水湾头千顷浪，五羊城外四山风”，这些震撼人心的诗句。没有具体的工作任务，又使他能够以一定的距离感来审视自己乃至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金台”、“钓台”、“琴台”几首诗中透露了一种惘然的情绪，他痛心“马因闲死马堪哀”，又不愿“偏以纤腰傲世间”，当时他唯一感到欣慰的是“黄金今不预人才”，他在苦苦思索今后的道路，他还要战斗！
　　不久“文化大革命”又将他送入死地——被投入监狱，而且判了无期徒刑。但这次他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在这一时期及出狱后写的咏牢狱生活的诗篇中，他是以一个真正的战士的姿态出现的。对于加给他和难友的诬枉，他傲然标榜“君以邯郸故步封，我思闻道耳偏聋。鬼话三千天下笑，人生七十号间逢”；对于远放晋北囚禁，他当做“仰上龙门登未得，浴乎汾水咏而归”；他在狱中带青年难友一起钻研《资本论》，身在铁窗心情却是“风雪迎春入沁园”，“鱼跃于渊”。出狱对镜虽不禁“千里重逢异物惊”，却昂然高唱“纳履随君天下往，无非山在缺柴时”。如果说《南山草》和《马山集》时期，他的诗里还不无旧文人的伤时和自伤，现在铁与血的考验已将这一扫而光了。他生命的最后十年，焕发了第二次青春。他已走出《野草》，进入了《且介亭杂文》，既接续上了自己从建国后就戛然而止的战斗文字传统，也接续上了鲁迅最后遗留的《且介亭杂文》的传统。他从《庄子》的积极方面借来武器，自称“散宜生”，说是“无用终天年”、“无用之用，实为大用(苟活偷生的大用)”。其实这正是他悟得的一种最适于进行“韧性战斗”的方式。这个大用，决非“苟活偷生”，而是要做人间钟馗。他盛赞为鲁迅做传是“飞椽蘸海画钟馗”；自称“钟馗啖鬼事荒唐，我却时思捉鬼尝。鬼混人间却不捉，君何能度好端阳”。他的诗是不愧能使魍魉鉴形的禹鼎之称的。
　　高旅在《持故小集》中有一篇题为“为时代作证的文章，”其中说：“国内有位朋友，印了一本集子，写信给我说：‘某某都说写得好，却不曾说好在哪里；你也说好，也没有说好在哪里。’我只能胡乱回答几句：好在你为时代作证。作证，就是说出真相。……”这位朋友，就是聂绀弩。“为时代作证”，就是对聂绀弩和聂诗应有的评价！
　　长期囚禁使聂绀弩固定在一种曲腰弓背的姿势中，甚至在告别的灵床上也不能伸直躯体，然而谁又能不叹服他这个人的高大、正直呢？他有资格为时代作证！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侯井天注解集评，作者自费刊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