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一代歌哭

　　对于人生的悲欢，不少人会用托尔斯泰的一句话来解释。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其不幸。在我看来，这远远不是真理。当回顾中国几十万被扩大为“右派分子”的知识者的遭遇时，我们将看到几十万个相似的不幸故事。一本书名为“中国百名大右派”的著作，在一九九三年再次展现了将近四十年前知识分子的一代歌哭。
　　“好书”的评价，是不能仅给那些没有错字的著作的。事实上，这部《中国百名大右派》差错率还相当高，错字不时跃入眼帘。但我除了惋惜不“精益求精”之外，并不义愤于其“粗制滥造”。
　　“好书”也不见得必然读之兴味盎然。我读这部书，往往有阵阵厌倦袭来。这不是因为书本身“不精彩”，相反，是因为书太真实地还原了那个梦魇时代，而那个时代又造就了那么多雷同的故事。过于相似的情节，使人不能保持阅读的新鲜感。《中国百名大右派》只记录了二十五人的一九五七年，我不知这是否出于有意的缩略，因为二十五人的经历，已经昭示了“阳谋”的恐怖。一百人的故事铺陈开来，是更要令人厌倦于故事的雷同的。
　　请让我简略地重述其中的一个故事罢。徐铸成，这位一九五七年行年五十，已有二十九年办报经验的《文汇报》创始人，是受邀赶到北京聆听整风精神的。在小组会上，“理论权威”康生“启发大家畅所欲言”，不少人对“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心存疑虑，要求“先给一张铁券”。现在想来，即便有了“丹书铁券”，又何能逃得脱历史的定数。徐铸成还到中南海汇报了“双百方针就是高价征求意见”的学习体会，受到“意见很对”的赞扬。
　　徐铸成回到上海，仍无“动作”。不久，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找上门来，徐铸成表示“党员非党员在报社合作很好，没意见可提”。第二天，副部长又请徐去听上海宣传工作会议。盛情难却，徐去了，在现场气氛的感染下，发言“拆墙”，表示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墙可以拆掉。一个月后，时势证明“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徐铸成又受邀赴京，接受新闻同行的批判，“点火的动机是什么，目的何在？”回到上海，“好学生”柯庆施指示了挖思想根子的方向：“中国的知识分子，两个字可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从此以后，徐铸成成了全国闻名的大右派，受到昔日朋友或素不相识的“战士”的批判，直至一九八0年“摘帽”。
　　章乃器、费孝通、钱伟长、浦熙修、黄药眠、潘光旦……，列下去，我们没有足够的篇幅来记录五十多万个名字。好在他们的经历与徐铸成大同小异：受鼓励而发表“右派言论”，又忽然中了“先放毒草后锄之”的“阳谋”。相互揭发输送了最好的炮弹，尊严自我蔑杀成为时髦。谎言取代真理，虚伪反是真诚，灵魂撕成碎片，尊严荡然无存，心灵地震，人格陆沉。这一切，仿佛早已无需重述。可是“他以前是个右派”，在某些人心中，这不还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代名词么。这一代人的屈辱远非“摘帽”一举可以完结。
　　《中国百名大右派》的价值还在于以真实的回顾，展示“右派分子”们或出于自保，或出于“忠心”，相互揭发，互为祸害的悲剧。历史已经证明，这种自保的失败，这份“忠心”的扭曲，在巨手的导演下，悲剧演员成了悲剧的承担者。这一幕心灵史，是不应该从知识分子心中抹去的。而回避多于回顾，自怜多于自省，竟是通例，巴金式的忏悔实在太少了。这部书的前言说，当一九五○年代表党外知识分子向天安门献出“我们永远跟您走”的锦旗，当一九五一年口诛笔伐《武训传》，当一九五二年揪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时，一九五七年的悲剧已经写下了凄壮的一章。诚哉斯言，知识分子其实早已放下思考，把头脑和人格交给了“崇拜”。
　　往者不可谏矣，来者可以追乎？
　　(《中国百名大右派》，姚杉尔著，朝华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四月第一版，12.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