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情趣·知识·高怀

　　叶圣陶先生以前出过一本《西川集》，在《自序》中说明那个书名，“所以记写作的地点”。现在他新出了一本《我与四川》，这个书名仍是“记写作的地点”，书中辑入了他旅居四川时写下的书信，日记，十篇散文，六十首旧体诗和二十四阕词，其中大多数写于“八年抗战”期间。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先生先到重庆，后往成都，再迁嘉定。在嘉定时，任教于武汉大学。武汉大学那时设在嘉定府的文庙里，叶先生在此书《渝沪通信》的最后一信中告诉他的上海老友，以后“惠书寄嘉定文庙武大可也”。我忽然想起黄裳同志《锦帆集外》中的一篇文章来，找出旧书一查，果然在《跋<卖艺人家>》这个题目里找到下面一节话：
　　到了重庆以后，我住在离城三十里路的乡下，宗江则在城里剧团里演戏，这次又是从龙套跑起，住在那有着美丽的名字的街——水巷子上。这里又有一篇为我所喜爱的篇什——《山城水巷》。
　　同是在四川时候的落脚点，一个叫“文庙武大”，一个叫“山城水巷”，真是天造地设的巧对。这个发现，使我极为得意。
　　一九四二年，叶先生从成都去了一次桂林，书中收有八十九天的《蓉桂往返日记》。五月二十四日，记途经贵阳时的一次“赶场”情形道：“贵阳赶场每十二日一轮，用‘地支’名之，丑日之场为牛场，午日之场为马场，辰日之场为龙场(阳明谪居之龙场即取义于此)，戌日之场为狗场。”少年时候读过《瘗旅文》，现在还背得出那么几句：“繄何人，繄何人，吾龙场驿丞余姚王守仁也。”从前不明底细，以为龙场无非是贵州的一个小地方罢了，草草放过，不在意下。这次读了叶先生这段日记，非常高兴，觉得“开卷有益”这句话，真不我欺。
　　现在再引《嘉沪通信》一篇里第十七号信(作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六日)上两句话，说一些我在阅读时候的感兴。信中写赴灌县演讲，“访秦李冰庙(俗名二王庙)，观都江堰”，接下去写道：“灌县农田丰美，似远胜江、浙。今年又大熟，望之喜极欲涕。”那时候，抗战局势严重，人民颠沛流离，叶时先生一家的生活也艰苦得很，见到秋收大熟景象，不觉向老朋友披沥了狂喜的心情，至为动人。它使我联想起陈毅同志的诗篇来。大概在一九六○、一九六一年间，陈毅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组诗，其中有写他在飞机上观望到“农田丰美”的两句是：“可能有丰足，心喜不须瞒！”这是非常朴素的诗句，甚至可说少了点文采，也许因此未被收入前几年出版的他的诗选里。可是这两句诗在我当时读到的那一霎间，真象受电击似地震颤，只觉得直入心肺，也几乎“喜极欲涕”了。不仅因为在艰困中看到了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前景，更因为从蔼然仁者之言中体味到了作者“民胞物与”的襟怀。读叶先生这本书，随处引起我类此的感兴，这里只能举一个例子言之。
　　在这本书的书信和日记两部分中，叶先生新写了八篇题记。在为书信所作的第一篇题记里有这么一段话：“回想当时，上海的报刊发表了我的几首诗，我就受到了一些热血青年的指摘，说值此国难当头，我竟然有那样的闲情逸致，简直无可救药。几位朋友就写文章为我辩护。我倒觉得热血青年骂得也有道理，因为我自省的确没有为抗战作出什么积极的贡献，连激昂慷慨的话也少说。但是有一点倒应该说明白的，当时上海在敌人的掌握之中，政治情况非常恶劣，要是我在信上写些激昂的话(当然没有这样的必要)，很难想象被困在孤岛的朋友们将会遭到怎样的无妄之灾。”
　　当时的青年现在都该头白了，不仅早已懂得说话不能不择时地的道理，并在读完本书之后，一定还会感受到它廉顽立懦的精神，从而理会那种决不逊于慷慨激昂的蕴蓄于平实之中的力度。
　　(《我与四川》，叶圣陶著，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一月第一版，1.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