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张繁忙之余，听友人谈一、二则有关书的故事，是件乐事。如果是在盛暑闷热异常偶有习习凉风的片刻，那更是一种享受。有关《抗战八年木刻选集》出书的零星插曲，我就是这样愉快地听到的。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饱经沧桑的上海进步文艺界，集会于辣斐大戏院，隆重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会前，在戏院门口，有一群男女青年，在高声叫卖开明书店刚刚出厂的《抗战八年木刻选集》。他们之中有叶圣陶的两个儿子：叶至善、叶至诚，有书店里的几个小伙计，还有自动前来助卖的互不相识的热心者。人们在争相翻阅、购买这部瑰丽、精美的画册。封面上凹印的朱红色的书名熠熠闪光。
同年八月，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为了检阅抗战以来的木刻创作的成果，在上海举办了大型的木刻展览。这本《选集》就是从数千件展品中精选出来的，包括七十五位活跃的木刻家的一百幅作品。这一幅幅木刻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人民所经历的英勇与苦难的岁月，内容丰富厚实，艺术技巧也好，是我国现代木刻发展史上一次丰硕的收获。中国木刻的新兴，是在鲁迅先生的直接关怀下发展起来的。这个展览在鲁迅逝世十周年前夕举办，这本《选集》在十月十九日之前出版，正是表达了人们对鲁迅先生的深切怀念。书的扉页上同时用中英文写道：“谨以此书纪念木刻导师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
《选集》分精、平装两种，均系大开本。卷首有叶圣陶的序，次《中国新兴木刻的发生与成长》、《编后》，末附七十五位作者的“简叙”。叶圣陶所写的不到二千字的序，是一篇略论中国木刻发展的精彩文字，说得朴实、中肯，比如，谈到木刻的继承、借鉴与创新关系时，他说：“近似于传统而不承袭传统，受着外来的影响而不为影响所拘束，土生土长，趋于创造”。
开明书店是我国曾经有广泛影响的一个出版机构，它有自己的风格。它一贯办事认真的作风给广大读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为了出版这部《选集》，他们大胆设想，勇于尝试。他们过去印画册，就试验用白色道林纸，先印上一层浅底色，再在底色上印，这次印《选集》，则用淡米黄色的道林纸，在这种底子上印黑色或套色的画，效果更好。为保持画面的完整和谐，没有在每页画上标明画题和作者姓名。但又要方便读者阅看，所以除书中所印目录外还加印了一张活页目录，夹在书里，供随时对照。为了扩大《选集》的影响，准备流传到国外，书中序等都译为英文。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不留姓名的译者就是当今著名的语文学家吕叔湘。
编者想法再好，如果得不到印刷厂的支持，也无济于事。四十年代中国的印刷技术是相当落后的。这本书的制版者、承印者、装订者当时做了积极努力，克服了技术上不少困难。据有的当事人回忆说，他们能做到制锌版当天取货。《选集》中少量的套色画，是用小机器印，然后再一张一张地贴上去的。封面题签是集的鲁迅先生的字，但能做到凹印，这在当时就很不容易了。
正因为编者、制版者、承印者、装订者齐心协力，使《选集》出书很快，成为出版史上一件美谈。
动议出版这部《选集》是在这一年春季。“开明”过去只印过丰子恺的画册，很少印这类书。编辑部同人听说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将要举办展览，已经收集了大批作品，就与该会负责人李桦、陈烟桥等联系，请他们立即着手编选，书店同时张罗出版诸项杂事。叶圣陶的序当月写定，译文也同时完毕。确切地说，从编选到出书，仅一个多月。初版到再版，也只相距三个月。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小册子，而是一部精致的大部头，出得如此快如此好，秘诀就在各方面合作得好。
常听一些“书迷”说，一本好书的出版往往有一连串有趣的故事。读者不满足于读懂书的本身，还希望了解这本书的有关一切，比如，作者的欢乐与苦恼，编者的精心与独创，收藏家的苦心与珍爱……我想，有了书评，又冒出书话一类的小品，且相行不悖，各有所长，大概就是这个道理。书话往往以随便聊天的笔调取胜，但决不是“闲话”。当我们了解到《抗战八年木刻选集》成书的点滴，难道不感到是一种收获，引起某种现实的联想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