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文章作法

　　有道是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把自己所见所知的客观事物如实反映出来，就是文章。这有何难呢。假如事情真像镜子反映物像那样简单，也就没有什么文章作法可说了。小学生作静物写生，要求的是怎样画得像；艺术家创作，有时候要求的甚至是怎样画得不像；这里面就大有技法可谈了。作文也这样，由于文章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同，有的要它如实的反映客观事物，有的却是故意不让它反映出客观事物的。这时候，就大有必要来研究文章作法了。读孙中山的《伦敦被难记》，就不能不想到文章的作法来。
　　一八九六年十月，孙中山在伦敦，被清廷驻英公使馆诱捕绑架，准备秘密解送回国明正典刑。由于使馆仆役柯尔暗传消息，英国政府和英国舆论进行了干预，才得以脱险。脱险之后，他在康德黎的帮助下，用英文写了这一本《伦敦被难记》，于一八九七年初在英国布里斯特尔出版。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人把它译成中文。辛亥革命发生，孙中山成了临时大总统，才有人翻译出来。商务印书馆，民智书局，都出了此书的中译本。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著作。他正好趁此机会，在揭露清使馆的绑架的同时，宣传他的革命主张。
　　按理说是这样。事实上孙中山却没有这样做。他被绑架的始末，是如实记下来了。清廷为什么要把已经逃逸海外的孙中山缉拿归案明正典刑，乃是因为他是个革命家，这一点，书中也写到了。可是，他对于自己的革命主张，对自己前此的革命经历，书中却是这样写的：
　　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可名之为少年中国党(按即兴中会)。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时事之所需，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为专制及腐败政治之代。予当时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为彼党党员，盖自信固为国利民福计也。
　　中国睡梦之深，至于此极，以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殆无可望。此兴中会之所由设也。此兴中会之所以偏重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也。
　　这里说的这些，同人们后来知道的历史事实，并不相符，至少，兴中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组织和发动武装起义的团体，而始终不是一个“偏重请愿上书等方法”的团体，孙中山本人也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不错，他在一八九四年六月写过一封《上李傅相书》，因而有些论者据以认为他最终是个改良主义者。关于这事，杰出的历史学家黎澍作过研究，他的《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事迹考辨》一文以为，孙中山是以上书为由头，“实际上是试探李鸿章能否起而树立反满革命旗帜。”(见《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湖南人民出版社“骆驼丛书”本，第109页)本意也不是为了请愿上书，而是为了反满革命。孙中山写《伦敦被难记》为什么不说出真实情况，正好趁此宣传革命呢？
　　据冯自由说，大约是一九○一年在东京，他问过孙中山“如此措辞之理由”。孙中山的回答是：“英人最富于保守性质，世有约翰牛(John　Bull)之称。其宪法号称不流血的和平宪法。若与之谈急激之革命手段，彼国人必不乐闻，故不得不从权以此立言。且香港为其殖民地，时有禁压党人行动以交欢清政府情事。吾党每次向粤进攻之出发点，始终不能离开香港，故亦不能坦白陈述，以妨碍进行，容日后至相当时期方可据实修正”。(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
　　冯自由的记述是可信的。孙中山在一九一九年出版的著作《孙文学说》中所作的解释，也同这差不多。孙中山说：
　　夫自民国建元以来，各国文人学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之著作，不下千数百种，类多道听途说之辞，鲜能知革命之事实。而于革命之原起，更无从追述，故多有本于予之《伦敦被难记》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该章所述本甚简略，且于二十余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尚为问题，而当时虽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讳，故尚未敢自承兴中会为予所创设者，又未敢表示兴中会之本旨为颠覆满清者。今于此特修正之，以辅事实也。
　　如果说，被绑架的孙中山谈及此事有一个文章作法的问题，不能不考虑一下读者的情况和今后的行动，何者如实说方为有利，何者不如实说方为有利，那么，在绑架者的一方就更有一个文章作法的问题，这里主要是如何推开在外国领土上绑架的法律责任。
　　绑架的经过，孙中山的这《伦敦被难记》说得很清楚：
　　正踯躅间，一华人自予后潜步而至，操英语问予曰：“君为日本人欤？抑中国人欤？”予答曰：“予中国人也。”其人叩予以何省，予答以广东。其人仍操英语曰：“然则我与君为同乡，我亦来自广州者也。”……予途遇之华人既稔予为粤人，始以粤语与予相酬答，且语且行，步履颇舒缓。俄而又有一华人来，与予辈交谈。于是予之左右，各有一人并行矣。是二人者，坚请予过其所居，谓当进雪茄，烹杯茗，略叙乡谊。予婉却之，遂相与伫立于道旁阶砌。未几，又有一华人至，其最先与予相遇者即迤逦而去。于是与予相共之二人，或推予，或挽予，必欲屈予过从，其意气若甚殷勤者。予是时已及阶砌傍屋之侧，正趦趄间，忽闻邻近之屋门砉然而辟，予左右二人挟予而入，其形容笑貌又似谐谑，又似周旋，一纷扰间，而予已入，门已闭，键已下矣！
　　好了，孙中山就这样进入了使馆，使馆人员即向他宣布：“汝到此即到中国，此间即中国也。”
　　这不是典型的绑架行动么？现在在电影片中，在电视片中，不是也常常可以看见，说着说着，就把一个人拖进屋子里去，拖进汽车里去的镜头么？被绑架的孙中山，是利于把这场景细细写出的。清使馆却不愿这样说。他们希望把这事说成，是孙中山自愿来到使馆的。使馆译员邓廷铿是广东三水人，于是他就以乡谊来诓骗孙中山了。他说，还有一线生机。就是“致书公使，乞其相宥”。在他的提示下，孙中山写了一封表明“身系良民，并非逆党，徒以华官诬陷，至被嫌疑，因亲诣使馆，意在吁求昭雪”的长信。孙中山写了，也马上意识到了“此举实堕邓某之奸计”，因为这是说他是自愿，而不是被诱劫来使馆的。
　　这也就成了使馆人员对此事的标准说法。当时在使馆工作的吴宗濂(字挹青，江苏嘉定人)写了一本《随轺笔记》，就是按照这个统一的口径叙述此事的。书中说：
　　九月初四日(按：此处是阴历，而孙中山的书用的是阳历)孙文行经使署之门，遇学生宋芝田(学生者使馆学生也)，询其有无粤人在署，宋曰有之。孙即请见，乃进署门，入厅事，四等翻译官邓琴斋刺史廷铿，粤产也，遂与接谈。该犯以异地遇同乡，分外惬意。……刺史恍然，不动声色，约孙翌日再来，……初五午前孙果贸贸然来。饭后，邓刺史请孙登楼，……邓指曰：此即弟房，请君先进，孙刚涉足，错愕间，马参赞即将房门关闭，告曰：奉有总署及驻美杨子清星使密电，捉拿要犯孙文，尔即是也。(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转引)
　　这位作者把使馆编纂的这个故事写进自己的笔记里。不过要编造天衣无缝的谎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笔记就说明了是根据驻美公使的密电采取行动的。笔记还说，伦敦使馆收到杨子清通报孙中山行踪的电报，公使龚照瑗的侄儿龚心湛(号仙舟，使馆职员，民国初年依附段祺瑞的政客官僚)“乃雇包探赴梨花埔(今译利物浦)守候”，足见处心积虑要捉到此人了，事实上否定了孙中山自投罗网一说。可见绑架者这一方面的文章更难做得多。尽管我有意研究文章作法，也研究不出这一篇文章要怎样才能作好。奈何！
　 (孙中山《伦敦被难记》，见《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版第一卷第49—86页，又见《革命尚未成功》湖南出版社版第4—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