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门外议儒家

　　甲：现在谈论传统文化，谈论新儒家，好像很热闹。你我都是知书识字，算不算儒？
　　乙：不算。
　　甲：怎么不算？给孔夫子磕过头，念过经书，没出家当道士，没当和尚，没信基督教或者别的教，那就是儒。你不承认，是不是怕秦始皇“坑儒”？
　　乙：不是。“坑儒”不是坑所有的读书人。秦朝伏胜还当“博士”，活到汉朝传授《书经》。你说的“儒”是“孔教会”的教徒。我说的是有确定含义具体人物思想行为的种种的儒。
　　甲：照你的说法，只有孔子、孟子、荀子和他们的门徒才算是儒，只存在于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说，先秦的是儒，以后的全不算？
　　乙：不然。秦以后还有儒。汉代有汉儒。西汉的董仲舒，东汉的郑玄，都讲孔子，又各有一套，彼此也大不相同。唐代的儒只有韩愈等几个人，又和汉儒不同，以反佛反老为主。北宋有程颢、程颐兄弟，南宋有朱熹、陆九渊，又各不相同。他们都没有成为官学。朱熹的学说还被朝廷宣布为邪说。这是宋儒。到了元代，蒙古人统治全中国以后才对朱子的理学大加宣扬，定为正统。他的书为考试做官所必读，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平常说的儒家指的是他的门下。现在又说“新儒家”，指的是现代的几位讲学的大家，非汉，非宋，非先秦，不过有时也挂在宋以来的儒的头上。
　　甲：你要确切，那就不能不分别其异。但他们都称为儒，都尊孔，能不能求其同？
　　乙：他们的同可从非儒的外国同样著书立说的人比出来。请比一比中国儒生和印度出家人以及欧洲教会中的学者在生活上有何不同？
　　甲：印度佛教和尚以及其他教的出家人靠“施主”的布施为生。欧洲的神父靠教会。在神学院变成大学以后，不管穿不穿道袍，仍是靠教会，也靠外来的布施。“施主”是或官或商或财主。中国的同类人从孔夫子起就是靠教书，靠做官，无论如何离不开朝廷。老子、庄子也是一样。秦始皇废私学，设“博士”，统一教育由官办，学法者“以吏为师”。从此以后，从汉到清一直没变。官学、私塾念的都是应付考试做官的书。所谓“隐士”也离不开官府。“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这是中外之异，也就是中国内部之同吧？对不对？
　　乙：依我看，由生活决定，中国的儒生首先必须具备使用价值，能直接间接为朝廷所用。可以不做官，或者做不成官，但必须有可用之道，可为统治者或准备当统治者的人认为有用。各国的和尚、神父可以关门研究抽象的“终极”问题，住在庙里或游行教化，讲自己的科学和哲学，可以计算天上星辰而不必编定实用历法。中国儒生就不行。中国读书人躲不开政治，并不是从孔夫子才开始。我们没有外国那种宗教和神话的书。从甲骨卜辞起，古书都与现实政治有关。老子逃政治必须“出关”。孔子要逃也只有“居九夷”，或者“乘桴浮于海”。
　　甲：科学技术不必论，直到宋代沈括，元代郭守敬都兼通历算。连唐朝和尚一行都讲密宗又通天文历法。明以后“畴人”也没断。问题是，不讲这些又没有技术的儒生，只会讲道理，有什么用？怎么能“应帝王”？
　　乙：中国儒生讲的道理的共同点是建立序列。“有序”是任何统治者所必需的。“无序”不过是破人家的“序”的手段，目的还是建自己的“序”。建“序”大概是从孔夫子到康有为以及后来儒生的共同点。因此尽管不同也都可以称为儒。他们的“序”的内容，从汉儒起是建“礼”，从宋儒起又建“统”，终于建“理”，大加扩展以至于能横贯佛、老以至外国，达到“万事万物莫不有理”。完成这个建“序”大业的是南宋朱熹，所以蒙古人有横贯亚洲建立四大汗国的底子就特别喜欢他的这一套。许衡等儒生的献策，如果没有适应统一大帝国的这个前提，是不会被蒙古统治者赏识的。至于什么是“礼”、“统”、“理”，还是请你说吧。
　　甲：《儒林外史》的马二先生最痛快。他说孔夫子也要做“举业”。“天天说‘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他说各时代有各种“举业”，一点不错。孔二先生，我们的祖师爷，周游列国所为何来？不论汉儒、宋儒，理学、心学，都出不了这个范围，都是要建“序”，所以才都尊孔夫子。他们都是做“举业”。千变万化，各种解说，无非是适应新需要，重复旧道理，都是为了这一连串等级的阶梯。我说的这些，你是不是同意？
　　乙：那何妨先请你说说“礼”。笼统说“序”不能定你我讲的是不是一回事。
　　甲：“礼”首先是为朝廷制礼作乐。汉初有叔孙通定“朝仪”。蒙古皇帝也同样需要这一套。汉人儒生对蒙古皇帝的建议就是“治汉人当用汉法。”孔子传授的礼就是“礼别尊卑”。君臣，父子，一个高坐受礼，一个拜倒叩头，这样就不是同等的人了。各朝开国时都有这一套。契丹人耶律楚材曾劝蒙古皇兄拜新皇帝而达到安定。不过儒生单靠教这种礼只能时兴于开国一时，所以还得有另一套礼。这就是制定官僚机构及其运转方式，换句话说是如何提拔选用和排列官吏来实现这个礼并作有利运转。这不仅是最早的《周官》那套理想职官表和爵位排行榜。唐代实行考试，实际还靠推荐和名气，没有断绝汉代的旧习惯。宋代考试形式严密，但是文人做官是给皇帝当秘书，虽可以带兵，但不会打仗，只有空谈。文武双全的很少。元代儒生献出了考“经义”的条例。这时确定下一条：名为考文章，实是限思想。中不中靠运气。用不用在主人。给老百姓一条做官路，不让断绝希望。在考试中确定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题目及内容的不可动摇的标准，文体也定出死板的格式。王恂、许衡等人既定历法，立朝仪，又创出了经义八股文考试。这套考文官制度，后来英国人治印度时学去了。文官考试是一大发明，其中奥妙一时说不完。实际上做官之路多得很，不止考试一条，其中自有妙用。
　　乙：你去过祭孔子的文庙没有？那恐怕就是元代崇儒的第一个成果。汉武帝只在太学专业里尊儒。汉、唐、宋皇帝都是信道过于信孔的。孔子尊于元代。蒙古皇帝听从汉人的建议，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于是孔子戴上了平天冠，一位端然正坐的王者之像出现了。文庙中神的格式和佛庙一样，不过是以“木主”牌位代替塑像。佛的像全一样。要分别谁是阿弥陀佛，谁是释迦牟尼佛，只好看“一佛二菩萨”，由旁边侍者的形象不同来判断。从元代起，孔子也有了侍者，那便是由贤升圣的颜、曾、思、孟。然后有了十八罗汉，那便是以程、朱为首的陪祀的历代列位大儒。这都是从《四书集注》来的。此书出于宋，尊于元，效果见于明。清代发生许多问题由此而来。
　　甲：我来接着讲“统”。印度佛经中没有什么列祖列宗的说法，一到中国就有了。特别是禅宗，据说是“佛祖拈花，迦叶微笑”，“以心传心”，于是有了不用口传的一代一代祖师。然后是菩提达摩“一苇渡江，九年面壁”，成为“中土初祖”。以“衣钵”为符号传法，传到六祖，有了分歧。不说话的修行禅变成了专说话的《语录》禅。这一宗兴起于唐，而《语录》编于宋，庙规定于元。“禅”从此大大盛行，普及于教外。儒生同时同步也有了“道统”，起于唐朝韩愈的《原道》。他说这个“道”不同于老子和佛的“道”，是尧传舜，舜传禹，然后是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说法是反佛的，可是同禅宗的说法一样，不知谁影响谁。彼此都没有经典根据，都是“以心传心”。孔、孟不同时，当然也是这样传的，只是没有“衣钵”为依据，仿佛缺传国玉玺。宋代《语录》禅流行，《四书集注》“应运而生”。文庙排座位由此出现。同时政权也以南宋偏安为“正统”，与辽、金、元争“统”。元代是禅宗占领佛庙，理学或道学占领孔庙。中国的近古和近代思想形成而且有了形象表现是起于元代。我说的对不对？
　　乙：我觉得不错。若不然，怎么解说朱夫子特别提高孟子，而且要从汉朝人编定的《礼记》中选出《大学》、《中庸》两篇文来配《论语》、《孟子》？因为照程、朱说法，《大学》是曾子(参)所作，《中庸》的作者是曾子的门人子思(孔伋，孔子的孙子)，孟子又算子思的门徒，加上《论语》中首席弟子颜回，这四位在孔子旁边“陪享”，当侍者，座位就排定了。孟轲升为“亚圣”，由元朝的文宗皇帝封为“亚圣邹国公”。孟子升格，从此理学、道学或儒学便成为“孔孟之道”了。佛教和儒家的这些变化正是中国人传统思想祖先崇拜的产物。传代是第一要紧的事。朱子在《四书集注》的最后，《孟子注》的末尾说得最清楚。“孟轲死，孔子之学不传。……千载无真儒。……(程颢)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从汉到唐的儒全被抹掉了。“道统”万岁！
　　甲：建“统”完成于元代大帝国，是汉族经过和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以及西夏、大理、吐蕃等多族接触而产生的。在这个意义上可说元代包括南宋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只是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方向相反。他们走向春秋战国，我们到了秦朝。这且不说，除建“统”以外，“道”、“理”方面有什么可谈？别讲哲学。
　　乙：这可以从《大学》、《中庸》的破格提升看出来。《大学》是经过朱熹改造的，是他的“整旧如新”创作。把“正心”、“修身”和“治国”、“平天下”连接起来，这就是所谓“内圣外王”之学。《中庸》不知是秦末汉初什么人的手笔，也不知为什么能在《礼记》中保存下来。这篇文或文章组合在汉传古代经典中是独一无二的。开头就提出了“命、性、道、教”等等“范畴”术语，又有一段把孔子“仲尼”上升为神，等同于天地、四时、日月。其中讲的“性”是“天命之谓性”。《论语》里明明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中庸》讲“性”，是谁听孔子说的？“儒分为八。”这是哪一家？想不到这一组冷文章过了一千几百年热起来，派上了大用场。孟子和告子辩论的“性”是人性，又讲：“浩然之气”，讲各种的“心”。《中庸》、《孟子》合流，不但古时可以和异端佛教对抗，而且后世又可以和欧洲所谓哲学来对应，成为“形而上”的学。(“形而上者谓之道。”)“道”的作用越来越大。究竟是孔、是孟、是程、是朱，还是别的什么人，分不清了。儒“道”之妙，妙不可言。不懂这个，恐怕难懂中国人。
　　甲：真要讲孔子，恐怕得先分析《论语》。中国古籍多半是“杂俎”。不能笼统说。不限定材料，怎么研究？不分析怎么理解？
　　乙：我们这样谈论儒是尊还是贬？我们自己以为只是依据实际，考察现象，发现问题，寻求解说，无所谓褒贬。可是，照我看，只怕是像古老笑话说的，两个近视眼议论庙门口匾上的字，实际上匾还没挂出来。我们在儒门之外谈儒是不是两个近视眼？
　　甲：我相信匾终究是要挂出来的。我们是有点“超前”吧？
　　乙：那就不必读下去了，等二十一世纪再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