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何以狂得起来

　　去年十二期许纪霖《狂出真性情》一文，分析梁漱溟性格中的“狂”气，我很赞成。遗憾的是许文重抽象的理性分析，而未提及梁人生中的某些具体经历，给人一种有狂气自然狂得起来之感。梁性格中有“狂”的本因，但这种“狂”在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是普遍的，何以就梁还能狂得起来？举两个例子。刘文典当年做安徽大学校长时，有一次赶上学潮，被蒋介石当面指责：“你这个校长怎么当的”？刘的回答是：“你是个新军阀”。够狂的！张东荪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的时候，每次开教务会都要宣读总理遗训，张一听就夺门而出，并说：“下次再读遗训，我就不来了。”在当时这是何等犯忌的事。西南联大时，国民党为加强控制，要教授都入党，陈序经就说：“扯淡，我就不入。”类似的趣事，在梁漱溟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很常见，只是后来这股“狂”气普遍消失了，所以人们才对梁毛冲突留有深刻印象。梁有“狂”气，但他狂得起来，是因为与毛有私谊。毛性格中有一特点，就是对早年与他有过恩情或师谊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比较宽容，如章士钊、周谷城、梁漱溟。梁与毛同庚且长，当年北大时的社会地位远在毛之上，在人生的早年经历中，这是极重要的经历，是能“狂”起来的一点资本。梁毛冲突中，梁的狂气固然是性格使然，但光有性格能狂得起来吗？冯友兰、贺麟、金岳霖同为哲学家，哪个没有性格？但都没能“狂”起来。梁漱溟和储安平是很要好的朋友，梁“狂”在前，储“狂”在后，但前“狂”的没事，后“狂”的把命也没了。不是“狂”的时候，要“狂”就得有点“狂”的特殊条件，不知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