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文学翻译琐议

　　在台北开一次“外国文学中译学术研讨会”这样的国际性文学翻译会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壮举。承主办者太平洋文化基金会诸公邀我参加，非常感谢。文学翻译虽不是我的专业，但每当我在生活中陷入困境，翻译总是我的一根稻草。所以我本意是很想来参加并聆听各位高见的，而且我已经回信表示同意来参加了。怎奈朋友和医生都说，七月初台北太热了，况且并不是下了飞机就到，还有一段不可知的中转，他们坚决不赞成我冒这个险。年轻时我倒还有股冲劲。如今，人老多病就惜命起来。现在我只好衷心向会议主持人表示谢忱和歉疚，并通过他们向与会的诸位问候，致敬。同时，以一个半外行的身份对文学翻译略抒管见，请大家批评指教。
　　首先，我不相信文学翻译能机械化、电脑化。作为一种文学工作，翻译既有别于其他文字工作——比如创作，而它本身也有其复杂性。仅就笔译来说，它就与其他种类的翻译(比如科技)大不一样。所以用文学笔调去译科技文章必然会南辕北辙，大闹笑话，反之也是这样。
　　近来不断听说可以或者很快就可以用电脑来翻东西了：只要把原作输进去，然后一按键盘上某个钮钮，就可以译成所指定的文字了。在科学面前，我并不是个顽固派；我不怀疑科技翻译有一天会(或者已经)这样电子化了，但我不相信能用计算机来译莎士比亚、歌德、狄更斯、哈代或任何作家的作品。
　　我有时用温度来区别翻译。最冷的莫如契约性质的文字，那本身就是死板而机械，容不得半点灵活。把那样的文字机械化了并不难。文学翻译则是热的，而译诗是热度尤其高的。这里的“热”指的当然是情感。科技翻译只能也只准许照字面译，而文学翻译倘若限于字面，那就非砸锅不可。我认为衡量文学翻译的标准首先是看对原作在感情(而不是在字面)上忠不忠实，能不能把字里行间的(例如语气)译出来。倘若把滑稽的作品译得一本正经，毫不可笑，或把催人泪下的原作译得完全没有悲感，则无论字面上多么忠实，一个零件不丢，也算不得忠实。十九世纪以后，那么多英国人(如贺伯特·翟尔斯)译过中国唐诗，而只有阿瑟·魏礼的译文至今还为人们所传诵，因为原作是美酒，他没给译成白开水。
　　其次，我想谈谈翻译与创作(或著作)的高低问题。在文学史上，创作理所当然地应占主要地位，翻译最多只能占一章。所以我在这里指的并不是主次问题，高低表现得最露骨的是在报酬上。在大陆，翻译一般要比创作低三分之一；我听说在台湾，这二者之间也有所区别。同时，翻译家自然也比作家仿佛低一个档次。
　　我并不是职业翻译家，我在这里只是“路见不平”。就我一生中偶尔从事过的一些翻译(例如最近译的《尤利西斯》)来说，译书所付出的劳动要比创作大——而且有时会大出很多。创作是把自己头脑中的形象和心里感到的思绪铺在纸上。就心理过程而言，是单一的。当然，创作有时也会很苦，不知该从何下笔；但作家毕竟是文章的主人，凭自己的情感与意志落笔，是处于“有我”之境。翻译除非像当年林琴南那样半著半译，否则就得做到“无我”。打个比方，译者有点像相声演“双簧”时前边的那位，原作者则是后边的那位。每次看“双簧”，看到前边那位龇牙咧嘴，我就很同情他，因为他得想方设法去表达模仿后边那位的话，所以花的力气更大。一个译者(指的当然是好译者)拿起笔来也只能揣摩原作的艺术意图，在脑中构想出原作的形象和意境，经过“再创作”，然后用另一种文字来表达。这工作的心理过程在某些方面要比创作更为艰巨复杂。有时我“同情”林琴南老先生的信笔杜撰：以他当时的头脑，有时难免会对原作有意见，太不合他的心思。于是，就边摇头边用自己的话代替了原作，从而犯了翻译的大忌。既然绝不允许窜改原作，那就只有在译文中尽可能忠实而完整地译出原作。如果碰上像《尤利西斯》这样的怪作，连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原作都很无把握，更遑论去杜撰什么！另外，自己写是根据本人的知识范围，而翻译——尤其经典作品的翻译，原作引用什么，译者就得翻来覆去寻找根据出自何典；作者藏藏掖掖，译者得千方百计地把隐晦处尽量挑明。像《尤利西斯》这本书，有时人物在第三章说半句话，下半句在第九章才接了下去！为了向读者负责，译者只好通过注解指出这种前后的呼应。也正因此，文洁若与我合译的乔伊斯这部“天书”也许是注译最多的一本。全书译完时，注译肯定要超过五千条，其中仅第十五章就有上千个注。有些注是供研究者参阅的，但大多数将有助于一般阅读，其中个别地方简直不看注就不知所云。
　　去比较创(著)作与翻译时的重要性是徒然的。十九世纪《天演论》、《民约论》等著作的迻译显然促进了中国初期的民主思想的萌芽，正如二十年代的《汤姆大叔的小木屋》加强了对种族歧视的认识，《茶花女》翻译及演出促进了自由恋爱的思潮。进入八十年代，《第三次浪潮》的译本拓宽了思想境界。如果要写近代中国思潮史，绝不能把名著的迻译排除在外。近来还有人提出当年白话文学的死敌林琴南曾对我国五四新文学做过重大贡献。这话乍听起来十分扎耳，然而细想起来，正是那位留着辫子、不谙abcd的老先生凭着他那一腔热情和一支传神的笔使我们最早接触到莎士比亚、大仲马和狄更斯的。
　　最后，翻译还具备创作所没有的功能：它能冲破地域、种族和语言的畛域，沟通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思想感情，促进相互间的了解，从而把世界朝着大同的理想推进。
　　(本文为作者为台湾太平洋基金会召开的“外国文学中译学术研讨会”所写的书面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