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胡里胡涂说自由

　　“最是文人不自由”或“……有自由”问题，早有所感。现趁热闹，亦略述己见。主要是就议政、文化批判、述学和贫困诸问题谈谈看法。
　　文人“议政”、“文化批判”到底有没有意义？这得看历史阶段才好说。若在理想的场合，议员议政，文人述学，互不相干，当然最好。但当政治拒绝分工，要统管学术，时时插手，文人的一厢情意，又从何做起？“议政”与“文化批判”，争取的也就是述学的自由。当然，应该摒弃“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也要防止滑入“道德批判”。在这里，文人首先要明白“责任伦理”和“意图伦理”的原则。前一原则，“使他必须熟虑自己行为可以预见的后果，并对其负责”。而后一原则，是高于政治的人生层次，是他最终坚持的价值。(见《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林毓生，三联，第129页)
　　“议政”是掌握“责任伦理”原则去行事；“文化批判”是掌握“意图伦理”原则去行事。在法治尚不健全之时，文人完全可以选择此两条路径，而决不仅仅是去试一试自由度的游戏。社会进步，不单是依靠政治家的政治操作而完成的，否则，倒会跌入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泥坑，最终只能寄希望于政治领袖的英明。而上述文人若有此选择，正是一种促进与制约的力量。
　　谈到“述学”，首先要知道，任何一个文人，都只能在人类知识范围内活动。你必须随时了解知识领域进展的状况，而知识的拓展常常是偶发的。这一切都要求知识与信息自由地流通。而自由、自发的学术探讨，正是述学的条件。如果不承认这些条件，说什么无限空间只是一句空话，实则为可怜的空间。如果承认这些条件，也只好承认，正是文人(尽管只是述学)，更比其他人感到不自由。因为其他人对这些条件的需求没有这般强烈。
　　至于文人贫困与自由的关系，我认为，说文人命中就该受穷，是一个误区。文人之所以经济状况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由的匮乏。从前大家都在计划经济管辖下，大锅饭共同舀，也许没有感觉。如今某些领域开放，获得先富起来的政策资源，一下子就显出了落差。以最相邻的门类为例，美术、音乐、科技等，只要允许进入市场，有平等的竞争机会，都能获得相应丰富的报酬。而文人，不论教育或作家(非文学作者包括在内)，基本上是排除在市场外的。出版和言论基本上处于行政管理状态，知识和信息不能正常流通，怎能获得应有的市场价值？
　　知识或信息在市场上的价值，还要靠独创性才能取得(专利权则是例子)。人文学科由于种种原因，独创性不能得以表达，只能藏于书斋。此时的金钱匮乏，很难说是因为曲高和寡，而实为外在自由的稀缺所致。
　　文人中也有曲高和寡者，如基础理论科学、文史考据、传统戏曲研究之类，市场极小，需要政府在二次分配中，政策倾斜，给予扶持。如果大多数文人能在市场中获益，这少数人的“扶贫”工作也就好做了。但是，这里似乎可见樊纲先生所述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见《读书》一九九三年第力期)：无论好与坏，“政策”从本质上说都是制度的产物，而不是人的善恶本性的产物。“在不同的制度下，各利益集团(包括官僚政府等等)在公共选择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影响力的大小不同，所能起的作用不同，从而最终形成的决策，也就会向这一集团或那一集团‘倾斜’”。如果我们承认文人祈求的政策倾斜是一个“交易契约”的结果，就应该放弃天命之说。首要目标是寻找签定“交易契约”的“经纪人”。
　　《读书》一九九三年十二期《什么是自由？》(编辑室日志)中说：“如果依自己一厢情愿的观念导向，说不定又会出现一部新的‘自由的文法’”。说得真好，引起我对导向的一些想法。有些人一提出要导向，相应的动作就是去捂对方的嘴巴。其实，只有在自由表达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