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日航宽大的机舱里，看到下方悬浮的白云疾速后移，预计四小时后便可抵达东京成田机场，对于所谓“一衣带水”、“一苇可航”这样的形容，算是有了亲身体会。遥想在交通尚不便利的一百多年前，黄遵宪已有与现代人相同的感觉，“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仍不免慨叹其时中国人对日本情形之
昧，“如隔十重云雾”(《日本国志·自叙》)；则我这位姗姗来迟的探访者，想要追寻明治时期中国文人学者在日本的历史踪影，现代技术手段于弥合空间距离的同时，是否也可以帮助我跨越这百年时间鸿沟呢？
在东京大学最先访问的便是明治新闻文库。文学部的藤井省三先生是我的主要接待者，他告诉我这个文库很有意思，值得看看。“当然”，他同时补充说，“你的访问时间很短，恐怕无法查找很多资料。”我们都相信来日方长，对东大的藏书调查于是采取了走马观花式。明治新闻文库很清静，大约因为只有专门的研究者才会寻到此处。进门的桌子上放有藏书目录，厚厚的几大册。这种专题收藏本来对于我很有用，只是借阅须经图书馆员代为检出，不太适合我快速浏览的需要，只好弃而他就。
中央图书馆的藏书虽不够专门，却具有自行入库取书的便利。没有时间在书架间流连漫步，一入书库，预先做过准备的东大博士生清水君便带领我直奔主题。一排排挤满书架的明治小说，正是我在北京作“梁启超与日本明治小说”研究时无缘得见的原版书。分装数函的《佳人奇遇》，精装一册的《经国美谈》，大大小小各种开本的小说，展现了明治时期流行读物的诸般品貌。一个世纪以前，康有为编纂《日本书目志》时，正是借助这些托同乡行商到日本购回的通俗小说，才得以完成“小说门”一千零五十八种的大规模著录，其敏锐与专执真令人惊叹。
经过清水君的提示，翻开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上曾连续译载的《佳人奇遇》与《经国美谈》原书，果然有新发现。在国内作研究时使用的《现代日本文学全集》(改造社版)或《日本近代文学大系》(角川书店版)，其中选录的政治小说已删去或添加假名改写了当时十分流行的眉批，只原样保留了回末总评。根据这种并非原貌的版本进行研究，便很容易忽略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发表《新中国未来记》时出现大量眉批的日本文学背景。眉批在中国固然是古已有之，不过，这两部日文小说的眉批是用汉文写成，这一事实毕竟具有重要意义。当梁氏在流亡日本的旅途中读到《佳人奇遇》，遂动手翻译，连同接受日本“政治小说”的样式一起，被域外文学所照亮的古老的小说眉批，一定也以新的面目与意义重新进入梁启超的视野。所谓“传统的再生与转化”，看来并不是现代人才开始争论不休的棘手问题，我们的先辈其实早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践着，只是没有发表宣言而已。
除了梁启超，王韬与黄遵宪在日本的活动也是我关注的重点。再次来到中央图书馆，便是专门访求与二人相关的史料。赴日前，因准备在京都的讲演稿《王韬、黄遵宪在日本》，借阅过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日人宫岛诚一郎的《养浩堂诗集》，其中正好同时收录了黄、王二人的评点。此次在东大重见此书，偶然发现北大的藏本居然在卷末多出附录的“笔话九则”，尽管版本同样标明是“明治壬午新镌万世文库藏板”。遗落的原因或许是因为装订成书时漏检，更大的可能性则是重印时有所增补。与源辉声保存的《大河内文书》中有关黄遵宪的部分已整理、出版不同，宫岛诚一郎和中国人士的笔谈录尚未公布于世。这几则遗存在当年《诗集》刊本中的笔话，多少揭开了尘封已久的史料的一角。不过，东大的藏本仍具有得天独厚的价值，为北大本所不及，那就是盖在内封上的“大正十三年四月七日三条实宪氏寄赠”的图章，表明此本与宫岛有着特殊的关系。《养浩堂诗集》所刊第一篇序，作者为宫岛的老朋友三条实美。而据日本御茶水大学佐藤保先生的考证，赠书者正是其孙。可以肯定，此本应是该诗集最早的版本。
像宫岛诚一郎这样热心汉学的日本文士，当时很有一些人与黄遵宪、王韬相交往，也如同中国文人一样喜好
“以诗文会友”，因此，明治年间作汉诗、写汉文的诗社、文社组织颇多。王韬在日本虽不过四月，逐日撰写的《扶桑游记》中已随处可见参加诗酒之会的记述。其中提及的以佐田白茅为首的大来社及其定期发刊的《明治诗文》(后改名《明治文诗》)，规模便相当可观。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一月更名以前，社刊至少已出至五十六集。所载有社集时之命题作品，也有任意之作并社外友投稿，附录社评及诸家评点。黄遵宪、王韬与社中多人相熟，屡有诗文或评点登诸其中。应酬套话固多，但也有些资料可补阙闻。如第四十二集“外集”部分录有王韬的《粤逆崖略》一文，于太平军始末的记述中议论间出，以见洪、杨横行天下之势根源于朝政之窳败。一篇史论，实为王韬所谓“未干当世”的“杜牧之《罪言》”。转载之文末附佐田白茅评语：“先生来访之次，余问曰：先生得意之文为何篇？先生即示此篇。”这对于了解曾经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驻苏福省长官刘肇均，为攻占上海出谋划策的王氏心理，颇有助益。
日本文士的聚会，常在风景名胜地的茶亭酒楼，大约也有意借山川之灵气。王韬一八七九年五月到东京之日，便正赶上一月一集的东台之会，有二十二人来聚，王氏夸说为“一时之秀，萃于此矣”，地点即在不忍池边的长酡亭。有意探访遗迹，于是留心在图书馆里寻觅相关地图。只发现一张“上野公园之图”，却恰好是明治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森鸥外的藏品。图上没有标出长酡亭的位置，想来是在忍冈一侧统称为“卖店敷地”的商店区。
从东大附属医院穿过，行不数步，便来到不忍池边。十月不是赏樱花的季节，看不到被黄遵宪讴歌为“倾城看花奈花何”、“十日之游举国狂”(《樱花歌》)的盛况。代替摩肩接踵、游人如织的场景，冷冷清清的池边，只见到一位穿着颇为陈旧、约莫五十多岁年纪的男子，困倦地靠在长椅上晒太阳。
走过辩才天，登上上野山，又是一番景象。在鸽群栖落的十字路口，一边是三位已届退休年龄的日本老人，在卡拉OK音响的伴奏下，自得其乐地即兴演唱歌曲；另一边是一位身上装备了各式乐器、来日本淘金的西方流浪艺人，在举行街头演出，琴盒里有驻足赏乐的游人投放的钱币。这一
幅现代街头即景，已为登临此处的王韬、黄遵宪、梁启超诸人所不及见。只有与福泽谕吉并称为“日本维新二伟人”的西乡隆盛，其铸成于明治三十年的铜像仍矗立原处。武士打扮的西乡，一手牵狼狗，一手握腰间佩剑，目光沉毅，英武不减当年。一八九九年底，梁启超出游夏威夷前一日，曾到此像前瞻拜，作诗曰：“东海数健者，何人似乃公？劫余小天地，淘尽几英雄。闻鼓思飞将，看云感卧龙。行行一膜拜，热泪洒秋风。”(《壮别二十六首》其七)今日至此，已成访古，没有梁氏那般心事相通的悲壮感慨。倒是漫山翻飞的鸽子不时在西乡隆盛光亮的头顶上歇脚，留下一片污迹，成为游人举起相机争相摄取的奇观。
去寻访清末中国革命志士活动遗迹的那天，正是据说在十月很少见而我不幸屡屡遇上的雨天。不过，濛濛细雨很容易勾起思古之幽情，对于追寻历史踪影的我，恰是合适的氛围。东大文学部的主任教授平山久雄先生主动提议做我的向导，使我大为感动。平山先生对东京的文化遗址极为熟悉，我于是冒昧地向他请教明治时代新桥、柳桥与吉原的区别，因为对“异地烟花，殊乡风月”很有兴趣的王韬，每每在游记中记其涉足此间。平山先生的回答是：新桥、柳桥多艺妓，吉原多娼妓。常常有这种想法，研究中国古代文人社会，不可不探究青楼女子的生活情态。日本过去时代的文人与歌楼妓馆的关系，同样是值得去做的好题目。不知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会不会有助于此项研究的深入。
胡思乱想之中，已尾随平山先生进入新宿区的神乐坂。当年这一带是中国留学生与流亡知识者的聚居地。据刘大年先生在《横滨、东京孙中山遗迹访问记》中分析，是因为弘文学院、东京大学、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校均距此不远，上学方便；而且此地不是政治、商业中心，居民多为公教人员与城市平民，房租便宜。所以，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寓所以及《民报》等机关均择邻于此。
走进筑土八幡町的小巷，便很能感受到昔日住宅区所拥有的那份幽静。小巷的尽头，一座米黄色的小楼，便是孙中山一九○六年前后曾经借寓的故居。门前没有任何标志，只是凭着中日学者的热心考察，它才重新在少数有心人眼中显示出历史价值。而对于当地人来说，隔壁的筑土八幡神社无疑更赫赫有名。早年居住或往来此间的孙中山、黄兴、章太炎、鲁迅、周作人，应当目睹过该神社的祭祀活动。留心日本民俗的周作人，日后在《关于祭神迎会》一文中曾有追述。所记虽不必限于筑土八幡，而日本民族那种全身心投入的宗教狂热，总让周作人隐隐不安。
重新转进刚刚经过的居民区，向前走去，拐入小巷深处，便来到了《民报》遗址所在地。明治四十一、二年(一九○八、一九○九)，章太炎先生应鲁迅的请求，在《民报》社寓所讲授国学，学生中除周氏兄弟，尚有许寿裳、钱玄同等共八人。许氏于章太炎殁后，作《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记受业情形云：“每星期日清晨，步至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先师寓所，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师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而此八番地宅邸，因世事变迁，门牌改动，已不可精确复指。
一九○五年同盟会成立大会会址倒不难指认，却又是地貌大变，原先的坂本舍弥子爵住宅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与帝国饭店齐名的大仓饭店及其对面的大仓集古馆。我们坐出租车上来，已是饭店的第五层。在楼内略为巡视，也看到了考究的会议室，可惜已与同盟会了无关系。随即乘电梯下到底层，便完成了此番晚清革命志士在日遗踪的探访。
这次访查印证了数日来我的一点发现，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者偏爱具有革命倾向的人物，对有关史料更关注，论说颇用力。这与中国八十年代以前的学术方向大体相同。日本史学界有专门的“辛亥革命研究会”，自一九八一年开始出版《辛亥革命研究》专刊。文学界则凡属现代方面的研究者，无不从事过鲁迅著作的研讨。与此数人相关的遗址，不乏关心者与通晓家。同样在日本，流亡时间长达十四年的梁启超，便因其保皇党的名声不好，而没有这么幸运。他在东京住过的多处住宅，也不见有人提起。而其初到日本曾借住的牛込鹤卷町四十号，以及一八九九年梁氏与原时务学堂学生蔡锷、林圭等人共居的小石川久坚町，均在革命派活动地区周围。如今随着中国国内学界对改良派的重新认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研究已开始辐射到日本，被冷落的这一批中国文化人活动遗存，大概也有望获得中日研究者的关照。
平山先生下午在早稻田大学兼课，他把我带到该校大隈重信铜像前，移交给下一位陪同人。快到上课时间了，学生们纷纷从校外涌入，急促地奔向各个教室楼。大隈重信是这座在中国留学史上颇负盛名的大学的创办人，为纪念他而建立的铜像有两座，一取站姿，一取坐姿，却无一例外，都身穿学士袍，头戴学士帽。尤其是那顶四方形有飘带的帽子，已成为早稻田大学的特定标志。校内开设有专售这种帽子的商店。尽管平日已没有学生愿意戴方帽招摇过市，每逢毕业典礼，还是须装扮齐全方能入场。
大隈重信也是与中国近代史有关系的重要人物。梁启超出亡日本时，便很得其照顾。大隈时任首相兼外相，梁氏到日本不久，即与其代表志贺重昂商谈过借日本政府之力帮助光绪皇帝复位之事。第二年在首途夏威夷的船上，梁启超作《壮别二十六首》，便专有“别大隈伯一首”，先说：“第一快心事，东来识此雄。”末尾又重提前言：“牛刀勿小试，留我借东风。”这种交往大致保持到梁氏离开日本归国，《饮冰室合集》中还收录了一篇一九一○年发表的《读日本大隈伯爵开国五十年史书后》。
或许是由于大隈重信的关系，早稻田大学以培养政治人才闻名日本；而明治二十年代起执教该校的文学家坪内逍遥，也成为早稻田的骄傲。其《小说神髓》一书，一向被视为日本近代文学开端的标志，近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在中国。坪内逍遥一生创作甚丰，用力最多的还是戏剧。他不仅两次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从事剧本创作，而且发起戏剧改良与新剧运动，被人们称为“剧坛之父”。一九二八年，为纪念其古稀寿诞，在早稻田大学内特为他建立了演剧博物馆。博物馆是按照坪内意图建造的两翼伸出的小楼，正中可作舞台，里面的展室可作乐池。红色的屋顶，白色的墙壁，配上正面褐色的线条切割，总体建筑风格系采自莎士比亚时代的命运剧院。
不须购票，也没有人在旁监督，入门者把随身携带的雨伞挂在门边的伞架上，即可自由观赏。馆内收藏了大批戏剧资料，徜徉于各个展室，日本戏剧发展的历史便依次呈现眼前。在“明治以降的演剧”展厅内，发现了一张明治十四年新富剧场的图绘，不禁喜出望外。王韬在《扶桑游记》中，两次记其往此处观剧，虽比画面时间早两年，到底相去不远。明治前期剧场的情景历历在目，观众席地而坐，坐位之间以低矮的围栏分隔开，恰如王韬所述，“从高视之，方罫纵横，如画井田”，与今日置身银座西式的歌舞伎座观感截然不同。数日后，到位于犬山市郊的明治村参观，亲身走进从大阪迁移来的吴服座场内，总算实地重温了王韬当年的感觉。
离开东京的前一天，是由清水君和他的女朋友陪我去横滨。此行访查的重点是梁启超在横滨的办报活动。事先，平山久雄先生为我复印了一批材料，其中松本武彦在《辛亥革命研究》上连载的《在日本的辛亥革命史迹与史料》最具参考价值。自一八九八年十二月《清议报》创刊，到一九○七年十一月《新民丛报》停办，报社社址几经变迁，终不出旧日的外国人居留地，而以今名中华街的华侨聚居区为中心。
从善邻门进入中华街，满眼尽是熟悉的街名和店名。作为主干的中华街大街通贯小区，除中山路外，其它路段多以地名命名，如广东道、香港路、北京小路、上海路等，俨然一个小中国。店名也有浓厚的中国风味，老字号如“万珍楼”、“聘珍楼”不必说，即便是“老维新号”、“东方红”，也带出中国历史的投影。先已听说，中华街的门牌号码百年来一仍其旧。然而经过一九二三年关东大地震的破坏，房屋已全部改建，鳞次栉比的店面将同一房号分为数家，门前又无标识，让人看不出究竟。走进一家餐馆询问，也只知道自家门牌，说不清分界在何处。幸好还有知情者，按照店中人的指点，我们寻到另一处小铺。一位老太太独守店中，向我们展示了一张外套塑料薄膜的旧地图，各处号码一清二楚。我一边庆幸自己的运气不错，一边努力记住地理方位。再三向老人家道谢后，一行人又重入善邻门。
《清议报》初设于一三九号，至三十一册后变动过一次，而从七十一册起，直到《新民丛报》第三十三号，均在一五二号。其时正当梁启超热心报事、言论影响力最大的时期，《戊戌政变记》、《中国积弱溯源论》、《新民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一系列名文，俱在此问世。梁氏往来横滨，也留宿此间。因此，两处遗址非实地踏勘不可。一五二号为从善邻门进来左手第三个号码，这是一家中国土产商店，虽然明明从旅行手册上知道此店创办不过四十年，仍忍不住一直走到三楼，想象着梁启超当年在此伏案疾书的情景。一三九号也在街角，不过已到了中山路的另一端，对面是横滨华侨总会。只是这一处多为茶室、电工商店等小店，不好确指，只得拍下一张街景，权示到此一游。
横滨华侨总会及其背后的横滨中华学院，占据着一四○号的地界，后者即是在近代史上颇有名气的横滨大同学校。据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与《任公先生事略》记述，一八九七年冬，横滨华侨邝汝磐、冯镜如等有组织学校以教育华侨子弟之议，欲由国内延聘新学之士担任教员，就商于孙中山，孙乃荐梁启超为校长，代定校名日中西学校。邝氏持孙中山介绍信到上海见康有为，康以梁启超其时正从事《时务报》工作，遂荐另一弟子徐勤代往，且谓中西二字不雅，更名为大同，并亲书“大同学校”四字门额为赠。关于孙中山推荐梁氏一事，梁女令娴及追随者何天柱有异议，但无论如何，梁启超撰写的《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缘起》确已刊载于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出刊的《时务报》第四十七册。文中标榜“以孔子之学为本原，以西文日文为通学”，从今日教学楼正门上方书写的“礼义廉耻”四字校训中，仍可看出中华文化一脉相系的传统，虽在海外，亦未隔绝。横滨大同学校原与改良派关系甚深，连日后与梁启超反目的冯自由也并不讳言。不过，至今校方却只认孙中山为该校创始人，简朴的校园内，也仅有孙中山铜像与苏曼殊文学纪念碑并肩而立。
横滨中华学院的侧面，一墙之隔，便是中华街上最豪华的建筑关帝庙。一八七九年王韬东游至此，恰逢民间传说的关羽诞辰，“故华人之商于横滨者，铿锵歌舞以侑之”，“锣鼓喧阗，笙箫如沸，士女来观者，络绎不绝，几于袂云而汗雨”。连何如璋、张斯桂两位正、副公使，也要专程从东京赶来进香。其时关帝庙建成不过六年。(见《扶桑游记》)
在有关横滨的材料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语词大概是“文明开化”。即使非卖品中华街地图，也以“展示横滨文明开化的历史”作为该街区的定语。横滨自一八五九年开港，结束了幕府时代二百年的锁国状态，便成为近代日本输入西方文明的一大通道。迄今横滨人的穿戴仍比东京人更时髦，虽然两城相距很近。开港是明治维新的前奏，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学者必定光顾的一个去处，便是横滨开港资料馆。此馆的前身为原英国总领事馆。我们到达那里时，馆内正举办题为“横滨全景图”的定期展览。从开港后第二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横滨各处的街市景观以全景式的摄影，一次次出现在我们眼前。我最感兴趣的自然是明治年间横滨居留地的图片。在铺满一面墙的巨大的横滨街道图上，一些可以确定的建筑物照片，被一一固定到相应的位置，令人一望可知早先的街区格局。现在的中华街，只是原居留地的一部分。我在地图上，轻而易举便找到了一五二号与一三九号。回到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拍摄的两张居留地全景照片前，力图分辨出《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社原址，终于还是迷失在一片屋顶的海洋中。
对于游客来说，横滨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是海港。一艘被称为“太平洋女王”的豪华客轮冰川丸，自一九六一年退役以来即停靠岸边，成为一种特别的展览馆。而十九世纪末，距离新世纪来临仅有十二天，梁启超从横滨乘“香港丸”出发去夏威夷时，曾慨然有言：“虽然，既生于此国，义固不可不为国人；既生于世界，义固不可不为世界人。夫宁可逃耶？宁可避耶？又岂惟无可逃无可避而已，既有责任，则当知之；既知责任，则当行之。”梁氏以此次往游美洲，为“学为世界人”的开端(《夏威夷游记》)。眺望横滨港湾与远处浩渺的太平洋，不期然想起的竟是梁启超近一个世纪以前的豪言，历史仿佛又在眼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