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蝶魂花影惜分飞

　　一九三三年九月，纷繁的大上海，一本题为《珊瑚》的通俗半月刊登出一组读者投书，回答“为什么看小说？”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编者问。刊物的编辑范烟桥，后来被称作鸳鸯蝴蝶派的十八罗汉之一，曾在一九二七年写过一册堂而皇之的《中国小说史》，追流溯源，把民初以来便盛行不衰的鸳鸯蝴蝶式通俗小说正式纳入中国土本小说发展的“全盛时期”，大书《玉梨魂》和《广陵潮》的承前启后，同时只字不提“五四”以来方兴未艾的新文学，也算是给了新文学运动健将们针对鸳鸯蝴蝶派发出的种种责难攻击一个不亢也不卑的回应。不过，范氏这本小说史，并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的历史叙述，说明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这类通俗小说会引起新文学会说洋文的理论家的大不满；同时，也正是在一九二七年前后，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开始出现一次大规模重心转移，新文学(尤其是其左翼)因为响应或者说推动了这样一场由城市向农村的历史迁徙，而在二三十年代迅速主流化——这种种内因外因，使得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不仅成了绝无仅有的“逆流”文本，也因其随后的销声匿迹而标志出一段完全边缘化的历史经验和记忆。不过这都是后话，暂且先按下不表。
　　且说眼下使我们更感兴趣的，仍是《珊瑚》杂志上刊出的那一束读者来信。要回答“为什么看小说？”这样一个广而泛的问题，自然会有多个角度，既可以洋洋洒洒理论思辨一番，也可以海阔天空对比联想一气。但这几封读者来信，倒真是言简意赅，直截了当：
　　(1)为转移不良的心境而看。(2)为消磨枯寂的人生而看。(3)为调剂苦闷的生活而看。(4)为明了神秘的社会而看。(南通　玉懿)因为小说在许多文艺的作品中，是趣味最浓厚的东西；……(诏安沈济宽)
　　(1)小说是自修最好的国文读本。……(宁波　栎主)
　　显然，几位颇有文采的读者都认为，小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消遣和调剂，是闲暇时的娱乐，催眠的良方，也是自我修养的途径。对于这样的答复，也可以有很多理论化的阐述，历史性的解释，以及社会学意义上的描述，因为这里不仅涉及到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创作的意义，小说的历史演变，读者群的构成等一系列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同时也可以从中窥探到一整套特定的文化逻辑和生存环境。这一批读者来书所认同的，可以粗略地称作“现代城市平民日常生活文化”，亦即鸳鸯蝴蝶式通俗小说几十年间操作其中、流通其中的沿海商业城市(主要是上海)居民文化。
　　去描述或重构这样一种文化形态无疑是一项有趣而又艰巨的工作，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对现代化，现代平民社会，以及整个现代性的认识和思考。这种文化形态充满了深刻的矛盾和反讽，往往需要仔细地分辨和缕清，尤其是在价值判断和理性分析之间，几乎必然地会出现某种断裂和绝缘。比如说南通玉懿的表述，表面上看，该读者似乎在抱怨生活的苦不堪言，了无意兴，但巨大的历史反讽却是，正是在“现代城市平民的日常生活”中，“不良的心境”，“枯寂的人生”，和“苦闷的生活”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存在意义上的问题，才需要而且有可能用各种方式或者转移，或者消磨，或者调剂。其原因，就是这种种焦虑正是现代城市平民日常生活这一历史状况所包含的负面价值和效果，而与“不良”、“枯寂”、“苦闷”相对应的，恰好是现代城市文化许诺给平民日常生活的“丰富”、“刺激”和“自由”。
　　换言之，现代城市能够而且确乎给予其居民人身的自由(即马克思所说的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和多元的价值选择(即商品经济对生活内容和方式的渗透及组织)，但其代价却是体验枯寂和苦闷的可能。(无怪乎以现代城市风景线为其存在主义哲学基本出发点的萨特如此通达地告慰后人：“焦虑其实是对自由的体验。”)体验并且表达“枯寂”和“苦闷”的个人，也正是因为自身已从传统的家族式集体剥离出来，并且观照了现代城市这一想象域，才有可能察觉出所说的缺憾，才有可能希望去消磨和调剂，也就是抑制勃兴的欲望。
　　现代城市，因为其基本运作模式是以交换为原则的商品经济，实在是一片广大的欲望发生场，一个写满了欲望却无法完全把握的海市蜃楼式幻象，更抽象地说，现代城市文化的动力是提供一系列可变空洞的形式，内容却必然地被淡化抽空了。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日常生活”这一概念便获得了新的密度，鸳鸯蝴蝶式消遣和娱乐文学也获得社会意义。“日常生活”同“现代城市”一样，是现代性的标志。这并不是说前现代的社会形态里，便没有日常生活，芸芸众生便不生老病死、饮食男女；恰恰相反，正是在现代平民社会里，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的“过日子”本身才正式成为一个意义范畴和思辨对象。如果说前现代，尤其是农业手工业式的社会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常常被赋予神圣性或者浓厚的象征意义，亦即直接的感官生活被不断地转译成某种超验的意义和目的，那么现代城市文化则正是肯定日常生活的世俗性和不可减缩。日常生活，以至人生的分分秒秒，都应该而且必须成为现代人自我定义自我认识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
　　所以，现代人“直面惨淡的人生”的时候，其实是在索回人自身的价值，并且同时意识到这一价值的非神圣、非崇高甚至平庸。这也许是现代性的一个根本矛盾所在：人们用极其崇高甚至悲壮的气概和“淋漓的鲜血”换来的现代进步或解放，最终却必然是对平民那种安宁琐碎的日常生活的肯定和保证。所谓人类解放，历史进步等现代理想并不意味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而只是一种悲喜剧式的反高潮，是八千里路云和月后的小巷人家。
　　这里便涉及到两个不同的话语层面，即文化上的平民化和政治上的民主化。我们现在应该终于意识到并且警惕的，正是让政治民主化自成目的，从而构成对文化平民化的蚕食和取代。“政治民主”的口号，因为其爆炸性的社会能量，所以能够激发使人大义凛然、使人升华的“政治感”，但这种“政治感”往往会引导出对平民文化、日常生活的贵族式轻蔑和精英式拒绝。
　　追求这样一种自我升华的“政治感”，不能不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占主流的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冲动。尽管这样一个冲动可能有集体想象的成份，而且高扬着“革命”和“解放”的神圣旗帜，但在最终的意义上仍然是对现代城市以及平民文化的抵制。如果我们进一步承认以“革命”的名义获得的“政治感”本身也是现代性的特征之一，是对现代城市文明以及与此相结合的商品经济的乌托邦式反抗，那么这种对政治的热情便可以说是现代化过程必然引发的情意结，是属于现代的反现代冲动，最终渴求的是对现代的再设计。
　　这样一种精神特质似乎深深地植根于“五四”新文学的想象逻辑和意识形态。作为对新文学传统的反思，张爱玲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流言·自己的文章》)对于“人生飞扬”派来说，“政治感”的获得首先表现为从纯文学的角度对通俗文学的否定，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商业文化的否定。所以，毫不奇怪的是鸳鸯蝴蝶派一再被宣判为“逆流”，“文娼”，“拜金主义的文学”。茅盾明指鸳鸯蝴蝶、礼拜六式的章回通俗小说是“真艺术的仇敌”。“对于艺术的不忠诚，再没有比这厉害些的了。在他们看来，　小说是一件商品，只要有地方销，是可以赶制出来的，只要能迎合社会心理，无论怎样迁就都可以的。”在茅盾、西谛们看来，文学的商品化，亦即后来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所痛斥的现代“文化工业”，是通俗小说的最大丑恶。所以茅盾并不认为鸳鸯蝴蝶是旧的、封建性文学或文化，因为旧文化旧文学也许用陈独秀概括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来描述更为合适。茅盾认为鸳鸯蝴蝶派是迎合现代市民文化的，因此他同意《晨报副刊》上署名“子严”的一段杂感：“这些《礼拜六》以下的出版物所代表的并不是什么旧文化旧文学，只是现代的恶趣味——污毁一切的玩世与纵欲的人生观(？)，这是从各方面看来，都很重大而且可怕的事。……《礼拜六》派(包括上海所有定期通俗刊物)的对于中国国民的毒害是趣味的恶化。”(《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作品么？》)
　　所谓“现代的恶趣味”，便是现代城市平民的日常生活所肯定的世俗性和平庸性。没有了一服服使人振奋的“兴奋剂”，也就抽去了那自我庄严肃穆的政治感。我们不妨看看《礼拜六》“出版赘言”上允诺的趣味：
　　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且买笑觅醉顾曲，其为乐转瞬即逝，不能继续以至明日也。读小说则以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游倦归斋，挑灯展卷，或与良友抵掌评论，或伴爱妻并肩互读，意兴稍阑，则以其余留于明日读之，晴曦照窗，花香入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
　　一如当代日益精致的电视广告，王钝根的“赘言”实际上兜售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以工作和闲暇为两大内容的现代城市平民的理想生活方式。阅读小说适合于这种生活方式，不仅仅因为其经济实惠便捷，不仅仅因为其满足了城市文化中个人生活私秘化的需要，也因为阅读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帮助读者掌握社交技能，获得社会成员的资格的过程，由此才有可能“与良友抵掌评论”，由此南通读者才会“为明瞭神秘的社会而看”。甚至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和更新，都应该依靠这种“通俗化、群众化”(《红玫瑰》杂志办刊宗旨)的平民文化(《小说是自修最好的国文读本》)。
　　因此，鸳鸯蝴蝶式通俗文学在表意上可能会认同传统的、前现代的价值和观念，但在运作上却是对现代平民社会的肯定，对等级制和神圣感的戏仿和摈弃。指责通俗文学的“恶趣味”，显然只注意到了其具体表达的内容，而对这一文化形式，亦即“具有社会象征意义的叙事行为”，所包含的具大的平民化、调节性功能却完全忽视了。换个角度说，新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在大众文艺运动之前，正是过度强调了文学话语的内容和表意层面，而轻视了其运作机制以及形式的社会功能。所以郑振铎认为，新文学同鸳鸯蝴蝶派的论争，“不过是严正的理论对付不大上流的诬蔑。”这其中的原因，一部分应归于新文学中自我升华的精英倾向，一部分应归于现代中国政治文化中不断的急迫感、焦躁感，一部分则应当归于现代城市平民文化在地域和经济结构中的局限与脆弱。
　　“五四”新文学“人生飞扬”的态度只有时刻补以高昂亢奋的政治兴奋剂，才得以维持延续，文学话语因此也就必须不断认同一个可以附着其上的历史主体——农工大众，普罗无产阶级，工农兵，人民群众。对集体性意义载体的执着追求，也许折射出对现代社会进行抵抗或者重新设计的欲望。鸳鸯蝴蝶派“人生安稳”的哲学，却既不唤起也不再现集体性主体，只是在培养趣味，寻觅快活的过程中，为每一个个体的读者指出“排闷消愁一条玫瑰之路”。这类小说，连同现代其他大众娱乐方式一道(体育、电视、电影、游园)，完成了对日常生活的创造和调剂，从而保证现代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再生产。
　　因之魏绍昌先生反问：“鸳鸯蝴蝶派即礼拜六派，联起来的意思是：在读者休息娱乐的日子里，提供悦目有趣的作品。该派以这样的涵义命名，有什么不好？我认为这是一顶美丽的帽子。”
　　鸳鸯蝴蝶派在上海及沿海通商城市的兴盛无疑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其最后的消亡，当然同样和大的历史环境息息相关。魏绍昌先生认为新文学和鸳鸯蝴蝶派之间是河水井水互不相干的关系，这自然有肯定后者的历史价值的意愿，但河水最后还是冲了井水的。这反映的是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现代城市文化无法生存发展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伴随这一文化重心转移的，正是日常生活的完全贫乏化和政治感的白热化，甚至是以营造政治感来取代日常生活；所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浪潮，本质上回响的是对现代城市平民文化的竭力抗拒，也就是对人类生存的世俗性的最后抵御。
　　(《我看鸳鸯蝴蝶派》，魏绍昌著，香港中华书局一九九○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