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假如没有……”

　　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福格尔和美国华盛顿大学的道格拉斯·诺斯两位教授于一九九三年十月被授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所热衷的是同一领域的问题：经济史。关于诺斯，我国学术界比较熟悉，对其理论的介绍与讨论也比较充分一些；相对而言，福格尔就略显陌生些，故在此我打算着重谈谈罗伯特·福格尔。
　　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之所以把奖授予福格尔，是为了表彰他在“运用现代统计方法来重新考察以往的经济是如何发展的”这一领域内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以福格尔为首的一批经济史学家们所遵循的研究方法或范式与众不同，不同得近乎“离经叛道”。他们彻底抛弃了传统史学的“历史不能假设”这一金科玉律，高高举起了“反事实假设”的旗帜(the Counterfactual)。
　　“假如没有铁路……”，“假如没有南北战争……”，就是在一系列由“假如”引发的问句之后，福格尔在被瑞典皇家科学院誉为开创性的著作——《铁路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九六四)和《不公正的年代：美国黑奴经济学》(一九七四)——里，展开了他对历史，尤其是对那些具有经典意义的历史问题的深入思考与讨论。
　　一般认为，铁路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历史的舞台上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具体到美国，人们大多赞同这样的观点，即美国的工业或经济的真正起飞，肇始于铁路的出现，准确地说是滥觞于横贯美国东西的大铁路竣工之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铁路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运费，使大规模疆土开发成为可能，引起了对工业制成品的巨大需求，并且导致了其他领域内的革新发明(如酸性转炉炼钢和电报机)。然而，面对前人之定论，但又充满着怀疑精神并且事事都要弄个水落石出的福格尔，却非要看看“如果当时没有铁路，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而这又会对美国工业化的速度产生何种影响”。为了对这类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福格尔开创了一套崭新的、融现代统计技术、计算机科学和经济学于一体的方法，即我们前面提到的所谓计量史学。鉴于福格尔运用的分析技术十分复杂，我在此只打算粗略地谈谈他的基本思路。
　　由福格尔所开创的计量经济史学同以往的计量方法有很大的区别，它不仅仅将自己的任务局限于简单地收集、分类与整理原始数据，而是在大量地借助于经济理论和数学模型的前提下，根据历史残存的零星数据来重新描绘或编织经济结构与经济过程的历史面貌。在《作为社会科学之工具的数学模型》(一九八○)一书中福格尔曾经形象地比喻说，计量经济史学家在这一点上与力图根据骨骼碎片和生物学理论去复原史前动物的古生物学家十分类似。通过运用经济学理论，福格尔发现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且将各种原始数据重新组合成符合经济学定义的数据；通过使用数学工具，福格尔建立起了表达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数学函数式，并且将所得到的新数据代入其中进行检验、导出结论。
　　一般来说，经济学家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某项政策、制度或技术进步等对整个历史进程的“纯”影响究竟有多大？要想解答这类问题，就只有计算出实际的产出水平与没有“它”时所能够达到的水平之间的差异；而要想准确且相对客观地计算出这一差异，就必须拥有一个明确的、可检验的表现该经济特征的数学函数模型；由于现实中并不存在没有“它”时的数据，因此模型又只能是非现实的、模拟性的或想象出来的。这恐怕就是福格尔之所以如此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基本逻辑所在。也恰是基于这样一种方法论，福格尔通过对当时铁路与水路运费的比较、通过考察因修筑铁路而引起的对钢铁需求之变化，进而对前面提到的“铁路之作用”问题做出了如下结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即使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没有铁路，到一八九○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不会比这一年的实际产量低百分之三十以上；换句话说，假如不存在铁路，美国的经济增长至多会推迟两年，而这从历史学的角度上看，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以铁路为例。当年修建铁路时，美国政府的干预是相当强的，这不仅表现在铁路网的布局上，而且更重要地还表现在国家对铁路的投资超过了私人金融市场所具有的融资能力。在这样的前题之下，如果承认铁路对美国的经济起飞与工业化具有重大作用的话，那么就等于变相承认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合理性，等于承认政府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源泉之一。从这个角度看，福格尔打破单靠一项新技术(在此为铁路)就能够产生革命性影响的神话，至少目的之一在于摧毁国家干预合理性的基础。
　　如果说福格尔对铁路(其中隐含着对政府)在美国经济发展中地位的贬低引起了热烈的学术争论的话，那么他有关美国南方奴隶制的结论则无异于一枚投向学术界的重磅炸弹。福格尔写道，南北战争以前的南部奴隶制经济并不是萧条的、无效的、垂死的和无利可图的，恰恰相反，它是非常有效率的。奴隶主平均每年得到百分之十——十二左右的利润；不仅如此，南部奴隶制经济在一八四O——一八六O年间，其资本收入的增长速度大大地超过了全国的平均值；更有甚者，南部农业利用生产资源的效率比北部农业竟高出近百分之四十。
　　早在一九○五年，美国学者菲利普斯就曾经发表了一篇题为《产棉地带奴隶所有制的经济代价》的著名论文，在将奴隶价格与棉花价格按时间序列加以仔细比较之后，他发现奴隶的价格比棉花的价格增长的速度更快，并且由此得出了使用奴隶是一项无利可图的投资之结论。对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是福格尔还是运用他的“假设一演绎”模式进行了模拟检验。首先，在给出一系列假定的同时，他将菲利普斯的理论用数学模型加以表述；然后，逐项地对代数式中的各个变量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详尽的理论分析；再后，又代入他本人根据原始数据修正而来的重组数据，进行检验。最后他得到的结论是，菲利普斯之所以会持有黑奴制不经济那样的见解，原因在于他依据的是一个错误的方程。也正是在对前人成果的批判的基础上，福格尔才建立了自己的模型，并由此得到了上述结论。
　　在福格尔眼中，真正并且最终摧毁美国南方奴隶制的，并不是市场力量的效率原则，而是体现道义力量的政治革命，有记者在获悉福格尔被授予一九九三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立刻对他进行了采访，福格尔面对记者的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有效率的进程同时又是道德的，那么这便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但我并不认为十九和二十世纪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像我这样的人时常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科学家与普通人的区别何在。实际上，福格尔对黑奴制度的态度，可以讲就是这一问题的答案，在内心他憎恨奴隶制(他的夫人便是一位黑人)，但他同时又尊重科学推论；像许许多多大知识分子一样，他也是属于凭借理想来协调感情与理智之冲突的人。一般的历史学家探索的通常是历史中个人的动机、个人的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这种研究思路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个人主义方法。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福格尔及其追随者所遵循的集体主义方法，意即其关注的焦点不是个人，而是作为集体行动结果的历史统计数据。从这个角度讲，后者的主观色彩自然会淡薄些。他们之间的另一本质区别在于处理历史资料，确立经济变量之间关系时所使用的工具及所依据的理论不同。正如前文所述，福格尔在经济学理论的支持下，通过将统计学中的回归分析与计算机的结合，来尽力使历史恢复其本来面目，也许他们之间最根本性的差异在于，福格尔的整个推理过程——即假定、模型和对原始统计数据的修正——毫无例外地均可被检验，也恰是从这一意义上看，福格尔作为一位经济史学家，至少在我看来，其成就与其说是以某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为历史赋予了新的意义，倒不如说是为我们思考历史、评价社会进程提供了一种思路或方法。
　　像几乎所有的新观点一样，计量史学同样也遭到形形色色的批判或抨击，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对反事实命题的运用。有人这样说道，历史不会重复，在根本就不曾存在、并且将永远不可能出现的假定上作文章，得到的不可能是历史，而是“伪历史”、“虚构史”、至多是“准历史”，由于反事实假定性陈述不可能被事实检验，因此这种研究应该被排除在科学的范围之外。应该说这类批判是言之有理的，但福格尔对此所做的反驳似乎显得更强有力一些：“反事实的假定性陈述是历史学家论述中的一个绝对不可缺少的特征”。换言之，当人们对某一事件、某项政策、某个人物或某种制度安排进行论述和评点时，无论是褒是贬，人们内心深处的潜台词恐怕大都是这样的：“要是那样就太好(糟)了”。然而，从本质上讲这恰恰就是在给出反事实假定。另外，在使理论具有可检验性方面，应该说福格尔是尽了力的。到目前为止，他也许是在使历史学成为真正意义的科学——其公认的重要共同特征便是“假定—模型—检验”套路——的人中最努力、也可能是最有望成功的一位了。不错，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历史实验室”，但我们可以对模型本身的正确性进行检验和批判。
　　对计量史学的另一批判，是说它“本身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从因果关系上说明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与结构”；换句话说，在历史进程的某一时期，总是存在着许多重要的变量，如战争，粮食欠收，股票市场狂热及精神变态等，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加以综合分析，可是它们却被当作次要的东西给丢掉了(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与此种批判相关联的，是针对福格尔所使用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当然，你可以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然而历史进程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各种因素不仅永远在变，而且它们之间还总会相互作用。这样看来，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又有多少可信之处呢？在此我想说的是，比较静态分析虽不完美，但恐怕是一种可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