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历代职官表》与《升官图》

　　人类一开始形成便分为统治和被统治两个阶级，而统治阶级总是极少数，需要帮助他做统治事务的人，那便是“官”。随着事务日繁，官也跟着增多，从前正史上有叫《百官志》的，其实何止“百官”，连“千官”也还不止。鲁迅不是有过“金风萧瑟走千官”的名句吗？
　　二千多年来的官制，历代变更甚大，要在短文中说清楚，是不可能的。我这篇小文是想把一张做游戏的图表和一部严肃的书籍结合起来谈，目的是想把那极复杂的问题简易化，或者说，用很简单的方式把极复杂难以理清的东西搞得清楚一些。我只能说“清楚一些”，要想全面搞通还是不可能的。
　　话说清高宗统治到了四分之三时期，即乾隆四十五年，《四库全书》已告修成，大概是利用四库馆的原馆臣，又修了一部大型官书，叫做《历代职官表》，是用“表”的形式，以乾隆时代所有的职官为纲，以三代下迄明代同样性质的职官为目，列表比勘，共得七十二表。书成之后，虽缮入《四库全书》，也曾由武英殿雕版单行，但刊行未广，其原因恐怕是爱新觉罗·弘历看到此书缺点很多，不甚满意之故。所以清代“御修”或“钦定”的大型书籍中，此书最不为人所熟知；若没有成书后一甲子有一位芝麻绿豆官替它做一些改编工作，使它得以流传迄今，它早已湮没无闻了。这个有心人叫做黄本骥，道光时在世，只是湖南黔阳县的一个教谕，在那时是仕宦的末路，所谓苜蓿生涯，只有年迈体弱屡试不第的士人才肯屈就。但便是这种教官，包括教授、学正、教谕、训导四种官吏，在元代和明初，却并不如清代那样是卑秩，它和唐代的“尉”一样，是仕宦必经之途，元代虞集、揭傒斯等、明初刘基、宋溓等，无不做过教官，但到清代便地位一落千丈，甚至成为小说家描写嘲弄的对象。我举教官这个例，说明光用“志”和“表”是远远不能说明历代官制之异同的。即使用文字来解释，也无法把这种变迁说得清楚。因此我想到用一种“掌故学”的著述来解决这个问题。掌故学也是从史学派生出来的，可它略不同于史学，那便是散见于数量繁多的笔记之中，以当时人谈当时的官制，因为作者本身也是官，密切攸关，所以毫无扦格难通，只是那些著作中的官制，只是在叙事时偶然涉笔，并不完善且无来龙去脉，不能算是有系统的著述，所以能将历代官制融会贯通的，世难其人；有之，则便是“通儒”，在广大学人之中是极为罕遇的人物。这便造成今天上自颇负盛名的学者教授以迄一般历史戏剧影视的编剧者，往往对官制方面造成种种谬误甚至于笑话，使人看了感到不舒服甚至于喷饭。
　　要叫现代的学生甚至是专业史学的学者去遍读各种史籍和掌故是不可能的，但我发现一种较简易而人们乐于接受而收效极大的办法，便是提倡寓学问于游戏，让大家去玩《升官图》。我自己一些少得可怜的官制知识，便是从玩《升官图》而来的。
　　《升官图》是由来已久的一种游戏，据说汉代早已有之，称为“采选”，后继起于唐代的李郃，宋代刘敞有过《汉官仪新选》，称为《选官图》，著名学者刘继庄尝欲自制“升官图”。这些实物都已不可见，但它的意图和作用，便说明是一种寓学问于游戏的玩意，说是能将“职官考课铨选之法皆了然，亦读史之一助也，贤于博弈远矣”，虽然它一样是博采赌胜负，却说是“贤于博弈”，可见得它是“为学”的成份多于游戏。我无意也不能深入于它的考据，只能说说今天能见到的实物的《升官图》。
　　那便是明、清两代的《升官图》。据说现代的《升官图》创始于明末的倪元璐，说起此人而会创作此图，真有些令人惊奇，他是崇祯朝五十一位宰辅中之一个，李自成攻陷北京殉节，南都易名之典是极崇高的“文正”。这样道貌岸然的人物居然会搞这种玩意儿，可见此图之不凡。其实明季的士风有的的确很通脱超俗，和南宋甚至清代大不相同。倪元璐还把“诰命”给了他的小妻，曾大大给头巾气的朝士攻击过一通，但临大节的时候却慷慨捐躯，正和写小说、唱山歌的冯梦龙、凌濛初一样，并不因搞那些俗文学便能掩他们的忠烈大节。
　　倪元璐创作《升官图》当然也只是传说，不像冯、凌两位在著作上署了名，很多人这样说，我也深信不疑。不过清代的职官虽一沿明制，但也有部分的改动，《升官图》自然也随之有所变更，大致是按照乾隆四十五年的官修《历代职官表》中清代职官为基础，一直到清季光、宣之际官制改革为止。那种昙花一现的新官制则并不曾在图中出现过。
　　我所见到和玩过的只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石印本，方方的一张厚纸印制，其大恰占一张八仙桌的主要部份，刚好在那时盛行的石印印石上印刷；若是铅印，是没有那么大的印架的。我孤陋寡闻，所见到的《升官图》仅此一种，据说还有各种《升官图》，有清末新官制的，有民国的，有武职的，但玩的人只取此一种。听说周一良先生藏有各种《升官图》，有木刻印制的，可惜没有眼福一见。
　　二三十年代玩此图时，还不懂得去研究一下它的版本，那时因为玩的人多，销路广，印制的书坊很不少，内容也略有不同，当然都在那时印刷中心的上海印制。随着时代的进展，年轻人已不复玩此图，到三十年代中，到处可买到的东西突然销声匿迹，再也见不到了。到了八十年代，和一位老朋友谈天，慨叹于所见到的一些文章和电影电视中对官制的无知，朋友说这些作者和编剧要是玩过《升官图》便好了，我也同意此说，同时也感叹目前已久无此图，徒成为早年的回忆。
　　有一位朋友从香港来，谈起此事，他说不妨替我留意，不久即寄来一份，说是“礼失而求诸野”，竟是从香港日本人所设的百货店无意中买到的。我这才注意它的版本，“版权页”非常简单，仅仅十二个字，是“游戏升官图上海三兴书社印”，可见还是二、三十年代上海的产品远销到香港去的。纸质是极优良的进口道林纸，可惜折叠了几十年，折痕已破裂为四块小张。我当然也什袭珍藏，并且研究“三兴”本和少时玩过的不同，解决了我多年不解的疑窦。原来图中其他版本有几千个“由”字，“三兴”本都作“柔”字，使我恍然大悟，这个道理留在下面再谈。
　　现在试以极简略的文字说说它的内容和玩法。一张正方形的纸上密密麻麻写上上万字的清代内外文职衙门和官员的名称，每一官员的上面写着品级，下面写着六行“升”和“降”移转的趋向。这六行是用四颗骰子掷出来表现的，两“四”为“德”，两“六”为“才”，两“五”为“功”，两“三”为“良”，两“二”为“柔”，“两”么为“赃”。绯色的“四”是最好的，故称为“德”，“才”和“功”也不坏，“良”和“柔”只平平。这里我才知道从前的版本不知其义的“由”字原来是“柔”字的同音字，为图简便才用这个“由”字，“柔”者“优柔寡断”之谓，做官而柔，自然不是一个褒词，连平平也够不上的。以上五个字都是升迁或滞迟，要降罚的则只有两“么”的“赃”，做官做到贪赃当然要降罚了，不过只要四颗骰子中除两颗“么”之外，还有一颗“四”，那便免于降罚，叫做“赃不行”，说明这位不讲廉政建设的官员有了靠山，得贵人庇助，这是很有现实和讽刺意味的。还有官做得高了，如正一品的大学士和从一品的协办大学士，则干脆掷了两“么”不需要一颗“四”，也明示“赃不行”，说明他们本身便是贵人，再无须人相助，便可公然贪赃枉法无从制裁了。至于为何六项之中，只有一项是降罚，则因为图名“升官”，主要是升，若升降参半，则这种游戏将永无结局，且不为玩此图者主观愿望所喜，这也可见创造此图者的匠心独运。
　　四颗骰子中若有三颗相同的，叫做“聚”，例如有三颗“四”，便叫“聚四”，作两个“德”算。若是四颗均同，叫“全色”，那可了不起，六项之中，立颁“封典”，恰好是公、侯、伯、子、男加上王爵，那是在玩的时候极罕见的，除非是历史上的刘裕和李隆基，才有此好手气，骰子会听他们使唤的。
　　入局玩的人每人有两根细长不同颜色的筹子，一根是官员的本职，另一根则是应明、清官制本职之外放差和考成需要而设的，考成是现代语，那时京官的考成叫做“京察”，外官叫做“大计”，定期举行。在明代吏部权重，举行这种“铨典”时真真掌握进退人才的大权，到清代便不怎样了。“铨典”的结果，好的有“卓异”、“内记名”、“保举”、“加衔”、“议叙”、“加级”和“记录”等等，坏的则是“处分”，有“交部”、“革留”、“严议”以至于充军到“军台”。碰到掷着“铨典”，便把另一根筹子放在一专栏上，那时便要看你下一掷的手气了。至于“差使”，原是临时性的派遣，本职仍保留着，差使完毕，仍回原任，例如会试的总裁，乡试的主考，各省的学政，包括同考、知贡举和监临；派往外藩属国的使臣，明代册封亲藩的礼使，祭祀山嶽河川的专使。其实连各省封疆大吏的巡抚和总督，都属于差使，并非实职，这以后还要详谈。
　　玩此图要取胜得采多，当然得靠手气，即常常手下掷出绯色的“四”来，尤其重要的是开局时的一掷，叫做“出身”，出身的好坏决定全局。最好是掷个双“四”，便是生员即俗称秀才或诸生，这是正途，若是连掷几下双“四”，由举人而进士入翰林，这便一帆风顺，可以入阁，可以“拜相”，死后易名之典可以谥“文”。清代左宗棠只是一个举人，他自恃功业盖世，以不得入阁不得谥“文”为憾，竟异想天开，在统兵西北的紧要时刻上奏清廷，要求解除军务回京参加会试，这无异是敲一下朝廷的“竹杠”。朝廷无可奈何，只得破例钦赐他一个进士，并给他翰林院检讨的从七品官，这样他是正途出身的太史公了，以后便入阁为东阁大学士，死后并得“文襄”的美谥；不过人们在背后还是称他为“破天荒相公”。
　　正途出身的即使庸庸碌碌，二十多年也便可官至极品身跻宰辅；若是出手掷个两“二”、两“三”，那便终身蹭蹬，沉浮下僚，只好在官场最低层打滚，品级连“从八”、“从九”都挨不上。这些人的可怜相，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把他们描绘得淋漓尽致，实在可怜亦复可笑。玩《升官图》的人若出手不佳，便兴趣索然，坐看同局意气飞扬、得采频频，而徒呼奈何。
　　《升官图》的内容和玩法大略如上述，要想详细说明，在短文中是不可能的事；其对了解明、清两代官制则的确起了辅导的作用，不过它究竟是一幅图，和《历代职官表》只是一些表一样，没有文字说明到底难以详解官制的变迁和沿革。不论纪昀、黄本骥和《升官图》的作者，都有这个缺点。欲补这个缺憾，自得有一位通人来做这个工作，他便是瞿兑之。
　　瞿兑之是本世纪初叶清廷军机大臣瞿鸿机的幼子，学贯中西，尤精史学，是堪与陈寅恪并称的当代大师，他生长宰辅门第，交游多仕宦中人，自己也早登膴仕，对官场情况非常熟悉，所以六十年代中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出版黄本骥的《历代职官表》时，请他来担任整理工作，可称深得其人。
　　黄编本较原书删繁就简，数量大致只存三分之一，但好是好在黄编本纠正原书很多的错误。不过黄本骥本人也是封建时代的一个官，而且还是一个热中向上爬的小官，不免对官制有主观的看法。翟兑之整理此书时，封建王朝灭亡已半个世纪，他的观点当然不会和纪昀、黄本骥相同。不过他只能就黄编本加以整理，黄编本所没有的内容，他也不能擅行添增，例如清代统治核心机构的军机处，和原书黄编本硬是同样没有这一重要机构，整理本也只好从之阙如。为补救起见，瞿兑之加撰了《历代官制概述》和《历代职官简释》两篇文字，来补漏修阙。尤其是《概述》一文，洋洋洒洒，是瞿兑之关于史学的一篇大文章，应该是值得研究历代官制的学人仔细研读的。
　　《历代职官表》为什么不列军机处这样最重要的政府心脏机构，其理由实在难以索解，原来在雍正朝之前，从明初迄清初三百多年来，政务出诸内阁，虽然自洪武朝李善长、胡惟庸之后，便再不设丞相一职，但入阁的大学士们仍不失为集体的丞相，尤其是年资俱深的首辅，更操有丞相的实权，臣下的奏章通过通政使先送内阁“票拟”，然后才呈“御览”，对皇帝来说还不能“大权独揽”，尤恐“大权旁落”。爱新觉罗·胤禛是个英锐嗜权的皇帝，他借用兵西北军务紧急为由，设立军机处，以应付瞬息万变的军事。他用的军机处人员，实际上便是他的私人机要秘书，受皇帝个人的直接指挥。因而内阁只成了一个空有其名的衙门，通政司使也成为一个闲官，更没有明世宗时代严嵩当国时赵文华的威风了。
　　中枢之权逐渐移到军机处，不久军机处包揽国内所有一切政务，但名称仍是“军机”，内阁大学士当然也可充任军机大臣。不过若不充任也不“管部”，则这个大学士便是闲官。甲午败战后的李鸿章，一直到戊戌政变之前便充当秃头的文华殿大学士，蛰居贤良寺达四五年之久，门前冷落车马稀，更没有人会去“烧冷灶”。军机处的人员也和英法联军入侵后的所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样，是差使而不是实官，入军机的实官也不必一定是一二品大员，也不必像明代需要“廷推”，只要皇帝指定便可，什么“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等旨令，便分出他们的高下档次，咸丰皇帝在热河的遗诏派出一共八名的军机大臣，竟有五品京官充当的，那便是“学习行走”的军机大臣了。这种排名最末的军机大臣，有一个诨号，叫做“卷帘军机”，原来一行军机大臣晋见时，殿上的门帘是放下的，资深的大臣昂然前行，并没有太监给他们打帘，便由资最浅的快走几步把帘卷起，然后退居行尾，入殿再把帘子放下，这种军机大臣，自然只好“伴食”而已。至于这样全国政令所从出的军机处办公室，若是在帝、后园居时，其简陋不可想像，竟是一所板屋，供应也不具备，肚子饿了，到园篱空隙向设摊的小贩买几个烧饼充充饥。这是封建时代的笑谭，我并未过甚其词。
　　《升官图》却把军机处列在“内廷”一栏，拿这个全国最重要的机构和最与政制无关的“经筵讲官”、“尚书房”、“上书房”、“起居注”并列，倒是深合雍正设立此处用意的。至于总理衙门，因为是外务部的前身，专和洋鬼子打交道的，一般道学先生如清末的倭仁、徐桐之流，不屑一顾，所以《升官图》中，便连影子也不见了。
　　从前在学校念英国宪政史时，对于英国的官制也很觉难懂，这个西方的老大王国正和我们东方的老大帝国一般，都是没有成文法的国家。例如英国的首相或总理大臣，这是现代的通称，英宪上的正式名称则是“帐房”，即是英王室的管家帐房先生，现代的英国青年恐怕会是闻所未闻的了。中国也是如此，我来说几个最容易使人误会搞错的事。
　　实职和差使两者本来可分得很清楚，即实职是经过吏部铨叙的经常性官职，而差使则是临时性的差遣，其本职仍旧存在，差使完成仍回原职，最明确的便是科举考试的考官和各省的学政，各省的正副主考即使最远的贵州、云南，往返也不过一年，学政则三年一任，任满官复原职。还有明代和清初的巡按，也是差使，出膺巡按的都是新登科第的翰林院编、检，只是七品的品级，但一到了外省，便和封疆大吏并起并坐分庭抗礼，这便出现了像京戏《玉堂春》中王三公子这种人物。清沿明制，入关之初，还设置这个差使，后来觉得弊端很大，便将巡按一差废止不置，这不失为清代的一种好的改革。
　　最令人纠葛不清的则是封疆大吏的巡抚和总督，原来明代的一省最高官吏是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是实官，到了中叶兵兴，才临时派遣京中大员出去典兵，其实职大都是侍郎和尚书的一二品官员，事毕即回京复职。凡是奉差的官都没有官印而只颁给关防，前者是正方形而后者为长方形。并且巡抚和总督两者都是动词，放在官衔的前头，例如“巡抚浙江等处……”、“总督云南贵州等处……”，可见它不是名词而是动词。但明代的下半期，干戈不息，差使永不能销差，而有成为实官之势。终明之世，一省或二省的封疆大吏，便由巡抚、总督取布、按两司而代之。清沿明制，为了镇压汉人的反抗，更需要重臣到各地镇压，督抚便正式成为实官了。
　　官的性质变了，但制度上仍一仍旧贯，文人们的笔下自然依然可跟着旧制。有过一位文人笔下称一个总督为“尚书”，有人考据这个总督的一生仕历，认定他在外任过总督，在内只任过左都御，从未任过尚书，因此认定称为尚书是错误。殊不知总督并不是实官而是差使，其实官则确是尚书，称他为尚书一点也不算错。举一个例，清末同光体诗人郑海藏赠张之洞《广雅留饭谈诗》七律首句云：“平生作诗多苦语，一见尚书便自许。”这是在张之洞任两湖或两广总督时作的，张之洞的仕历非常历历可考，他从内阁学士简放山西巡抚直到宣统初元才内召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一直不曾做过京官的尚书，所以称他为总督的本职为尚书是并不错误的。
　　另一个是官职的正和副的问题。明、清两代官制的正职和副职，和现代政制甚至和西方国家大不相同，因之倘使用现代的眼光去看过去，一定会扦格难通。现代的副职是正职的助手、副手或甚至是属吏，但在明、清两代则恰恰相反，虽然副职往往官秩较低，礼仪少杀，但职权是平等的，并不分上下。例如六部的尚书和侍郎，犹之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总(部)长和次长，但次长是总(部)长的属吏，侍郎却和尚书同是一部的“堂官”(领导)，在清朝因为有满、汉之分，一部有两尚书、四侍郎，但也不一定是满尚书当家作主，有时倒一切听凭一位汉侍郎说了算。清季的翁同龢长时期在户部，从侍郎到尚书入军机，一直是他主持“计政”，所以有一副联语说“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百姓荒”，上联是讽刺李鸿章，下联则虽冤枉了他，对联却是做得非常好的。
　　凡是有正副两职的实官和差使，莫不如此，乡试的正副主考，会试的正副总裁，册封和祭告的正副专使都是平等的地位，这在那时大家都谙熟制度，不会出差错。但到了光绪初年要派遣使节了，第一个出使英国的是湖南人郭嵩焘，清廷囿于旧制，还派一个广东人刘锡鸿充当副使，可英国外交部只承认一个使臣，拿刘锡鸿作使馆的馆员看待，而刘又习于国内制度，以使臣自居，于是闹得不可开交。结果是闹了年把，清廷派驻外国使节便不再设副使，并把刘鸿锡调驻他国了事。
　　以上两事，《升官图》是无法表显出来的，但它也有一个长处，便是把明清的职官不论大小尊卑，都列之于表，毫无遗漏。例如有一官职，通国只有一员，官名也很特别，叫做“治中”，一般人恐怕对此职不大会知道，它是顺天府府尹的一个属官，正五品，是专门管理会试和顺天乡试的膳食和刷卷等事的，因为天下众多官员中只有此一员，而他的职务又只三年才履行一次，无怪人们对之生疏得很。
　　明、清职官的级别分九品，每品又分正、从两级，自正一品的大学士到从九品的末秩一共有十八级，除十八级之外，还有连从九品都够不上的，叫做“未入流”，那真是仕宦之末途。这种“未入流”的小官，名称倒非常好听，外省各衙门多有未入流的“大使”，与现代出使外国的国家元首代表同名，在那时则是可怜虫。不过也有特殊的大使，如广东河泊所大使，却是天下第一肥缺，要花不知多少银两的苞苴运动才能谋到这个芝麻绿豆官，又如顺天府所属的崇文门副使，亦是属于“未入流”的卑职，也是肥缺，《升官图》上对他们都注明“赃不行”，便是这些税吏可以明目张胆尽管去贪赃枉法，并不追究和处罚，竟与正一品的大学士并无两致。
　　《升官图》毕竟是一种游戏，未可助人学成“专业”；但至少可以“寓学于乐”，这便是它的一点儿小小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