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乔治·奥维尔与中国

　　没有读他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之前，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l)的名字对于我是淡漠的。当我有机会阅读到他的《一九八四》(中译本，花城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等作品时，顿时吃惊于他的浅易却又深刻的叙述方式、他的高度的概括力和历史震撼力。就在产生这种震憾的时候，两本关于奥维尔二次大战期间在BBC工作时的作品集，摆在了我的案头。一九八七年列入英国“企鹅丛书”的这两本书分别为《战时广播》(The War Broadcasts)和《战时评论》(TheWar Commentaries)。奥维尔从一九四一年八月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BBC印度组工作，由学者W.J.韦斯特搜集编选的这些作品，记录着奥维尔在那场世界大战中留下的声音，它们因文字而永不消失。
　　《战时广播》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收录奥维尔在BBC期间所撰写和编播的广播谈话，第二部分，收录同一期间围绕这些广播，奥维尔与文化界有关人士的大量来往信件。奥维尔的这些广播谈话，大多与文学有关，分专题向东方听众介绍欧美文学。与他来往通信的则是同时代的英国著名作家，如福斯特、艾略特、威尔斯等。《战时评论》所收内容，全部是奥维尔从一九四一年底到一九四三年初撰写的“每周战事评述”。这些评述，大多数由他本人广播。这些战事的评述，给人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也使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一个作家面临人类浩劫时的复杂心情。
　　在翻阅这两本书时，我发现，中国——这个对于奥维尔遥远而陌生的国度，在他的心目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而这一情感上的联系，因萧乾的关系而具体化。当年，经福斯特的推荐，一九四二年初，奥维尔邀请当时正在英国的萧乾在他所主持的印度组向东方做关于中国的系列广播。由于这一契机，从未到过中国的奥维尔，将他的真诚的情意，维系在中国人民的抗战斗争中，维系在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之中。从两本书中的来往信件和“每周战事评述”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奥维尔同萧乾的友谊，更可以看到奥维尔对正在战争烽火中的中国的关切，以及他对战争前景的独到分析。
　　二次大战时的世界与现在不同，远在东方的中国，对于英国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国家。大概由于英国同印度的关系，由于英国同香港的特殊关系，那里的知识分子似乎比其他欧洲人更向往于中国，更关切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而且无论历史发生什么样的变故，总是有一些正直、善良、热诚的英国知识分子，深深迷恋着中国的文化。E.M.福斯特到过印度，写下了他的代表作《印度之行》，他的其他许多文字也都流露出对东方文化的热爱。但是，他没有到过中国，一九四三年在给萧乾的信中，他为此而感到有点“悲哀”：“我太老了，不能去访问中国了。”他甚至说，同意大利、法国、印度相比，“中国会更令我喜爱”。他还说：“你尽可以想象我已经写出一本关于中国的长篇小说，而且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品。”英国当时的另一个著名知识分子，汉学家魏理，与福斯特有所不同，他翻译过大量的中国古典作品，但并不以未到过中国为遗憾，相反，他特意沉浸在古代作品中所描绘的中国。他曾这样说过：“我想在脑子里保留一个唐代中国的形象。”不管这些作家采取什么样的表达方式，热爱东方中国的那份情感，则是相似的。奥维尔便属于这样一类的英国作家。
　　奥维尔对中国的关切，是与他在东方曾经生活过有一定关系。一九○三年他出生在印度(今为孟加拉)，和父母一起，他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然后才回到英国念书。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七年，他又来到驻缅甸的印度民警处工作。福斯特、魏理等英国知识分子所没有的这种经历，使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尤为关注东方的战争进展。正是这一原因，他决定通过广播向听众介绍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一切。在《战时广播》的编者序中，韦斯特便这样说到：“对印度的威胁，主要来自日本。所以奥维尔希望找到能够向印度广播的中国人，向他们介绍正在发生的一切，以及在日本占领区人们的生活状况。正好中国作家萧乾在战争期间在伦敦居住，于是，奥维尔便给萧乾写信询问他能广播什么。”
　　萧乾是一九三九年秋天在二次大战全面爆发时从香港到达英国的，是这一期间来自对日战场的唯一的中国作家。请萧乾到BBC向东方听众介绍中国，是奥维尔在一九四二年初的一个新内容。他在二月一日播出的“工作计划”中说：
　　“从今天起，‘从东方人的眼睛看’专题要开始新的节目表。……顺便我愿意告诉你们，在BBC印度组我是唯一的欧洲人，其余的都是印度人。……我们仍然保留‘从东方人的眼睛看’的基本意图，但多少改变一下范围。第一系列，‘风云人物’介绍我们时代的著名政治家：罗斯福、斯大林、蒋介石等，另外也包括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第二系列，‘今天与昨天’，讨论战争所引起的英国社会变化，如食品控制、农业作用、教育制度、报纸、流行文学的变化。第三系列，‘对我意味着什么’，探讨抽象观念：民主、自由、经济稳定、进步、国际法、民族独立等。
　　至于这些播讲者，都是东方人，除了印度人之外，我们还请来了中国人和缅甸人。我们特别希望尽可能为你们请来更多的中国播讲者，因为印度和中国休戚相关，在现在这一时刻，有着更大的重要性。亚洲与欧洲一样，也正在为它的生存而与法西斯作战，两个伟大的亚洲国家，我是指印度和中国，相互了解得越多就越好。为此，我们也许会偶尔打断原定计划，向你们播出一些由中国播讲者所作的特别内容的节目，因为原来的计划绝大多数是根据西方人的兴趣安排的。我要请你们特别留心听由萧乾先生所做的两次谈话，他是正在伦敦的一位中国学生，曾在日本占领的中国的不同地区呆过。他会告诉你们一些生活在日本统治下的状况，以及日本人企图摧残和征服牺牲者的种种手段。
　　最后，我得说能制成这些广播，对于我是多么幸福，我相信这些广播在当今时刻，对我所出生、并有许多个人家庭友谊的国度，会有真正的帮助和建设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萧乾开始了和奥维尔的合作。萧乾回忆，他与奥维尔的交往是愉快的。在他的印象中，奥维尔热情、朴实，时常为了一篇讲稿，同萧乾做非常细致的探讨。从内容的选择、播出时间的长短、录音时间的安排，等等，奥维尔都亲自与萧乾商量。在半年时间里，萧乾分别向印度、美国、英国国内作了多次广播，分专题介绍中国的政治、文学、战争背景，以及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这些广播题目主要为：《日本的新秩序》、《中国沦陷区现状》、《中国作家的两难之处》、《中国的文学革命》、《一个中国人的看法》等。
　　萧乾的讲稿，使奥维尔感到非常满意，认为萧乾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从工作出发，他需要来自中国的介绍，同时，作为一个作家，更能引起他的兴趣的，自然是文学。在结识奥维尔之后，萧乾曾将自己在英国新近出版的英文著作《苦难时代的蚀画》送给他。这本书主要叙述中国五四新文学的概貌，这是奥维尔过去非常陌生的。他兴奋地读完它并决定请萧乾就此内容做几次广播。他在给萧乾的信中极为兴奋地写到：
　　“你在著作中的描述，在我的面前呈现出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过去对此我是一无所知的，我想听众也会有同感的。我要使他们知道现代中国的文学是生机勃勃的，使他们乐于通过英文翻译而接受它。当然，你可以对中国早期文学作一简略的背景介绍，以说明现代创作方法是一种新的发展。我曾在《新创作》上读过几篇中国短篇小说，是它们第一次使我产生安排这些广播谈话的想法。”(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九日)
　　萧乾关于中国战争现状的广播讲话，在印度受到了听众的欢迎，这是奥维尔感到异常兴奋的事。当他得知这一反映后，便立即写信告诉萧乾：“我们刚刚收到来自印度的报告，谈及我们二月下半月的广播。我想你对下面来自达卡的话是会感兴趣的——‘二月二十六日由中国播讲者所作的关于被占中国以及日本新秩序的谈话非常吸引人。’我们收到的来自印度的评论很少，所以我认为仅此就足以鼓舞人心的。”一个编辑，和作者分享着成功的快乐，那份喜悦充溢在字里行间。我想，这不仅仅是奥维尔对工作的一种钟爱，更是表现出他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情感。
　　实际上，在安排萧乾播音之前，中国的战况早已成为奥维尔在“每周战事评述”中的重要话题。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十日的评述中，奥维尔就谈到正在发生的长沙之战：
　　“这个星期战争方面发生的最大军事事件是中国的战争，而不是俄国或马来亚。日本侵略军在长沙城遭到了惨败。如果你看一下地图，就会看到长沙是广东至汉口的铁路重要交接点。日本人占领了广东，但只是没有确定的消息，他们采用海上入侵的方式，中国军队则包围着他们。如果他们能占领长沙，就能占领中国的整个东南地区。现在，他们正进行三年来的第三次努力，企图占领它。但是，每次宣布占领之后，他们又不得不损失惨重地撤退。在这次行动中，据认为他们损失三万士兵，另有二万人正被中国军队包围着，可能已被打垮。这一战役不仅仅对中国的英勇抵抗者们是重要的，应该强调的是这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每一个战场前线的胜利或失败，都会对从挪威到菲律宾群岛的其它所有战场产生影响。日本人在中国被牵制的力量越多，他们对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进攻，其成功的机会就越少；同样，英国和美国将他们的力量越快地用来反对日本，中国领土上的侵略者也就会越快地被消灭干净。……我们上周曾提过中国军队进入缅甸，这标志着英国与中国的联盟，不再仅仅是纸上谈兵，谁都不会怀疑远东的这场战争是长期的、艰难的。”
　　奥维尔不是政治家，更不是军事家，但他对中国的抗战，却似乎具有一种世界性的战略眼光，在随后的一年多的战事评述中，他总是立足于整个世界战事的全局来分析东方的战争。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场持久的、艰苦的战争，对远在东方的中国人民寄予充分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令人感动的是，奥维尔一直坚信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最终必然失败。不管在评论中国战事还是其它东方战场的现状时，他总是以一种钦佩和理解的口吻，谈及中国人民。这不仅表现出这位英国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反映出他的客观、公正的现实主义态度，没有丝毫的贵族气息，没有丝毫的所谓“西方人的傲慢”。可以说，他是真正将中国人置于一个与世界所有国家相平等的地位来加以谈论的。在《战时评论》一书中，我们随时可以看到类似的论述。
　　一九四二年三月，香港沦陷、中缅公路被日本军队切断的消息传到英国。奥维尔在三月十四日写到：“这个星期有大量可靠消息报道了日本军队在香港的行动，几位从香港逃出现已到达重庆的目击者，证实了这一事实。关于其它事情，人们已知道日本宣布香港一个地区为军事妓院，这就意味着那里的每一个女人，都能任日本士兵的意愿而被奸污。”情况尽管如此紧张，奥维尔仍然对中国人民满怀希望，他明确地说：“很明显，不管缅甸发生什么情况，中国人仍会一如既往，坚持抵抗。”
　　就在同月，日本对澳大利亚的进攻也已经展开，面对日本军气势汹汹、势如破竹的进攻，奥维尔显得异常冷静，他将澳大利亚同中国进行比较，认为广阔的澳洲，会是日本人的第二个一旦陷进去就无法自拔的“中国”。因为中国坚持数年抗战的现实告诉他，日本人将会被不死不活地拖在那里。一九四二年五月，当中英联军在缅甸被迫撤退时，奥维尔没有因一时的失败而沮丧，相反，他用中国国内的战斗来描述希望：“在此同时，中华民国的军队，在日本占领区中心地带的一些城市如上海、南京、汉口等地展开了一系列勇敢的袭击，两天前在广东也发起同样的袭击。中国军队能够在右翼战线发起攻击，这一事实表明，日本人对在地图上已被标为‘日本’字样的中国领土的控制，是完全不牢靠的。”
　　奥维尔就是这样向世界报道着中国的抗战的。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六日，奥维尔写下一大段对总的战争局势的分析，其中关于中国部分的议论，更加集中地表明奥维尔与中国人民的情感：
　　“在这些环境中，对过去十年间知道自由建立于安全之上的人民所取得的胜利作一回顾和思考，是有益处的。一九三一年，日本人侵略满洲时，中国陷入混乱之中，年轻的中华共和没有条件进行抵抗，然而六年之后，当全面侵略中国开始时，蒋介石元帅的领导已经建立，民族精神的力量也得以确立。日本人由此惊奇地发现，被他们仅仅视为军事阶段的事情——他们称之为‘中国事件’——已经无限地扩展，迫使他们在兵士和装备上无休止地损失，而且似乎远远不是终点，哪怕他们在报刊上也报道自己取得了许多胜利。〔删除：这场战争刚刚开始第五个年头，日本人似乎手中一直拥有一切：现代化武器。各种类型的战争物资，以及对海洋的控制权。他们一直能对中国那些没有高射机枪、飞机极少的城镇投下数以万计的炸弹。他们可以践踏广阔领土，控制沿海城市的重要工业地区，屠杀不可计数的中国男女和孩子。然而中国从来没有被战胜过。〕日本人曾经宣布的‘中国事件’的时间期限，现在已经快到了，然而‘中国事件’却似乎永远没有终结。是什么使得中国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战斗呢？〔删除：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巨大的人力，他们的坚韧和机敏。〕但最主要的原因，简而言之，即是他们是为自己的自由而战，绝不会有投降的意识存在。对于这样的人民，领土的失败并不重要。〔删除：他们的人一直众多，而且总是抱有战斗的信念。〕缅甸战役，是来自西面的主要威胁，有人认为，如果中国被团团围住，最终失去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他们就会为之失望而停止抵抗。的确，按照军事教科书所言，处在这些情况下，中国人会失败。但是，过去他们多次遇到过这种情况，抵抗却从未停止过。我们可以相信还会出现这一现实，只要中国人追求自由的目标，他们就会永远战斗下去。”
　　这段议论中，有相当篇幅的文字，在审定时大概因为违反英国政府的一些观点而被删除，这些删除文字幸好作为档案而使之保留了讲稿的历史原貌。我们无从得知，当这些倾注着奥维尔热情的文字被迫删除时，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但可以肯定，类似的、几乎每天在BBC都会遇到的经历，必然要使他承受巨大的精神折磨和痛苦。他是一个极其厌恶强权专制政治的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是人格的完善和思想的自由。在《一九八四》中，他便借对主人公史密斯的工作描写，倾注了他的这一思索。史密斯所在的部门，名为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等。但在奥维尔的笔下，史密斯的工作却是整天编造谎言，修改谎言，涂抹历史或者人的记忆。一些奥维尔研究者便认为，奥维尔对所谓真理部的描写，得益于他在BBC的工作体验。我想，他所写的“每周战事评述”不断被删改，必然会深深刺痛他的心，在他的感情深处笼上浓重的阴影。不能按照一个作家自己的理解和思考来报道和评论中国的抗战，不能生活在他所追求的理想的环境中，而只能让政治或其它东西约束自己，这不能不是奥维尔在BBC遇到的令人烦恼的精神折磨，显然，它无形之中影响了奥维尔后来的创作。奥维尔与中国的关系，会引发出这样的话题，大概是他本人或那些删改者所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