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率先读到了湖南教育出版社《世界著名学府丛书》首辑六册，即《牛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柏林洪堡大学》，《巴黎理工学校》，《筑波大学》及我自己编写的《格廷根大学》。英语谚语有云：“Well beg-un is half done.”与汉语谚语“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相当，正好可用它来评价这六本书的出版。据丛书的责任编辑曹先捷同志说，这套书计划要出大约六十种，介绍世界上六十所著名高等学校。我期待、也相信这套丛书的成功。
尽管汉武帝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在首都长安建立了“太学”，许多人认为这就是“大学”，并据此认为中国办大学比意大利、法国还要早一千多年，但那实际上只是为皇帝培养封建官僚的场所，和查理大帝所办的学校差不多。近代意义的大学，对中国来说则完全是“舶来品”。我国教育界长期有“解放前照抄英美”的说法，其实并不确切。读了丛书首辑六册人们就不难发现，英美大学中好多好的东西，而且是“久已有之”的，例如民主办学、学术自由、重视科学实验、重视能力培养、重视学生作为“人”而不仅仅是作为“劳动力”的素质的提高，等等，旧中国的大学就并没有“抄”过来。究其原因，和对西方大学缺乏系统、认真的考察研究不能说没有关系。纵然承认人家的大学好，好得象一朵“花”，但中华帝国(后来是“民”国，尽管仍旧是一夫统治)毕竟老大了，“老年花似雾中看”，看得并不真切；大概也不想看得真切，略见其形而未见其神，也就满足了。当然更重要的是旧中国政治腐败。人民的愚昧对维护反动统治是有利的，所以办教育学外国往往是“抄”其皮毛而弃(甚或“拒”)其精髓。新中国成立以后高等教育主要学苏联，取得不少成绩但也有不少教训。因此，今天出版系统介绍世界著名大学的书，改变我们对国外高等教育知之不多、知之不确的状况，就显得更有必要了。
当然，学习绝不是单纯地模仿，更不是“照抄”。丛书《出版旨趣》指出：“一千年来的世界大学发展史，是一部教育创业史，又是一部教育交流史。交流与创造，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教育得以蒸蒸日上，世界得以日新又新。”六所大学的发展历史正是这样。牛津大学是在一一六七年英法两国国王发生争吵、英王把英国师生从巴黎撤回以后建立起来的，在此之前英国虽然已经有人讲授类似大学的课程，例如在牛津从一一三三年起就有罗伯特·普伦(Robert Pullen，附带说说，他是一位巴黎大学的毕业生)讲授神学，但还没有自己的大学，上大学的人都得渡过英吉利海峡前往欧洲大陆，主要是去巴黎。显然，建校之初牛津大学在很多方面是模仿巴黎的，但后来有所创造，不少东西就变成它自己的了。一二四九年牛津建立起它的第一所“学院”(college)，这就是从巴黎学来的。“学院”本是索邦(Robert de Sorbon)的创造，但尽管“索邦”这个名字后来几乎成了巴黎大学的同义语，学院制却是在牛津才得到充分发展，并与导师制一起成为后者的两大特点的。柏林大学的创办人威廉·洪堡(Wilhelm Humbolt)和他的兄弟亚历山大·洪堡(AlexaderHumbolt)都曾经是格廷根大学的学生，他们在创办柏林大学时确立的学院(Fakult
t)自治、科研与教学统一、学术自由三原则，对德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而格廷根的经验，无疑对洪堡这些办学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一百七十年来柏林大学所走过的道路，并不就是格廷根道路的简单重复。六所大学的实践告诉我们，学习别人的经验正是为了自己的创造，没有一所大学能够亦步亦趋地走别人成功的道路，而获得自己的成功。
成功道路的不同，当然并不意味没有一般性的东西。恰恰相反，在六所大学成功的经验中，我们不难看到很多共同点。在这里，我想特别对其中两点提出来说说。第一，大学不只是“育才”的场所，也是“用人”的地方。把青年学生培养成才当然是高等学校的首要任务，但是，培养出的人才是用的还是看的？牛津等六所大学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想方设法延聘高水平的教师，而且尽力为他们创造发挥聪明才智的条件。我在格廷根时发现，那里远不象中国大学这样花力气搞师资培养，教师水平的提高主要靠“个人奋斗”，但他们非常重视用人，不象我们常常培养了人而又不用。还有人告诉我，美国是一个重视用人胜于重视育人的国家，它经济、科技、文化的高水平是靠搜罗世界各地的“头脑”来达到和维持的。第二点，是学术自由，鼓励竞争。六所大学的历史表明，它们的高水平是竞争“争”出来的。在美国、联邦德国这样地方分权的联邦制国家，高等教育(以及整个经济、文化)是在对外与其他国家竞争、对内与其他州竞争中发展起来的，所以“最好的大学”是一批，而不是一个。在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如英国，虽然存在牛津、剑桥那样的少数学术中心，但实际上只是把竞争从大学之间转移到了大学内“学院”之间。牛津的学院(col1ege)在学科方面并不专门化，因而不是文、理、工、商那种分科的学院(德语叫Fakult
t)，它的学院制意昧着“竞争”，而不是专业上的分工。
不知道世界什么样，就不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想跟上世界的发展潮流，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一起前进而自我隔离于世界之外，它的今天就只能是昨天的重复，而未来又不过是继续重复这种重复。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每个能得到在国外著名大学学习机会的中国人，都有责任向同胞报告他所看到的“世界”。
(《世界著名学府丛书》：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九月第一版，《牛津大学》，裘克安编著，1.60元；《巴黎理工学校》，洪丕熙编著，1.90元；《加利福尼亚大学》，德万编著，1.70元；《筑波大学》，周蕴石编著，1.65元；《柏林洪堡大学》，杨焕勤、张蕴华编著，1.35元；《格廷根大学》，戴问天编著，1.5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