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一叶知春

　　从书名，就想到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一九八四年九月，英国布里斯托市开了个英国汉学家年会。会上，头两篇论文谈的都是我国当时正在进行的对精神污染的批判。座中一位教授问我，中国的女作家张辛欣是不是送去劳改了？话问得挺突兀，我当时有些反感。其实，那时候我同张辛欣没有个人的接触。八三年五月《培尔·金特》上演时，她临时曾被抓去扮演了个角色，演得很不错。后来她随剧组来过我家一次，但什么也没说。现在我才知道她可以徐庶进曹营，一语不发，也可以象挺轻机枪或小水闸，滔滔不绝。总之，当时如要我说说她的具体情况，我一无所知。然而我有把握的一点是：“拉去劳改”是胡扯。我反问那位教授，他根据什么做那样严重的臆断。他打开手里的本本，念了一大串批判张辛欣文章的题目和出处(那倒真把我吓了一跳！)他说，在中国，以前不是一篇批判就足以使一个作家有那样的下场吗？这我倒不便矢口否认。可我说，那样的事，不可能再在中国发生了。
　　前些日子在荧光屏上看到这位“运河人”一脸淘气的笑容，背着老大个包包沿着运河蹬着车的时候，我就恨不得那位教授也坐在我身旁，同我一道欣赏张辛欣那股青春活力，那种怀着一颗质朴的心向生活广处深处探索的勇气和好奇。
　　如今，她的第一本小说集由国家出版社出版了，而且还印得这么精致。书前有作者一幅照片：她在沉思，在用深邃的眼睛望着她的读者，望着世界。
　　如今，我不需要用自己的臆断来回答外人的臆断了。
　　在年龄上，我同这位作者相差也许不止四十岁，然而对于她笔下的那些七十年代末期的青年的苦闷、憧憬和挣扎，我并不感到陌生，因为当时我身边就有。他们本来最多只能当个“可以教育的子女”——也即是说，先天的根子就是劣等的。可忽然，大学金灿灿的门，朝一切青年敞开了，许多传授或使用知识的地方，也都下了锁。那时，要想劝青年驯服、安分——没门儿。为了跨进学府的门槛，他们东挪西借也得买上一台录音机，端着饭碗还在背单词。他们始而感到些茫然，因为太没有思想准备了；继而看到了自己头上的一线天，就不顾一切地朝那个有光亮的地方奔去。
　　也许由于我自己一生都曾同命运搏斗过，对于这些年来青年们的个人奋斗，总觉得无可厚非。我甚至觉得，要是十亿人民都乐天知命了，国家和民族非垮不可。我喜欢看福兰克林的自传，也曾为苏联小说《一本打开的书》所感动过。对于写个人奋斗的作品，我总是有些偏爱的。
　　张辛欣书中不少人物，都是在与命运拼搏中的青年。她不但写了他们外在的动作，并且通过日常生活细节，挖掘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在同一地平线上》中的他和她，便是这样的一对。
　　这是一场撞了车的婚姻。之所以撞车，正是由于男女双方各自都要闯出一条生活道路，要有自己的事业：男的要在绘画界有所作为，女的要当电影导演。尽管如此，本来他们也不是非分手不可的。结婚生活与事业，如果处理得法，也很可以相辅相成。当然，清官难断家务事。从作品看，女方为家庭付出的要远比男的多。她曾努力当个体贴入微的妻子。丈夫没回来时就先替他打好洗脚水，用盆扣上。听到他的脚步声还立刻伸手去试试水温，再加点热的。男方则把这些看作理所当然。在人品上，男的显得自私、冷酷、不择手段。然而她又说，“你是好人，我没看错”。她对他唯一的怨言是“你太要强”。她真正的矛盾是笔记本里透露出来的。“我明明知道，为了你，我只有放弃最后一次报考普通大学的机会。”她也知道“作为活在群体中的人，最好的自卫状态就是默默地吃、睡、做，甚至什么也不做。”然而她不甘心。“这个世界对于男人来说，没多大变化；对于女人来说，却极大地改变了。”她担心“等到自己什么也没有了，无法和他在事业上，在精神上对话，我仍然会失去他。”她要在事业、在成就上，与男子相当，才能真正平等。
　　在这一点上，很自然地使人想起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五四以来，我国知识界曾反复讨论过这出写于一八七九年的戏，特别是针对娜拉从家里出走以后将面临的现实。当时有人担心她的厄运甚至会更糟，因为那时离婚的妇女在社会上是找不到位置的。
　　张辛欣笔下这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娜拉，可用不着去担心，因为她同男人是站在同一地平线了。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小说不期然而然地为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唱出一阕赞歌。尽管“她”认为“一个戴着离婚帽子的女人可以成为一千种矛盾的祸根”，她毕竟有了自己的事业，摆脱了当男人附属品的命运。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作品表现了八十年代中国女性的新风貌，她们的事业心和独立感。倘若有个女权协会而这个协会又设有奖章的话，《在同一地平线上》应当是可以考虑颁给的对象。
　　我看书慢，思想又常不集中，因而看得很少。对新创作只一知半解。但就我看的一点点来说，我越来越感到八十年代崛起的年轻作家是很了不起的一代。在小说创作上，我觉得一个突出的倾向是朝人物心理深处进军。在表现方法上，时常有意识地冲破现成的框框，作新的尝试。这真是个令人喜悦的征象。
　　在众多描写文革的作品中，我觉得《浮土》的角度选得很别致。它通过一个六六年才上小学六年级的少年，写红卫兵在那动乱年月中、在特殊环境下的心理活动。揪完“大右派”之后，还非要把他的保姆抓回来，打成地主。“因为我想坐火车”。当发现她不是地主时，“我生她的气，气她为什么不是地主。”就这样，把“个人真诚的愚蠢算在历史总账下面，请它一起付清了。”全篇没有伤痕文学的那些残酷场面，写的是小主人公那种贪热闹、盲目地混在一群人中间不负责任地胡做非为的心情。
　　《清晨，三十分钟》从头到尾写的是骑车人早晨赶着上班的情景。
　　我从九岁到七十二岁就没离开过自行车。人坐在车座子上，这时脑子分外活跃，时常产生联想。所以我老早就写过一篇“脚踏车哲学”①。一九四九年后，多年来我都是骑车上班。因此，读此文时，对于作者所描绘的街景和人物心理，倍感亲切。
　　不过对于这篇是小说还是散文，我一边看一边心里总嘀咕。当然，应归属什么文体，不是个大问题。重要的还是东西写得精炼，真切，有余味。
　　在文学概念上，我是趋向保守的。我曾认真地读过不少西方的“怪”小说，从十八世纪的罗伦斯·思特尔恩到本世纪一些心理派实验派小说家的作品。可我写东西自认还是循规蹈矩的。在艺术上，我承认自己是因循保守的，并且远在四八年，我就在课堂上和文章里，把乔伊斯晚期的创作方法(特别在《芬内根们的苏醒》中)判作死胡同。文学作品总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因而读得懂读不懂是个关键。要是抱着百科全书和万国辞典才能读个大概其的，那就成了“断桥”。那就成了文字游戏。整个抽掉社会内容的作品，同样也是死路一条。因为看书的是人，他关心的是人的生活。
　　不管现代主义的风怎样袭来，它永远也不会把牢牢扎根在“文以载道”和五四传统的中国文学吹到“断桥”上去。迄今为止，我们有些作品只是在表现方法上离了点谱儿。正如我们今天的语言表现力比民初的丰富多了，在艺术表现方法上，墨守成规是既不可能(没法去阻挡年轻的作家们去开拓，去探索)也是无益的。
　　读到《疯狂君子兰》的后半时，我不禁为之称绝。我仿佛突然从昆明来到了石林，或者走路遇上了一阵五彩旋风。一边眼花缭乱，一边叹为观止。听说有人认为作者把那位孤芳自赏的卢大夫写得太惨了。一个在名利追逐中保持冷静和操守的人，怎么会惨呢？他还能比易卜生《国民公敌》中的斯托克曼医生更孤独？然而读者(或观众)对他怀的是敬重。
　　我不赞成为《疯狂君子兰》贴上荒诞派的标签，因为我就意味着它为荒诞而荒诞，脱离了社会内容。我觉得它更象一篇带有印象一篇带有印象主义色
　　彩的讽刺作品。讽刺文学离不开笑骂和大夸张。远至《儒林外史》《格里佛游记》，近至马季的“红眼病”，都是把生活中某些现象揪出来，戴上高帽，画上鬼脸一来示众，以儆效尤的。
　　全书最合我口味的，是最后那篇“回老家”。
　　从结构上说，这也算不上小说，可它也不大象报告文学，尽管文中写的也许是真人真事。它的内容又超出一般概念中的散文。姑且称它作一篇回乡采风录吧。
　　此文证明张辛欣那枝笔不但能写城市，写农村她也中。当她写城市知青的复杂心理时，文字是纤细透明的。写起农村时，她就好象撂下了电子琴，抄起竹笛和梆子了。在这篇着色素淡，线条疏朗的农村即景中，处处象是顺手拈来，写得乡土味十足，乡土感情跃然纸上。在毫无雕琢的痕迹中，又闪烁着作者的机智和匠心。”
　　作品以探亲为骨架。人物不是叔叔婶婶，就是堂兄表妹。记述者就漫无目的地东闯闯，西望望：他们不是正在灶前拉着风箱，就是在磨着豆腐。没有一个摆出被采访的架势。而真实就在这漫无目的中。作者不是捧了政策书下来对照的。“在村中走，一扇扇不大的门，一堵堵默默的墙，都引人猜，猜里面住的人们的性格，命运。”
　　她写了他们早年的愚昧——抗战前，为了怕敌人抢走自己攒下的棺材，竟然想干脆早早吊死躺进棺材了事；也写他们当前电气化和计划生育等等切身问题。自然，她也为往自己家里搂的宋支书和照顾亲友的大队干部赵广玉勾勒了侧影。文中更突出的，自然还是勤劳纯朴的农民，如今整天吃上白面煎饼了。
　　文章结尾，留给我们的印象是：“这里在变着”。在那片土地上，朦朦胧胧地展现无限的远景。
　　最后，我想就此书的书名说点意见。
　　我认为作者随便用哪篇作书名，都比用《张辛欣小说集》强。她刚三十出头。凭她骑车沿着运河骋驰的那股劲头，且活呢。光这两年，连同《北京人》、《封·片·连》，她就写了近百万字，而且毫不雷同，各有特色。照这么写下去，到六十岁时，一千万字也未必打得住。何必在第一本书上就忙着把本人的名字标上？照我的想法，这是封笔时才用的呀。(可我七十出头用上了它之后，笔也还没封上呢)那时——二十一世纪上叶，她大可以出个多卷集的《张辛欣小说集》。现在不标上名字，一点也不会使她的作品减色。
　　我不赞成为《疯狂的君子兰》贴上荒诞派的标签，因为那就意味着它脱离了社会内容，是为荒诞而荒诞。我认为它更象一篇带有印象主义色彩的讽刺作品。应该允许讽刺作家有时候张开想象的翅膀，离开地面腾飞一下，象拉布雷笔下的庞大固埃或斯威夫特的大人国小人国。讽刺作品总是要把生活中某些现象揪出来，戴上高帽，画个鬼脸来示众的。
　　一九八六年元月
　　(《张辛欣小说集》，北方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八月第一版，〔精〕4.15元)
　　①　见四川人民出版社版《萧乾选集》第三卷，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