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论“歌德派”

　　一
　　《“歌德”与“缺德”》一篇短文(以下简称《歌》文)，已经在全国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今年六月号的《河北文艺》，把它登在第一篇。这篇文章的好处是它旗帜鲜明和直捷了当地提出了它的根本性看法，它既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总的任务或根本内容应该是什么，又提出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重要问题，以及其它一些重要问题的明确意见。因此，值得认真研究讨论一下。
　　这篇文章在结尾一段，提出了在毛主席之外，还要歌颂周总理、朱委员长、陈毅、贺龙等同志，要“和着鲍狄埃所踏过的血泊，含着‘四五’勇士们的战斗激情”去创作，还“让我们的题材、体裁、风格、形式，在生活的激流中更加多样”。在文章一开始时又特别声明过：“当然，歌颂‘四人帮’的哈巴狗文艺应当批判，一味歌舞升平的空泛文字，亦应指斥其弊。”这些当然是对的。
　　如果我不首先引用上述文句，就是不够光明磊落，或者说就是有些胆怯，因为这表明你不敢正视这些有利于对方的话。而且，文章把歌颂“四人帮”的东西称为“哈巴狗文艺”，这更好，至少本文作者是相信它的。因此，我们的讨论就应该是同志式的讨论，而不要互相把对方骂成敌人。
　　但是，如果统观全文的话，上述这些引语同全文就很不协调了。正象乐谱上的装饰音一样，不管多么悦耳，终究不是主调；又好象一碗水里滴上几滴油珠，结果仍然水是水，油是油，互不相涉，也终于没有把一碗水都变成油一样。我这说法能否成立，原文俱在，可以复按。
　　这篇文章对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批判和揭露四人帮，忠诚和理智地探索一下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提倡一点四个现代化，颂扬几句科学……之类的事情，都抱着一种不能容忍的态度。对于被它定为非“歌德派”文艺的挞伐，语气是那么地可怕，而立场又是那么地鲜明，特别是文中那股不祥和的气氛，确实不能不使人感到：是不是又有点什么事情要发生了？！人们喜欢把这类东西看作某种睛雨表，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过去的经验太多了。这篇《歌》文发表以后，我听到反对的、表示愤怒的人占绝大多数，其中就有些人表示很害怕：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口气和仇恨呢，是不是又要“横扫”什么了？这不能怪人们胆子小，也不能怪知识分子神经质，因为过去的经验太多了。一朝被蛇咬，三年怕麻绳。何况毒蛇咬了党和人民十年以上呢！过去一篇措词十分怕人、帽子狠毒的文章发表以后，就不知有多少人遭殃。一个“缺德派”，如果横扫起来，岂不要扫它个十年八年么。因为，《歌》文所说的“缺德派”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反对工农兵大众的，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对四个现代化的，不但是修正主义分子，而且只配做修正主义大师“腐尸上的虫蛆”，等等，这个“德”如何“缺”得呢？缺了不就变成人民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了吗？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什么在“悠悠的柳绿下”苦思出来的“惊人语”，而是一篇讨伐檄文定了的罪名，谁能不怕？现在已经有人替《歌》文辩护，说“缺德派”仅指那极少数在大字报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寻求帝国主义来干涉中国内政，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别有用心的人而言，有什么不对？这种辩护，真可说是可怜无补费精神，从《歌》文全文能看出一点点它的作战对象是这些人么？
　　有些喜欢把历史往后拉的同志，他们确实比别人更多地在观察着政治气候。这部分同志，人数不能算太多，能量却不小，他们表现出来的决心和胆量特别大，一听见什么风吹草动，就要摆出个不惜孤注一掷的架势。象《歌》文这么异乎寻常的样子，实在叫人很纳闷，难道胜利就那么有把握吗？极左调子一吼，胆量就增加十倍，喉咙也粗了十倍，安全系数简直就变得无限大了。如果这个风气和产生这个风气的历史根源、政治条件、思想路线和习惯势力没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一切好的风气都建立不起来，四个现代化也终将成为泡影。
　　二
　　《歌》文反复地宣传一种思想，即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根本任务，一言以蔽之，就是“歌德”二字。谁不同意，就是“缺德派”。“缺德派”在政治上的“反动”不用说了，而且这一大批人——恐怕比“歌德派”的队伍要大得不可比拟吧，一下子就变成“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和“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了。俗话说，含血喷人，先污了自己的咀脸；仰面唾天，秽物只能落到自己的脸上。这是不能怪别人的。
　　特别使人惊讶的，是《歌》文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来了一个大掉包，把四人帮制造和宠爱的，用来歌颂他们自己的口号——“歌德派”或“歌德文艺”，一下子便说成是打倒四人帮以后，那些“缺德派”先生们制造出来用以“攻击”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口号：“据说，现在在我们的文学艺术队伍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流派，一些人称之为‘歌德派’并进行猛烈抨击。”如果作者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对这个“据说”也就可以不去管它了。实际情况怎样呢？所谓“歌德派”或“歌德文艺”一词，并不是什么好玩或芬芳的东西，它完全是四人帮特别制造出来用以概括和称呼那种专门歌颂他们自己的文艺的一个口号，有它特定的政治内容，是不好随便乱用的。它的出现，大约在四人帮专制的中期(或稍后)，这时，四人帮一伙在全国各地和各级的“夺权”活动已经大体就绪——“而今固一世之雄也”，岂可不大歌四人帮之功，大颂四人帮之德哉！于是那一小撮秉笔太监们首先是镇守上海的余党便出而号召：天下粗定，要制礼作乐了。正象“江青服”的产生一样，这时他们踌躇满志，出而大办刊物，大写文章，大造文艺理论，大搞创作，一切文艺活动都为了一个目标：形成一个御用的“歌德派”。
　　如果要说得稍详一点，大概是：在四人帮专权的中期，他们控制的报刊，特别是上海的报刊，就以热情歌颂“新生事物”为名，大力宣传文学艺术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专门歌颂“四人帮”制造的或被他们严重歪曲了的那些东西。一九七五年秋末，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余党，已经从他们的头头那里得知要开展以打倒邓小平同志为主要目标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了，于是，在十月上旬或十一月中旬，他就在一次上海文教系统工宣队负责人的重要会议上，提出了文学艺术要大搞歌功颂德的运动，并宣称我们就是要做“歌德派”，就是要提倡“歌德派”。一声令下，从该年的十一月下旬起，上海那张当时最为全国人民痛恨的帮报，就每天接连不断地在第一版或其他几个版同时刊载一条或几条通栏大标语，最基本的一条叫做“满腔热情地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同时四个版天天全面铺开用触目惊心的大标题，强词夺理地歌颂他们制造的种种“新生事物”的功德，连篇累牍的文艺“理论”文章，也全是宣传这个“理论”的，有的文章则公开明确地写出：“我们就是要当‘歌德派’”。跟着，阴谋文艺的理论和创作也就特别猖狂起来。这里还要补充一段史实。一位热心同志，向我提供了一九五七年有关这个问题的一段小插曲材料。北京某大学的一位教授，在他的学校校刊上写了一篇短文，其中一点是批评个别教师，说他们是只会拥护不会批评的“歌德”派。这位教授自然很快即被定为“右派”。这回找出这篇文章一看，他这篇文章有些用词确实太尖锐，批评对方也有些片面之处，但在几个重要问题上，却全是对的，如批评了北京郊区某处柏油路建造时违反工程基本常识。更重要的是还提出了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一个是赞成马寅初老先生对人口问题提出的真知灼见，另一个是批评了某些专家不敢据理力争，附和了三门峡水利工程的根本不能采用的方案。这叫反党反社会主义么？不管过去、现在、将来，我们都需要更多的这样敢于直言的爱国科学家(当然表达意见的方式不一定要这样)，谁要想引用这段史实，来说明反对“歌德派”口号的就是“右派”，那就叫其愚不可及，其头脑的僵化也不可及。因为，你打的不是什么“右派”，而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忧国忧民的、深思熟虑的科学见解。
　　当然，远在两千里外的人们，可能不知道四人帮的“歌德派”在上海出笼的详情。但是如此不谋而合，也耐人寻味。用句哲学的话来说，这叫必然性中的偶然性，或者叫做偶然性表现了必然性也可以。
　　四人帮用威迫利诱方法制造出来的“歌德文艺”作品，多如牛毛，他们在上海监制的电影《盛大的节日》，小说《金钟长鸣》等，就是这种东西。为了要歌颂他们自己，当然他们的文艺还必须要有大张挞伐的一面，这就是专门用以诬陷毁谤老一辈革命家、忠诚的老干部、卓有贡献的老劳模和诚实的知识分子的文艺——阴谋文艺。它们的代表作就是《反击》之类。过去由于阴谋文艺引起的公愤太大了，所以容易被大家视为眼中钉，而不大去注意他们的“歌德文艺”。其实，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常常是二者兼而有之。这个不破不立，又破又立的道理，四人帮还未正式登台以前，就早已精通了。“破”——阴谋文艺。“立”——“歌德文艺”。这就是四人帮文艺的内容。但，破是为了立，因此“歌德文艺”更是四人帮文艺的核心。关于这方面的“理论”发挥，不是夸大，单是京沪两地要找出几百条来，可谓易如反掌。“歌德文艺”的生产量，从上海一地看来，也远远超过阴谋文艺的产量(不过这二者总是结合在一起的)。至此，四人帮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的全部内容就可以归纳为下面的公式了：
　　“歌德文艺”——文艺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口号。
　　阴谋文艺——服务于“歌德文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军，但有些时候比“歌德文艺”更为猖獗。
　　“三突出”——服从于根本任务的根本创作方法。
　　“重新建立文艺队伍”——改朝换代，实现“歌德文艺”与阴谋文艺的组织措施。
　　真是卑之无甚高论，简表一列，问题就洞若观火了。“歌德派”或“歌德文艺”，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有特定政治内容的一个政治一文艺口号，它早已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进入坟墓了。
　　所谓“歌德派”或“歌德文艺”这套名词，它们本身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体系里的名词或概念，而是恬不知耻的四人帮专门制造出来歌颂他们自己的庸俗不堪的、不三不四的东西，此外别无所指。这是绝对不可能被吸收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或政治术语中去的。所以，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名词术语之争，而是内容实质之争。这点，是含糊不得的。
　　三
　　《歌》文的中心思想，是想要规定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内容，就是“歌德”；而主要应该“歌”些什么“德”，也明确地规定了。
　　撇开《歌》文中那些大量骂人的话不去管它，仔细研究后，可以发现它的主要论点是以下两段专谈理论的文字：
　　“‘歌德’并非什么凭空的臆想，而是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勤劳的人民所给予作家们的真情实感。”
　　“……歌颂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光辉思想，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树碑立传，为四个现代化事业大声疾呼，这又有何不好？”(这段引文在原文的第一小段。)
　　这里的第一段，就是说，“歌德”是社会主义制度所赋予文艺家们的历史使命；第二段，是规定应该歌些什么德。
　　让我们先大致研究一下“歌德”这个总提法对不对，然后再在以下各节分别研究一下它所提出的三项中心任务又是怎么回事。
　　把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总任务归结为歌颂，歌颂又归结为上述三项内容，我以为是不能成立的。作者可以反驳说：“你不要搞形而上学，我这是举例呀！”我也可以回答说：《歌》文在这里不是举例，而是在开宗明义的总规定中定下的，至于文中说的多样题材，就算是真话，也不过是围绕着这些中心内容的。文中明白说过不搞这些就是没有“道德”，还能把尺码放宽到哪里去呢？象这样把界说分明的“歌德”二字作为紧箍咒，来比量一切文学艺术，那就只能扼杀社会主义制度下古今中外的、百花齐放的、丰富多采的、繁荣兴旺的文学艺术，不管你主观上的想法如何，势必又要把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都砍光。
　　我于文艺是外行，但我敢说：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是有重要的歌颂任务的，但决不能象《歌》文那样“歌颂”。那不叫歌颂，那叫语无伦次，是公开提倡虚伪，提倡鲁迅斥责过的“瞒和骗的文艺”。同时，我也敢说：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根本任务，决不可能用“歌德”二字去概括。如果这种庸俗、幼稚、简单化 的、不三不四的提法得到认可，甚至想把它变成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切文学艺术的根本历史使命的话，那就很难不导致文化专制主义的复活。如果只要“歌德”就好，还必然要导致公式化、概念化、庸俗化的严重发展。这种把文学艺术的任务，只归结为几个特定政治口号的简单翻版，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取消了文艺。
　　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示我们说：“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这里并没有把“歌颂”作为唯一的任务，对于暴露黑暗也给予了重要的地位。因此，暴露四人帮的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何况我们才开始有一点暴露四人帮罪行的作品，怎么能说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意攻击”呢？至于歌颂光明，当然更重要，只有四人帮才不准歌颂我们党的光明、人民军队的光明和人民的光明。而两年来歌颂了我们的光明的，却又受到《歌》文的严厉责骂和嘲讽，这是怎么回事呢？而且，在任何一个暴露四人帮的黑暗的作品中，差不多都同时有歌颂的一面。象对张志新同志被惨害的报道和描写，是暴露呢，还是歌颂呢？有的人只看见暴露四人帮的一面，就极不高兴；但这些报道和描写，不是根本上在歌颂我们的民族女英雄、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骄傲——烈士张志新同志吗？
　　因此，《歌》文所说的歌颂与暴露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歌颂与暴露，很明显的不是一回事。想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为它辩解，我看是不可能的。
　　四
　　以下我们便来一项一项研究分析一下《歌》文提出的三项中心任务，主要是看看它在某些正面口号下实际上装的是什么内容。这样费气力来同《歌》文论辩，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别高明之处，而是在于，在有些同志看来，对它提出的任何一项中的任何一点进行讨论，都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因此值得谈一下。
　　本节先说第一项。
　　这第一项是，“歌颂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光辉思想”。《歌》文对此反复渲染，如“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有着无产阶级感情的人当然要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让人民翻身当了国家主人”等等。不为无因地，是文中没有一个字提及中国共产党，也不去强调一下几十年来前仆后继的无数先烈和人民。象下面煞费苦心写出的这段文字，究竟是不是那么不容研究的呢：“向阳的花木展开娉婷的容姿献给金色的太阳，而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骂红日。”这话的后一半当然不成体统，但前一半就一定是天经地义，不能置一词么？恐怕也未必。人民要生存，要发展，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为此而奋斗不息，这就是“向阳的花木”为什么要“展开娉婷的容姿”的原因和动力，而不是象《歌》文所说的那样是为了“献给金色的太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决不是劳动人民的想法，而是一种封建知识分子的想法。应该反过来才对：领袖的唯一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把他的一切献给人民，这对任何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不能例外。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历史重新开始了最光辉的一页，广大的中国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怎么能不衷心拥护和热爱毛泽东同志呢？但在一个长期的封建农业社会中，两千年来就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大救星的降临或真命天子的出现的历史传统中生活过来的中国人民，本来就不大重视和理解人民和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以至老是把个别杰出人物看作是决定一切的、创造一切的力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用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正确观点去引导人民，教育人民，使人民首先要知道自己的伟大力量，既不要搞古代迷信，也不要搞现代迷信。我国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领导，如象以毛泽东同志为首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共同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胜利是不可能的。但决定的力量仍然是阶级和人民，不是个别杰出的人物。我们如果不去这样写，而是无止境地、集中力量地热衷于宣传个人决定历史，宣传“大救星”，宣传一个人“让”人民翻了身等，就是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为什么不去高举这面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要去高举个人迷信、变相的上帝创造一切的旗帜呢？《国际歌》是毛主席号召大家唱的，第二段的第一句就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大救星与救世主有何不同呢，都是天上降下来的。林彪、四人帮竭力宣传现代造神主义，是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而有意地欺骗人。一个真诚地热爱党、热爱人民的共产主义者，任务就是要戳穿他们的骗局：既不被骗，更不要骗人。
　　苏联在三十年代以后，个人迷信搞得很厉害，但在他们的文艺理论中，似乎也没有正式产生或至少也没有强调宣传过，要把歌颂某一特定领袖作为他们文学艺术第一项重要的、压倒一切的、永恒的任务的论调。如果照此办理，那么德国信仰社会主义的文艺工作者，岂不只有天天歌颂马克思、恩格斯才算有“道德”吗，不然，“要这些人又有何用”？果真如此，那怎么得了呢？不算在世的时间，马克思逝世还有四年就是百年祭了，恩格斯还有十六年也是百年祭了，那会有多少歌颂马克思恩格斯的小说、戏曲、诗歌、音乐、绘画、雕塑、电影……呢？此理可谓至浅至明，不须多说。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坚持要把这点作为文艺创作永恒的、首要的、普遍的头号任务呢？因为中国是一个封建主义负担特别沉重的国家，个人迷信的宣传就必然越发振振有词。
　　周扬同志过去谈过“红线红布”问题，在四人帮作乱时期，他曾为此而遭到残酷的批斗。但我认为，那才是真正热爱毛泽东同志、有责任心的共产党员讲的话。如果又把“红布”拿出来，其实这是没有什么责任心的，也是行不通的。例子还少么，林彪、四人帮搞的红海洋、红小书、像章比赛、早请示晚汇报等，能够说是尊敬毛主席、歌颂毛主席吗？
　　五
　　第二项中心任务，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树碑立传”。
　　《歌》文并没有在这个题目上正面做一点文章，而是不要什么根据，但又声色俱厉地全力责骂我们的文艺家们是反对或不愿意歌颂劳动人民的：
　　“如果人民作家不为人民大‘歌’其‘德’，那么，要这些人又有何用？在创作队伍中，有些人用阴暗心里看待人民的伟大事业……”
　　“你不为人民‘歌德’，要为谁‘歌德’？需知‘歌德派’者，也在‘歌’无产阶级之‘德’时，于字里行间猛烈抨击地主资产阶级及其残余意识，并没有在笔端失去迅雷闪电。”(老歌德派的一歌一击是另有意思的，这样含混的行文是很难叫人明白它的真正含义的。——引者)
　　“还有那些‘兵’，那些在自卫还击战中流血战斗的我们的阶级兄弟。……用血肉之躯去冲开敌人的大面积雷区，用心中的热血去浇灌胜利之花，他们为什么不应歌颂？为什么不应‘下’到他们中间？……”
　　什么人反对歌颂劳动人民呢？这样泛泛的责备，岂非无的放矢？而且是先加人家一个罪名，然后大张挞伐，罗织问罪，十分无理。何况这里的大前提，即肯定文艺家们都不去、并不愿歌颂工农兵，就根本不能成立。真是，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先把你打闷，叫你有话也回不上来。在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方面，自有左翼革命文艺以来，不是就在做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不是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吗？解放后的十七年，不是做得更多吗？谁反对宣传工农兵和工农兵中的先进分子，不正是四人帮一伙吗？雷锋不但不能宣传，而是只能批判，说他“路线觉悟不高”，“阶级路线不明”；大庆铁人王进喜被游斗，电影《创业》变成罪大恶极；那么多农业劳动模范被当成“走资派”、“黑标兵”、“假劳模”、“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斗得死去活来。《歌》文对这些都一字不提，反去把大批深入工农兵，向工农兵学习，歌颂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大骂一通，就太不公平。请问，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我们不正是从大量的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摄影和电影工作者等得知的吗？正是他们同这些战士一同出生入死，才得以使全国人民受到教育。要说歌颂，我以为当然首先要歌颂那些伟大的战士，但同时也不要忘记歌颂一下这些不愧为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的新闻、文艺、电影、摄影……工作者，岂不更符合实际一些吗？同时，事实上也不能每个人都到前线去，因此就怎么能泛泛地责备未到前线的文艺工作者都在吃饱了“面包”之后，就是看电视，而且一定是一面“吃着面包”一面“大叫着‘我们太落后啦！’”呢，这就太伤人了。而且，吃点面包，也议论我们还有落后的地方，也不一定就是同工农兵对立的敌人。这样泛泛地把文艺工作者、知识界责为工农兵的对立面，随便怎么诡辩，都是使人无法理解的。
　　六
　　第三项中心任务，是说要“为四个现代化大声疾呼”。这当然也很对。问题是《歌》文全文讲的，又都文不对题。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在林彪、四人帮蹂躏了科学技术和把科技工作者“全面专政”了十年以上，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前后，报上发表几篇介绍几个有成就的科学家的文章，不是很好的事吗？《歌》文下面这一大段话怎么讲得出口呢：
　　“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我们认为应全心全意地深入其中，透过他们明净的心窗摄取姹紫嫣红的春天景色。有人说不，不能下去，下到那些手上有油污、脚上有牛粪的人中间，实在苦也！既无‘舞会’，又无‘盛宴’，真真是‘虚度年华’。怎么搞创作呢？这些人说，‘上’，‘上’到红地毯上去采写‘丰富多采’的‘内心世界’。呜呼！中国九亿人口，弃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工农，拾绿纱明镜之‘珍珠’，真可谓‘绝对真理’，比杜林高明十倍。诚然，‘科学之宫’应该重笔描绘，表现科学工作者的壮美情怀。但是‘上’到科学家的楼上，并不能写出佳作。科学家是在楼内(不一定——引者)，而他的图纸却在三山五岳、江河大海中变成丰硕成果。你不‘下’到江海之中、峰谷之内，不见科研的实际成果，科学家的壮美情怀又何以颂扬？即使是纯粹的理论研究，‘研究’过程中也有着研究者的感情奔流，而这感情又来自何方？只能来自他所感触到的社会激流、时代脉搏；而这‘激流’和‘脉搏’则不在楼上，而在楼下，在亿万工农之中。自诩高雅，不近工农，在悠悠的柳绿下苦思‘惊人语’，又岂能撰出佳作？”
　　徐迟等几位老作家，不辞辛苦，收集了那么多资料，深入到他们本来不熟悉的自然科学领域中去，极尽艰辛地写出了赞美李四光、陈景润、吴征镒、蔡希陶、吴仲华、张香桐等科学家令人感动的事迹，这正是在正确地执行中央“拨乱反正”的方针，怎么可以用这种含沙射影而又十分不堪的话来对待他们呢？而且，我们的科学家同作家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同“红地毯”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又怎么会是留恋“舞会”和“盛宴”的寄生虫呢？至于说我们的科学家和作家都厌恶油污和牛粪，也完全不合事实。过去的长期劳动锻炼不去说它了，单就四害横行那十年说吧，我们的科学家，尤其是文艺工作者，他们劳动了少则三五年，多则十几年，什么沉重、脏污、劳累、危险的劳动没有干过，还怕什么油污和牛粪啊！
　　我们有一些同志为什么会这么严重不合事实地估计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呢？这说明：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我国现在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的英明果决的、实事求是的判断，要得到全国各方各级的干部的承认，是多么不容易啊！要肃清什么“全面专政”的极左流毒，又是多么不容易啊！
　　七
　　四人帮是公开反对“写真实”而主张粉饰现实的。但是文学艺术离开了反映、塑造经过艺术家集中、提炼过了的社会生活真实，从而使之变成为艺术真实外(它既包括社会—阶级的现象，也包括自然界的现象，以及幻想出来的现象)，还有什么事可做呢？那就只有去做做御用文人，替大有权者做做文学侍从之臣，粉饰现实，歌舞升平罢了。司马迁有此觉悟，他虽居于御用史官和御用文人的职位，但却不愿做御用文人，他说这种人是“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的毫无人格的角色。《歌》文所主张的“歌”法是否很高明呢？下面这段文章已经很出名了：
　　“……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可‘歌’其‘德’？”
　　此外，还有象“让人民从作品中看到绿于金色(！)软于丝的万千细柳，闻到塞外原野的悠扬牧歌”等等，看了这些描写之后，人们一定会如梦初醒，原来我们是生活在新的桃花源中，或者人间的仙境里啊！吃的是玉液琼浆，住的是金殿银阙，共产主义早已实现了！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现实问题，那还要唯物主义做什么呢？还要实事求是做什么呢？还要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做什么呢？如果我们对客观世界还持有一点现实感的话，如何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呢？“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同这种精神境界截然相反，就反而变成了“革命”吗？这就叫“摸着时代的脉搏”，或者说同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一样”吗？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勤劳的人民所给与作家们的真情实感”吗？显然同这些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这与现实主义无关，也与浪漫主义无关，恐怕只好叫“临文恍惚，不知所云”比较恰当。
　　四人帮的“歌德文艺”，是除了虚伪还是虚伪，除了粉饰还是粉饰。抱有《歌》文这种超现实感的看法的一部分同志，在这方面已经跑得够远了，应该赶快清醒过来才好，不然你就会对于一切改革都看不惯的。那末，“仍旧贯，如之何？”——那是实现不了四个现代化的。
　　八
　　四人帮一伙要搞封建法西斯主义，就一定要搞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落后为光荣，以先进为反动，关门称霸，甘为井蛙，科技文化，扫地以尽。谁要想知道一点当今世界的科技文化和生产状况，谁就是崇洋媚外，里通外国；谁要见过外国人以至归国华侨，谁就要被当成特务整。封锁，封锁，第三个还是封锁！凡是实行愚民政策的人，就必然要对人民实行封锁政策。因为人民知道了一点世事，头脑就会开窍些，统治起来就麻烦多了。大家看过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吧，四人帮就是要强迫人民做“奴才”，要不，做那种“聪明人”也可以，因为这两种人对他们的愚民统治都是很有利的。现在四人帮被人民革命的洪流冲垮了，人民不会再甘心、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也既不要人民做那种“聪明人”，更不要人民做“奴才”，而是要人民个个都来做为四个现代化奋斗的“傻子”。人民欢迎“傻子”，不欢迎“聪明”人。以“聪明”人自居的人，用鲁迅的话来说，不管他口里念的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只要是妨碍四个现代化的，全都不要理它。
　　这必然有一场严重的斗争。
　　俄国彼得第一的改革，除了遭到一大群贵族大臣的反对之外，还遭到他的姐姐和儿子的阴谋反对，以至他的姐姐和几子都要发动一场篡位夺权的宫廷政变。清末，以光绪帝为首的维新改革派，就遭到他名义上的母亲慈禧太后为首的极端反动派的反对，结果，光绪帝被终身囚禁而死。鲁迅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暴君的专制使人民变成野蛮，愚民的专制使人民变成死相。林彪、四人帮就是暴君加愚民的统治，也确已在人民中制造了野蛮和死相，而且“成绩”已经不小。谁要再来这一套，企图在人民中再制造野蛮和死相，那人民是会识破他的真面目的：高举是假，搬出林彪、四人帮的老一套是真。
　　《歌》文对于睁开眼睛看看世界的主张和做法，讲了些什么呢？
　　“……那种昧着良心，不看事实，把洋人的擦脚布当做领带挂在脖子上，大叫大嚷我们不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人，虽没有‘歌德’之嫌，但却有‘缺德’之行。”
　　“你吃着面包大叫着‘我们太落后啦！’……可见你比他们(指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解放军战士——引者)‘高明’——生活水平‘高’，电视屏面‘明’，所以不必‘下’到他们中间。对吗，尊贵的先生？”
　　清末的洋务派，主张引进一点外国的“船坚炮利”，以济刀箭之穷，其代表性的理论，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封建统治者中的死硬顽固派是连这个也反对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对于引进一点“西学为用”也很恼火。谁讲了几句中国还有落后的地方，还应当学习一点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就要受到种种不堪的责骂。这一点也不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斯大林说过，“落后就要挨打”；毛泽东同志也告诫过我们，老是落后下去，是要被“开除球籍”的。鲁迅在几十年前也讲这样大意的话，说那种盲目颂扬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你应防着他，而那种衷心希望中国上进而诚意批评中国落后的人，倒可能是中国的真正朋友。(原话要比这尖锐得多，引了原话，就要费力解释，这里只是转述其精神。)对外国人我们应有这个器量，对我们自己的同胞更应该有这个器量。
　　九
　　最后，稍微说几句《歌》文的文风问题，这也不是专为它而发，不过这篇文章很具有代表性而已。
　　这篇文章虽不长，可说是集中了多年来种种不良文风的大成，棍子、帽子不去说它了，其中那种矫揉造作、自我陶醉的态度，也是叫人特别难受的。前人云，“嬉笑怒骂，皆成文 章”。嬉笑怒骂而不成体统，那就太不自重了。此文早已有人批评它是“不堪入目”的。文风如此，岂不使人有江河日下之感。好在这种文章不多，不然真不得了。“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人为鉴，可观得失”。以此文为鉴呢？可大有利于改进文风。
　　《歌》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气焰和不可一世的样子呢？这恐怕是某些同志心理状态的反映。这篇文章帮助我们从各方面提高了认识和警惕，政治的、艺术的、文风的都在内。本文诚恳地希望《歌》文的作者和支持者还是更多地投入肃清四人帮流毒的斗争为好，因为从这篇文章看来，是很有此必要的。
　　以上拉杂而谈，主观上虽也本着战战兢兢、与人为善的精神去写，但错误恐仍不少，深愿得到批评指正。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写完于首都东城客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