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读《中国古代文学英华》

　　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文学中撷取一本“英华”给外国人读，真不是一件容易事；程千帆教授主编，许多同志选注的《中国古典文学英华》可算是难得了。全书一册，用繁体字排印，附有插图；选散文、韵文共一百五十篇，每篇前有作者及本篇介绍，后有注解；并注出所据底本。选得精，注得详而浅近。说是给外国人作为教材，其实一般中国人也可以从中得益。
　　我没有见过外国学校教中国古典文学的教材，也没有见过台湾、香港出版的同类教材，无从比较；又不知外国留学生的程度、兴趣和学习目的，说不出这书作为教材的实际效果。但既见到书，不免饶舌，也算介绍，附点妄论。
　　每一选本都有自己定下的要求。这本书提的是要选优秀的“精品”，又要能为外国人所接受，“了解体会这些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注意他们的“欣赏习惯”；只能“尝鼎一脔”，不能照顾文学史全貌。依文体编排，照传统分类，略加变通，供教学时选择参考。这是它不同于古今其他选本的要点。
　　新选本当然反映我们八十年代的思想标准。但是，大概因为一望篇目大都是读过的，所以觉得这也好象是三十年代我们自己的选本。再早一些，袁宏道未必入选；再晚一些(一九三七年后)必多铁马金戈之气。现在这样，既不违背我们的现代要求，又可适应外国人。做到这一点，虽属自然之理，却也不易。问题是：八十年代的外国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有什么思想、感情、文化背景？我不知道，无从开口。各篇前介绍的思想似乎还是依照我们的标准。选陶渊明的《闲情赋》和萧绎的《荡妇秋思赋》，而不选司马相如、庚信的赋，不知是否为了照顾外国人的欣赏能力？选董《西厢》而不选王《西厢》，不知是否照顾文体分类，不过所选的都是“精品”，没有问题。
　　作为教材，要适应学生，才会有好效果。外国留学生大概可以分做和中国学生一样以及不一样两类，也就是习惯于我们的教材、教学的和不习惯的两类。我们的教材和教学一般是，教员不遗余力，教材不留余地，教的全是结论；因此学生只需要作重复性的练习，背诵答案。一篇文章，未读之前，结论先有了；读下去，该费力的地方，教员都先讲了，替学生查好了，全都明白了，只要记诵、准备考试答问题了。总之是教师费力，学生省力。编教材，上课，好象把学生当作空瓶子，往里面装富于营养又容易消化的“太空食品”之类。有些外国人能适应，恐怕也会有不适应的；那就是喜欢自己动脑、动手的人。这种人不认为自己只是接受材料的口袋，不想只取成品，还要半成品、原料，自己来加工。外国人所受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不同，也就是文化背景不同，求学目的也不一致。所以我想他们未必都是来办现成货的，只怕也有要求先生指导、帮助而不大欢迎先生替他做的。这本教材对前一类学生适用，对后一类学生不见得能满足。对前一类学生，讲得也许还不够；对后一类学生，讲得未免太多了。我想这是一点值得考虑的地方。还有，不告诉学生到哪里自己去查，以后怎么办呢？
　　对古典文学作品该注解什么，当然随学生程度而异，但我想也可分为两类：一是学生可以自己查到的，一是学生查不到或难查到的。这本《英华》的注解着重前者，和一般注古书一样；也注意到后者，对容易误解和不易理解的词句作了说明。偶有尚未详尽之处是在中国古人特殊习惯方面。例如页141和页253注“某启”和“讳某”，未说究竟原来是不是“某”字。实际上原来是真名，录成文时“讳”去了。现在读时应知恢复原名。从前人读《论语》，遇到孔丘的“丘”字，不但少一笔，而且只许念作“某”。其实书上是“丘”字。小说中关羽自称“关某”，也是后人的讳。有人口头上也说“我×某人不是好欺负的”，以“某人”代替本人也是一样。“忌讳”是读中国古书不能不知道的。又如页120注《出师表》末句“不知所言(通行本作‘云’)”，只译成白话，反而会引起怀疑：为什么说“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其实这是古代一种说法，不仅是可以连上“涕零”。这类说法古书中还有很多。又如页575注《钗头凤》中“莫、错”为一词分用，但分开以后就不止是“没精打彩的样子”了。诸如此类，不会是注者不知，大约是怕这样一来注不胜注了。于是注什么，不注什么，还是个问题。我想，教文学和教语言有区别，因此，注的引导方向也有区别。只作词句解说不能算教了文学。讲文学不能离词句，但更应重涵义。尤其是言外之意。难字、僻典、反语、奥义等要注，用意、含情更要点出。例如《西台痛哭记》、《病梅馆记》等篇明白指出了背景。有些篇说明中带有现代评价思想性、艺术性意味，而未着重当时作者思想感情。有些篇(例如李商隐的诗)则见仁见智不同，或深或浅不一。我觉得对外国人指出作者用意和作品余味特别重要。我们认为当然的，外国人可能茫然。“《小雅》怨悱而不乱”，外国人不见得能体会。就我读过的很少的文学书说，外国古代文学远不如中国的隐晦。无论希伯来、希腊、印度都没有象中国这样着重“言近而指远”。伊斯兰教的苏菲派诗人略有这种倾向，但好象还不如中国的范围之广，用意之深。也许因此，外国人现代用于他们的西方文学有效的一些分析研究方法，用到中国古典文学(包括《红楼梦》)就不大见效(也许还可以算上印度和日本文学)。这本《英华》几乎篇篇都有寓意，而且不仅有理智的，可以说出来的，还有感情的，说不出来的。若不懂这个，那作品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就会失去不少。即就说理文而论，第一篇《秋水》前面介绍说“寓意十分深刻”，但只指出笑河伯由小知而自大。这大概是《说明》中所说的“避免求之过深”。《庄子》这段文是和《逍遥游》、《齐物论》一脉相通说宇宙观的。人事是其“用”，还不是其“体”。文章的“汪洋恣肆”是同思想的“汪洋恣肆”相配合的。外国人为难的恐怕主要还不是不通词句而是不通内容，尤其是难于体会思想感情和所指方向；只见其表，难寻其里。听说当前欧洲不少人手头有《老子》、《易经》、《庄子》，想来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书能启发人的思路，言有尽而意无穷。由此，读中国古典文学有难处又有易处。读不进去，不知所云；读进去了，容易“跑野马”。编注者很谨慎，大概深恐注用意容易穿凿附会，又不容易说明白，所以点到为止，不过也留下问题。例如苏东坡的一篇《记承天寺夜游》，页209说是“自我排遣”，页210注“言外颇有牢骚意味”。页547介绍他在写这篇前一年写的《前赤壁赋》，又说他有“不以贬官为意的坦荡胸怀”。苏东坡写文时究竟是什么心情？除了应考和应酬以外，象这样隐而不露写诗文的古时几乎到处都是。连《闲情赋》也未必不是和《归去来辞》(未选)一类，但本书是教材，只好就表层说是爱情，不便追到深层。其实外国人所讲爱情和中国古时讲的并不全一样。书中多次指出爱情，这是“五四”以后的看法，外国人未必了了，反而可能看浅了，看不出中国古典文学的特点。文学不离政治，这当然和中国古代学者、文人的生活处境有密切关系。含情那么牢骚、感慨，表意那么曲折、隐晦，这一点难为外国人体会，正好象中国人不容易体会西方和印度等的古代文学多半离不开宗教一样。这一方面，注还是不注？我想，首先看怎么注。若注的全是定论，那就无法注；若注的是指方向，提问题，说背景，那就可以注。所以注解有两种：一是解释性的，一是指导性的。着重什么，看教材的性质和对象的需要。
　　由此，我想，编排印刷是不是也可以有点改革？对已有学文言文基础的，可只印本文，竖行或横行，加标点或只圈点，都可以。注解可另作一书备查，如嫌不便，可以印在对面页上。一页是本文，一页是注解，双方相对。本文边上多留空白，在需要“画龙点睛”处边上加提示，可以作解说，也可以提问题。文中要点可以加符号，象古时的评点那样。这其实是古书的双行夹注加眉批的变格。直行变横行，眉批就成旁批了。教材可以依照需要改变印刷形式。“天地头”(横行是边)留宽些，附小图表也可以放在边上。少讲显而易见的话，多给学生指点，留有他们自己动脑、动手余地，有什么不好？
　　古文教材只印白文，外国也有。就我所见到的说，十九世纪德国人编的《梵文文选》就是这样。这书初刊本和修订本流行多年，外国人所读印度古文基础大致不出其范围。这选本和印度人自用的选本不一样。印度人认为神圣而艰难的，一般不选的《吠陀》，它选了不少；印度人认为高峰的排比华丽的诗文，它几乎未选；印度人只作为哲学入门书的，它全文选入还附了译文。美国人的一本《梵文读本》，本文外另有词汇和注解单行，注中指出参考书、文和争论问题。选注中国古典文学比选梵文文学难，这里只是举例。
　　附带说一点。这本《英华》前面的《说明》和朱东润先生的《序》都附有英译，不免有“画蛇添足”之嫌。学的人能读古诗文，不能读白话？《说明》中两处“优秀”，英译都有点过分。《序》中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和“读书(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英译也不恰切。《序》末段第一句中原文是“门外话”，英译是“题外话”，恐怕对不上，不知道哪一边对？
　　(《中国古代文学英华》，程千帆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