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寻求适度的增长

　　在人们的印象中，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是一本七十年代问世伊始就曾引起过巨大反响的悲观派的代表作。时至今日，当年由于这部著作问世而爆发的国际学术界大论战的硝烟已经飘散殆尽，世界已经跨入了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新时期，那些对未来的发展洋溢着乐观情绪的关于信息时代的新著正蜂拥而来，新的信息让人应接不暇。在这股浪潮中，十多年前问世的《增长的极限》，似已成为“明日黄花”，再来谈论这部著作，似乎已不大合时宜了。
　　诚然，这本书的缺陷是极其明显的。它低估了现代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未能预见到由于七十年代微电子技术的迅速崛起，将会使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为之改观。它还忽视了处于影响世界发展关键地位的社会因素，把人看作仅仅是一个生物控制论的装置，局限于从控制现有自然资源的使用出发，幻想能从“零度增长”找到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途径。然而，如果我们把《增长的极限》仅仅看作是一部悲观派的代表作，只认识到它所具有的上述缺陷，那是远远不够全面的。尽管对于有些人称它为西方社会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的说法，笔者以为也许誉之过高，但在当今西方许多谈论新技术革命的最新畅销书中，以及一些国家的未来预测和长期战略中，它的影响却确实迹迹可寻。《极限》一书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它对发展的未来前景提出的悲观推断和警告，而在于它所显示的研究发展的迥异前人的眼界和方法。因此，深入探讨《极限》一书的得失，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我们打开思路，从而作出正确的战略抉择。
　　探索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
　　一九六八年，由意大利的奥莱里欧·佩切伊博士邀请西方国家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学家、经济学家和各界知名人士共三十 人，组成了罗马俱乐部这一国际性学术团体，其主要任务是研究世界的资源、人口、能源、环境、科技发展、国际紧张局势、南北差距及其它一些各国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并试图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建议。他们的主要特点是，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时，特别着重选择那些具有世界性、长期性和跨学科性的课题。在成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罗马俱乐部所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报告，引起了世界各国人士的广泛关注，对一些国家的决策者和政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目前，罗马俱乐部已拥有会员一百多人，他们分别来自四十六个国家，其中既有来自西欧、美国、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的会员，也有来自东欧及亚非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会员。最近，该组织已邀请我国派遣正式代表参加将在今年举行的讨论会。
　　《极限》是罗马俱乐部成立后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它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丹尼斯·L·米都斯博士指导下的一个研究小组执笔的，参加者都是一些自然科学工作者。他们通过建立世界模型，把收集的历史资料输入电子计算机，来预测和研究历史发展趋势。经过这样一番研究，得到的结论是，“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见“序言”)要避免这一灾难的发生，就必须在一九七五年停止人口增长，到一九九○年停止工业投资的增长，以达到“零度增长”下的“全球均衡”。在战后的五六十年代，突出增长、突出工业化、突出投资是世界上流行的发展模式，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西方国家正沉醉在永久繁荣的黄金梦想里。在西方世界众人皆醉的一片执迷气氛中，《极限》一书首先洞悉了这虚假繁荣的帷幕之后潜伏着的危机。它大声疾呼地警告人们，对于增长的盲目追求，这是发展中的近视病，它将给整个地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罗马俱乐部发出这一不祥预言仅仅一年后，世界爆发了石油危机，西方国家从高速增长时期跌入艰难的“滞胀”时期。油价的突然上涨所造成的恐慌和混乱，迫使人们开始去思索《极限》所提出的问题和解答。《极限》因而在全球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一九七二年到现在，它先后被译成三十四种文字，发行数字高达六百万册。西方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关于它的评论文章，七十年代后半期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很少有不涉及关于增长极限的讨论的。罗马俱乐部的观点从此为国际学术界和政治界所瞩目。
　　尽管《极限》使罗马俱乐部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但从其以后所发表的一系列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们并不认为《极限》中的所有观点都是值得坚持的。在该组织一九七四年发表的第二个报告、由美国的梅萨罗维克和西德的佩斯太尔等人负责撰写的《人类处于转折关口》中，便改变了米都斯等人把世界模型只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处理方法，而根据世界各地文化、环境、发展水平和资源分布的不同，把整个世界分成了十个区域，编制出“多水平世界体系模型”，然后利用电子计算机分析历史资料。他们的结论是，在下一世纪中期以前，有些地区可能首先发生区域性崩毁，最终导致影响全世界。为了防止这些区域性崩毁的发生，世界必须进行联合行动。
　　此后，罗马俱乐部又委托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再次研究长期增长问题。丁伯根于一九七六年提出名为《重建国际秩序》的报告。这个报告认为，前两个报告中有关自然资源行将枯竭的说法可能是夸张了，但地球上适宜耕种的土地大部分已耕种，人口压力仍然存在，能源问题仍然是地球面临的主要问题。要摆脱这些困难，必须加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进行资源交换，促进各国都分别发展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工业。
　　七十年代以来，随着以微电子技术为主的各项新技术的高速发展，技术革命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已愈益明显。一九七九年以后，罗马俱乐部对技术进步的作用的重视程度逐步提高，开始转而研究这一问题。他们多次举行讨论会，研究技术进步问题，并陆续发表了《微电子学与社会》等报告。这些报告承认微电子技术将对整个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并认为微电子技术将能促进生产自动化的普及，使纺织、汽车等传统工业恢复活力；同时也能创造新产品，开拓新的就业机会。但是，因创造新产业而扩大的就业人数，可能会远远少于由于其应用的发展面节省的劳动力。因此，微电子技术对人类社会和经济既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也会带来消极的因素。人类应该积极进行研究，采取正确对策，努力消除或减少这些不利的影响。据悉，今年即将举行的罗马俱乐部的讨论会，其主要议题为全球森林资源和新的世界大战问题。
　　从罗马俱乐部自《极限》问世以来的一系列研究报告和研究课题中，我们可以分解出这样两条线索：一条是随着世界从六十年代的高速增长到七十年代的危机和调整，再到八十年代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到来，罗马俱乐部对世界前景的看法在逐步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对技术进步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条是，无论是在“热”的时代，还是在“冷”的时代，罗马俱乐部都始终坚持冷静地分析研究世界发展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全球性问题。这是该组织早在《极限》一书中就已确立的基本原则。用罗马俱乐部执委会自己的评论来说，《极限》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提出的全球概念，因为，通过对整体的知识，我们得到对部分的理解，而不是反过来。”(见“评论”)因此，笔者感到只有从这个角度，而不是从悲观派的代表作的角度来读《极限》，才能真正把握住这本书的精髓。
　　通常，人们总是把悲观主义与《增长的极限》和罗马俱乐部联系在一起。所谓悲观主义，一般是指对事业、前途抱着悲观失望和失去信心的消极态度，是一种逆来顺受的精神麻痹状态，它和以积极的态度去认真研究现状，发现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绝然不同的。一个睿智的决策者，不仅需要有敢作敢为的魄力，也需要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在本世纪七十年代初，当盲目追求增长速度的狂热席卷世界之际，《极限》一书出而发大音声，作狮子吼，强调“不要盲目地反对发展，但要反对盲目的发展”。这种胆识和勇气，可以说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所不可或缺的。从这点上说，把《极限》、特别是把罗马俱乐部冠以“悲观派的代表”是否得当，是值得商榷的。当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马恩选集》，第三卷，第156页)罗马俱乐部和《极限》所提出的各种观点，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阶级的烙印。探讨和研究这些局限，对于提高我们自己的决策水平，将会是有益的。
　　引起对增长的思索
　　《极限》的主要功绩之一，就在于它引起了人们对于增长的思考。尽管岁月在流逝，但是该书关于增长的一些思索，至今却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极限》开宗明义便标明，它考察和分析增长问题的着眼点是时间和空间的最高层次。以往的人们，由于生产力的落后，限制了他们的视野。现代社会由于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则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眼界。但是囿于传统的狭隘的时空观念，人们在处理和研究问题时，往往依然只考虑到眼前和周围的事物。《极限》认为，这种依赖局限在太小的领域中的眼界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全力以赴，力求解决某些刻不容缓的问题，结果却发现他的努力在更大范围内发生的事件面前失败了。”(见“序言”)纵观历史，这样的教训是不胜枚举的。因此，要制订一国的发展战略，就要研究世界技术革命和经济发展的形势；要增加某项产品的生产，就要先调查市场上这类产品和它的相关产品的需求变化情况。局部的发展，在任何时候都是以其更高层次的发展变化为条件的。没有最高层次的研究，任何国家为实现其目标所付出的巨大努力，都有可能在长期的全球趋势面前遭到失败。
　　人们通常所想象的增长往往是直线型的，《极限》通过以大量历史统计资料绘成的图表，证明了这种成见的错误。无数事实表明，增长的一般特征是指数增长。古代波斯曾经有一个有趣的传说，颇为形象地说明了这种指数增长的本质。一个聪明的朝臣献给国王一个棋盘，并请求国王给他在棋盘的第一格里放一粒米，第二格里放二粒，第三格放四粒，如此继续下去，把放满全部六十四个格子的米赐给他作为酬谢。国王欣然同意。谁知国王仓库中贮藏的全部米粒都已耗尽，还远未能把棋盘放满。《极限》指出，指数增长就具有这种似乎不显眼的、但很快会产生巨大数量的欺骗性。在发展问题上，如果缺乏一种长远的目光，对眼前资源消耗的增长、人口的增长、污染的增长的小小百分数掉以轻心，毫不介意，就有可能在很短的时期内造成不可逆转的巨大损害。
　　人类社会人口的增长要靠生产更多的粮食，而全球经济的增长则依靠消耗各种资源。归根结底，任何增长都是有条件的、有代价的。当资源日益稀缺时，这种代价就愈益昂贵。但传统的发展战略却几乎完全忽视了它所追求的无限增长是建筑在资源的有限性上的。《极限》列举了十九种工业用的主要矿物资源和能源资源，用数据资料指出，即使将现已探明的储量乘上五倍，按现有的消耗增长速度，也只够全球使用几十年到几百年。如果人们在规划经济增长时，不考虑这种资源的有限性，就很有可能会面临资源耗尽的危险。而增长的指数特征会使这一天的到来，比人们所能预料的更快。应该指出，《极限》在这个问题上未免强调太过，它重视了资源的有限性，却忽视了资源的可替代性。
　　除了增长的指数特征、资源的有限性外，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特点是增长中的滞后现象。从对一个系统的行为获得信息，反馈回来，再到对系统发出指令，使它调整到控制者的目标状态，这中间产生的时间差被人们称作滞后。例如，工业生产中所排放的污染物，只有积聚到一定程度才会以有害的形式出现，待到人们寻找到合适的方法把它控制住，就又需要一个过程，这就是增长的自然过程中的滞后现象。又如，从现有工业生产活动中，感到有必要制订一项政策加以调整，再到政策贯彻落实后了解到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有没有剧作用，也需要一个时间过程，这是增长的社会过程中的滞后现象。《极限》认为，只要一个动态系统本身在经历急剧的变化，滞后就可能导致危险。就如驾驶一辆汽车时，为了在发现障碍物时，能及时地刹住车，在可能出现障碍物的路段，车就不能开得过快。
　　从时间和空间的最高层次着眼，可以看到，增长的一般特征是指数增长，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会产生巨大的数量。增长是以资源消耗为条件的，资源的有限性会迫使增长面临资源不足的困境。增长中的滞后现象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增长的速度越快，这种危险性就越大。《极限》认为，为了避免因这些问题而引起地球的崩毁，最好是“对增长规定能接受的一个自己的限制”(第四章)。即使那些在七十年代曾经竭力反对过《极限》提出的零度增长观点的西方学者，对这种有限增长的论点，也予以一定的肯定。他们说，反对零度增长，“决不是否定赞成零度增长的人提出的许多关心的正确性”。“这场关于增长的争论的意义，不在于‘最大增长’和‘零度增长’之间作实际的抉择”，而在于“经济增长的新概念正在发展之中”，这是“净化的增长”、“质量增长”或“适度增长”(爱迪生电力研究院：《未来的经济增长》，一九七六年版，第73页)。经过七十年代的争论，目前这种通过确立适度的增长目标，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的思想，正越来越广泛地被西方社会所接受。美国社会预测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就把这种“从短期向长期的变化”，列为美国当代社会十大趋势中的第四 项。
　　过，犹不及也。适度的增长，就是一个寻求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最优速度的概念。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赶超世界的先进水平，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必要的。但增长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因此，我们既不能为追求过快的速度要求过高的积累，从而妨碍人民近期生活需要的满足；也不能为追求过快的速度要求过高的基本建设投资，从而影响教育、科技的发展和企业的技术改造，妨碍长期的发展。我们所寻求的适度增长，应该是近期和长期的结合，需要和可能的结合，生产和生活的结合，积累和消费的结合。《极限》作为西方国家的一部学术著作，当然不可能为我们处理好这些结合提供任何实际的建议，但它对增长的思索，那种考虑问题的长远感、整体感，对开阔我们的思路无疑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不能接受的零度增长论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总是有正反两个方面，一切经济增长都会产生一些未能预料的后果，包括正的和负的。但历史表明，这些不断发生的负效果都是能够被克服的，发展决不会因有这些负效果而停止。用零度增长来避免增长中所可能出现的问题，无疑是因噎废食，也是反历史的。在世界上有八亿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人民，成百万人饿死街头的情况下，侈谈零度增长，未免不着边际。这恐怕也就是在《极限》问世之初，曾遭到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骂它是帝国主义的舆论的原因所在吧。但《极限》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它首次力图用现代分析研究工具，在占有大量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来研究世界的发展趋势。所以，仅仅应用一些僵死的教条和公式为武器来加以批判，或者单是从第三世界人民的感情出发，来否定它的结论，是缺乏说服力的，而且也无益于提高我们自己的认识能力。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深入探讨它的论证逻辑。
　　《极限》全书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用许多历史统计资料来说明，指数增长是许多经济增长过程的一般特征，其基础是动态系统中的正反馈回路。第二章用统计资料说明，由于地球的有限性和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地球上会有许多增长的极限。第三章是把前两章中分别叙述的人口、资本、粮食、不可再生的资源以及污染这五个基本标准中的重要因果关系和反馈回路，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建立起一个世界模型。在假定现有系统将来不会出现重大变化的前提下，运用电子计算机，投入数据，进行模拟试验，得出到二一○○年左右，系统会因为资源危机而崩毁的结论。第四章考虑技术进步对几个基本标准的影响，修正模型，结果是如果系统行为不改变，技术进步并不能改变崩毁的前景。第五章假设改变世界系统的行为，实现零度增长，计算机输出表明，世界可以持续下去。因此，作者认为，人类应该给自己选择这种新的发展方式——实现零度增长的全球均衡状态。在贯穿全书的这个推理过程中，笔者感到其中有些环节是值得推敲的。
　　首先，模型是复杂系统的一套安排好的假设(见“序言”)。它能否大致描绘现实世界的态势，关键在于它所选择的几种基本关系是否是现实关系中最重要的。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广大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与他们所希冀的未来之间之所以出现不可逾越的鸿沟，首先并不是因为工业化的速度太快或人口增长得太快，而是因为不合理的阶级剥削和社会制度的存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无法摆脱战争、动乱、饥馑，首先也并不是由于资源的耗尽或恶化的环境，而是由于两个超级大国争权争霸的世界战略。当前世界石油市场所面临的不安定，首先也并不是因为石油资源的稀缺，两伊战争的激化才是它的真正原因。著名的勃兰特报告《争取世界的生存》中揭露，“一年世界军费开支的千分之五就足够为增加粮食生产和使粮食不足的低收入国家在一九九○年前达到自给自足支付所需的全部农业设备的费用”。很显然，社会因素是决定世界前景的关键。《极限》的模式中抽象掉了社会因素，使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它的正确性。
　　其次是《极限》在从资源的有限性导出增长的极限时，忽略了现实经济关系中很重要的需求的可替代性。著名经济学家列昂惕夫在一九七七年作世界预测时说，世界铜的需求量在一九七○年到二○○○年间要增加四点八倍。但到八十年代后，随着光导纤维通信技术的发展，用一公里六芯光缆来替代一公里一千路市话音频电缆，就可节约铜三点七吨。仅一九八三年世界铺设的光纤通信线路总长已可围绕地球十圈半，一些工业化国家宣布今后建设长途通信干线不再用电缆。这使得近些年，世界铜的需求量开始出现萎缩趋势。所以有人尖锐地批评《极限》把资源的有限性夸大了。说：“如果资源的发现，回收和工业中的节约使用，这三者合在一起的年增长率如果超过2%，将会避免世界模型中资源的崩毁。”(科尔主编：《崩毁的模型》第42页)
　　另外，《极限》的模型中低估了技术进步的影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丹尼森的统计分析表明，在一九二九——一九六九年的四十年间，美国单位投入量的增长中，有百分之六十一来自“知识的进展”，整个国民收入的增长中，来自“知识进展”的占百分之二十八。《极限》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成果，它在第四章中假定了四种技术进步对各要素的影响，得出的四种修正模型都不能避免世界的崩毁，因此得出了技术进步不能排除增长的最终极限的结论。但问题是仅用四种情况来归纳出一般规律是不妥的。有人也利用《极限》的模型作模拟分析，表明如果自一九七○年起，因技术进步自然资源发现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控制污染的技术能力每年增长百分之二，粮食产量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则崩毁永远也不会发生(科尔主编：《崩毁的模型》第118页)。另外，如果把模型的开始日期由一九○○年提前到一八五○年，按一八五○年的历史数据来预测现在，则模型表明世界在一九七○年左右就要崩毁(同上书，第114页)。由此可见《极限》所设计的世界模型是低估了历史上的技术进步的。
　　此外，即使假设《极限》所设计的世界模型是正确的，它也并没在第五章中说明，是否除了零度增长以外，就不再有其它可使世界避免崩毁的增长方案。用一个简单的公理来推论，象零和一之间存在有无数的实数一样，只要零度增长不是使世界避免崩毁的上限，在零度增长和现在的增长模式之间，就会存在许多其它的增长方式同样可使世界避免崩毁。所以，《极限》把零度增长作为唯一可供选择的方式提交给读者是缺乏说服力的。
　　因此，可以说《极限》所以得到零度增长这一不能为社会所接受的结论，是因为它的分析推理过程存在着漏洞。《极限》的作者是一批西方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他们的阶级局限使他们对增长的极限的分析始终只能局限于自然因素的领域，而不敢触及更本质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思想意识。他们撰著这一报告的七十年代初，世界科技进步正处在低潮时期，这也给他们的分析带上了低估技术作用的时代的痕迹。但在看到《极限》的分析有一系列的缺陷、《极限》的结论是不能接受的同时，也应该正确地看到《极限》所运用的这种研究方法尽管还很不成熟，但它毕竟是世界社会科学研究中一次开拓性的尝试。用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利查尔特逊教授的话说，“全球模型设计，作为一个自成一体的活动领域，是在一九七二年，随着《增长的极限》一书的发表而形成的。”“这个活动领域之所以变得赫赫有名，是因为许多——并不是所有——全球模型的主要设计项目企图回答的，都是事关人类生存和幸福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引起了很多人，包括企业界、政府和国际上高层人士的注意。说自己没有感到任何一个全球模型看法的影响，这是很难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一九八一年第四期第43页)
　　近十多年来，在发达国家的政府机关、公司企业、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中都越来越普遍地在使用电子计算机，并用各种方式在建立自己业务范围的经济数学模型，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社会管理和社会研究。我国在近些年的实践中，同样也已积累了一些初步的经验，如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的综合规划、上海宝山钢铁公司的可行性研究等等。特别是在最近研究新技术革命的对策中，更多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一起切磋琢磨，以期尝试能用一些现代研究方法来对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面对这种趋势，《极限》是很值得一读的一本书。不仅它在分析中的不足之处，我们可以引为教训，而且由于书中的叙述是采用以“非技术的方式”总结模型的主要特征和结论，所以比较浅显易懂，可读性强。不论读者以前是否接触过计算机和数学模型，都能把它作为了解现代研究方法的入门。
　　(《增长的极限》(全译本)，〔美〕丹尼斯·L·米都斯等执笔，于树生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四年二月第一版，0. 73元；(节译本)，李宝恒译，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第一版，0.94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