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暗影和光辉的混合

　　一七九三年，“残酷的年代”，“喝血的年代”，反动势力说。
　　一七九三年，“紧张的年头”，“史诗式斗争的时代”，雨果说。
　　雨果的话出自他的长篇小说《九三年》，这中间既包含着肯定和颂扬，也浸透了疑虑和矛盾。
　　能够使读者陷入沉思的作品不是很多，《九三年》可算得其中的一部。
　　论人物刻画，《九三年》的主要人物不是十分丰满，缺乏立体感；论心理分析，《九三年》更多地注重政治观念的冲突，往往流于空泛；论情节构设，《九三年》的故事时断时续，常使读者有“雾失楼台”之叹。然而，《九三年》却是一部对读者的灵魂具有强大冲击力的作品，令人感奋、激动、不忍释卷。其奥秘在于场面、气势和哲理。广阔的场面反映出历史前进的脚步不可阻挡，磅礴的气势包孕着雨果对人类进步事业的赞美和对反动逆流的鞭挞，而这一切又都贯穿着雨果对巨大的历史变革所进行的深沉思索。雨果的沉思充满了忧虑，他的忧虑包含着深刻的矛盾，而正是这种矛盾使读者也陷入沉思。
　　请看这样两幅巨画：一边是人民权力的化身，伟大的新的一页，无与伦比的巨大事变；一边却是“二千年以来，暴政在征服、封建制度、宗教、捐税等各种方式之下追迫这个可怜和惶惑的布列塔尼”，是“一种无情的围猎”。一边是人民审判路易十六；一边却是保王党用死刑强迫农民反叛。一边装饰着自由神像，人权宣言，共和二年宪法；一边却是砍倒自由树，一只黑猫就能煽起叛乱的情绪。一边是革命，进步和光明；一边却是反动，倒退和黑暗。总之，一边是巴黎；一边是旺岱。
　　这是法国在一七九三年呈现出的两幅巨画，这是雨果在《九三年》中用浓墨重彩描绘出的两幅巨画。对比何等鲜明，视野何等广阔！
　　正是在这阔大、深远、对比强烈的背景上，雨果用欢快的节奏、明丽的色彩再现了“那时候巴黎的街景”。最细小的场景、最微末的细节，都散发着革命的气息。雨果又以高昂激越的笔调热情地歌颂了那些为保卫共和国而战的人们。红帽子联队就是他怀着崇敬的心情、史诗般的气魄着力刻画的一个英雄集体。严酷的战斗使这支五、六百人的部队只剩下十二个人，而就是这十二名赤着脚的士兵，在道尔战役中，由司令官率领，加上七名鼓手，奇兵突袭，打得为数六千的叛军四散奔逃，溃不成军，彻底粉碎了他们建立据点以迎英军的企图。拉杜曹长是这些普通士兵的代表，他那粗犷剽悍的外表下面是一个有政治觉悟、警惕性高、对穷人充满同情的革命士兵的灵魂。他并不是书中的主要人物，却被塑造得最生动，最真实，形象最为丰满。雨果通过塑造这样一个人物，表现了他对普通士兵的钦敬，对穷苦人民的同情，揭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建立在普通士兵的战斗和劳苦大众的支持之上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然而，雨果的沉思，他的思想最深刻的矛盾却是通过三个主要人物来体现的，他们是：郭文、西穆尔登和朗德纳克侯爵。
　　郭文出身贵族。他自幼深受启蒙思想的教育和熏陶，脑子里被装进了“人民的灵魂”，在历史的风暴中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站到了革命和进步的一边。他是一个革命年代特有的那种驰骋疆场、战功赫赫的青年将领的形象。他具有军事指挥官所必须的一切品质，沉着果断，智勇双全，帷幄中妙算决胜，战场上身先士卒。他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在战场上划清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发誓捉住朗德纳克侯爵立地枪决。战斗中他象狮子一样勇猛，战斗过后却象羔羊一般温良。他既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军事领袖，又是“一个思想家和哲学家，一个年轻的圣人”。他唯一的“缺点”是“宽大”，然而，恰恰是这个“缺点”，使他成为一个讲宽容，行恕道的人道主义者，成为雨果理想中的英雄。
　　西穆尔登出身平民，“父母是庄稼人”。他当过教士，又“怀着热情回到人民中去”。“他从教士变成了哲学家，又从哲学家变成了一个战士”。“他憎恨撒谎，憎恨专制政体，憎恨神学政体和他的教士的法衣”。他向往革命，呼唤革命，怀着“崇高的动机”奋勇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他是道德的化身，人民的公仆，“在巴黎的贫民区非常受人拥戴”。他具有英勇献身的精神，绝对忠于革命的原则。他是革命中那种铁面无私、不可腐蚀的革命家的形象。“西穆尔登是崇高的，可是这种崇高是和人隔绝的，是在悬崖峭壁上的崇高，是灰色的，不亲近人的崇高；他的崇高的周围被悬崖深谷包围着”。他是雨果又敬仰又害怕的英雄。
　　郭文和西穆尔登象天上的两颗明星，彼此辉映。相形之下，郭文显得暗淡了些，西穆尔登的形象更丰满，更有实感。雨果对于革命军队的景仰和赞颂，主要是通过描绘拉杜曹长和那些赤足战士的光辉形象来表现的，而郭文和西穆尔登则更多地做了作者思想的传声筒。所以，这两个主要人物一方面固然是革命军队的灵魂，另一方面却更集中地体现了雨果思想的矛盾和错误。
　　雨果让一个贵族和一个教士“肩并肩地为伟大的革命战争而作战”，是有着深刻的寓意的。他们都是本阶级的叛逆者，都走上了历史的必由之路，但是，他们却又代表着“两个不同形式的共和政府”，代表着真理的两极，一极是天使，另一极是凶神。实际上，一极是吉仑特派，一极是雅各宾党。作为天使，郭文“不跟女人打仗”，“不跟老头儿打仗”，“不跟小孩子打仗”；作为凶神，西穆尔登却认为“只要有了仇恨，一个女人就抵得上十个男人”，“白发苍苍的人来宣传叛变就更加危险”，“必须跟小孩子打仗，如果这个小孩的名字叫路易·卡佩”。作为天使，郭文放走了叛军的首领，因为“不应该杀死一个爬在地上的人”；作为凶神，西穆尔登却认为救了叛军的首领，就给共和国增加了敌人。作为天使，郭文主张“打掉一切王冠，但是要保护人头。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作为凶神，西穆尔登却认为“革命在为世界开刀”，“革命在文明身上割开一道很深的伤口，人类的健康就要从这个伤口里生长出来”。天使和凶神之间“这场暗中进行的战争是不会不爆发的”。然而，意味深长的是，他们“却在做着同一件工作”。雨果的矛盾恰恰在这真理的两极的统一和对立中表现出来。读者看到，天使的优势在于辩论，而凶神的天下则是战场。当雨果进行抽象的说教时，是天使战胜了凶神，宽大的共和政府战胜了恐怖的共和政府。当雨果进行具体的描绘时，是凶神战胜了天使，恐怖的共和政府战胜了宽大的共和政府。作者公开表露的见解和他的现实主义的描绘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裂和矛盾。
　　雨果对反动营垒的描绘并没有采取漫画式的手法，也很少用褒贬判然的词汇和笔调，而是通过具体的行动和言论，勾勒出一幅幅生动逼真的场面和肖像。在雨果的笔下，英勇、豪爽、冷酷、残暴等词语，只代表着某种抽象的品质，并无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因此，反动营垒之黑暗、腐朽、残暴，主要地不是通过其人物的外在特征来表现的，而是看他在历史的进程中如何动作。运送反动贵族德·朗德纳克秘密登陆的英国军舰克莱摩尔号沉没的场面，在小说中写得相当悲壮而富于英雄气概，然而雨果用了极其严厉的判词，一笔抹倒：“这只克莱摩尔号军舰象复仇号军舰一样沉没了；可是光荣榜上没有它的名字。一个反叛祖国的人从来不能称为英雄。”这是对反动势力最严厉的宣判，最深刻的否定。
　　朗德纳克侯爵就是这种反动势力的代表。他象征着黑暗、专制、强暴的王权，体现了封建贵族的反动性、腐朽性和顽固性。雨果在塑造这个人物时，着重从政治上加以否定，而在其性格特征上，则在揭露其凶残暴虐的本质的同时，又赋与他某些正面的素质，使得这个人物具有鲜明的个性，也加强了政治上的批判力量。
　　朗德纳克第一次出现在读者面前时，是一个高大庄严的伟丈夫形象，“有四十岁人的精力和八十岁人的威仪”。他在紧要关头当机立断，帮助失职的水手制服了滑脱的大炮，然后以“勇敢必须奖励，疏忽必须惩罚”的原则，先授之以圣路易十字勋章，后处之以死刑，显示了叛军领袖所需要的铁腕作风。更令人惊讶的是，雨果描绘了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茫茫的海上，孤零零的两个人相视而立，一个是年逾花甲、手无寸铁的朗德纳克，一个是身强力壮、腰挂刀枪的阿尔马罗；一个要登上旺岱的土地煽起叛乱；一个要杀死面前的老人为兄长报仇。然而，朗德纳克一篇庄严而神秘的说教，充满了上帝、皇上、法兰西、布列塔尼、正直、荣誉等堂皇字眼儿，竟使得一个剽悍的水手扔下手枪，跪倒在地，成为他的死心蹋地的走卒。朗德纳克一出场，就表现出狂热而顽固的反动政治信念和冷酷强悍的性格力量。
　　枪毙失职的水手，还不足以显示他的残忍。他的凶残暴虐的阶级本性是在对红帽子联队的袭击中暴露出来的。他亲自指挥，命令焚烧村庄，枪毙俘虏和伤兵，连女人也不放过，扣留三个小孩作为人质。烧杀完毕，策马而去，“朗德纳克侯爵一向享有残酷的名声，大家知道他是毫无怜悯心的。”
　　然而，这只是他的面貌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他是个有经验的军人，深知农民军的游击战达不到消灭共和国的政治目的；他是个勇敢的军人，战斗失利的时候总是最后一个退却；他也是个以身作则的统帅，与众人一起修工事。总之一方面，朗德纳克是一个花天酒地的好色之徒，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真正的将军”，两个方面交融在一起，就出现了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既有阶级共性又有个人特征的反动贵族形象。
　　如果说郭文和西穆尔登这两个英雄人物的形象略显单薄的话，朗德纳克这个主要的反动人物的形象却是相当丰满的。其丰满不单是由鲜明的外部特征和多样化的具体行动造成的，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深刻雄厚的思想基础。朗德纳克英勇的举动和威严的仪表所以不能使读者产生钦敬的感情，主要是因为雨果揭示了他的丑恶的精神世界，在政治上否定了他。牢房一场，集中而全面地暴露了他的反动的政治观念。他面对共和国志愿军的司令官，这个他曾发誓逮住后要当作一条狗似地杀掉的侄孙，既疯狂又绝望，淋漓尽致地发泄了刻骨的阶级仇恨，彻底暴露出他内心中对革命又恐惧又仇视的心理。他缅怀封建王朝逝去的“光荣”，在他的眼中，革命前的法国是“有着完整秩序的国家”，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贵族的特权，森严的等级制度，都是非常“完好而高贵”的东西；他污蔑革命是“愚蠢的把戏”，“把一切都破坏了”，“对任何人都是有罪的”；他恶毒咒骂人民是“贱民”，民族是“污泥”，革命产生了断头台；他悔恨没有“把所有舞文弄墨的人都消灭掉”，把启蒙思想家和百科全书派视为洪水猛兽。仇恨，遗憾，悲哀，傲慢，绝望，疯狂，各种阴暗的感情在他的胸中翻腾。这一切构成了这个形象的最坚实的思想基础。“一个反叛祖国的人从来不能称为英雄”，雨果用生动饱满的形象作了最好的注解。
　　郭文，西穆尔登，朗德纳克，这三个人物都是非凡的，他们也都有一个非凡的结局：朗德纳克因救三个孩子而自投罗网；郭文在良心获胜的同时自知对革命有罪，泰然引颈就戮；西穆尔登监斩了自己心爱的学生，痛不欲生，也饮弹身亡。在这非凡的结局中凝聚着雨果最深沉的思索。
　　然而，雨果的沉思是建立在这个虽在意料之中、却在情理之外的结局之上的。这个结局所以在情理之外，是因为朗德纳克侯爵这样一个死心蹋地顽固到底的反革命匪首居然会在逃跑成功的时候，突然良心发现，置最高的政治利益于不顾，返身去救那三个他本来打算烧死的孩子，因而违背了他自己的阶级本性和性格逻辑；其所以在意料之中，是因为郭文和西穆尔登思想上的矛盾并未充分展开，其斗争亦无任何结果，雨果需要某种特定的景况最终肯定他理想中的英雄。
　　那个在情理之外的“奇迹”是雨果为了宣扬抽象的、超阶级的人道主义而精心编造的。在雨果的笔下，人道主义具有一种能够战胜一切的神秘力量，它可以打败“一个凶猛的灵魂”，使“这个充满着成见和奴役他人思想的人突然转变”，使“一个英雄从这个恶魔身上突然跳了出来”，使“拿着屠刀的人变成了一个光明的天使。地狱里的魔鬼又变成了天上的晓星”。救小孩的场面被渲染得极为庄严：一个舍身救人的老者，威严而高傲，面对着四千名恐惧战栗的共和军士兵。顿时，血与火的旺岱不见了，共和国志愿军不见了，反革命匪首不见了，浴血奋战的士兵也不见了，只剩下人了，救命的人和对其表示感激钦佩的人。胜利和失败被颠倒了。胜利者不是共和国志愿军，而是朗德纳克侯爵，因为他从烈火中救出了三个孩子；失败者不是旺岱的叛军，而是共和国的士兵，因为“四千人没法子救三个孩子”。是什么做成了朗德纳克的胜利呢？是人道主义，因为在他的良心中发生了上帝和魔鬼的斗争，善战胜了恶。朗德纳克为了救三个孩子而“自愿地、自动地、完全根据自己的选择，离开了森林，阴影，安全、自由，回到最可怕的危险里去”，从而“回到人道的圈子里来了”，革命将如何处置这个“偷来”的俘虏呢？放走他，还是处死他，这是雨果提供给他的两个英雄人物的抉择。郭文和西穆尔登，一个认为“恕”字是“人类语言中最美的一个字”，一个却认为“在严峻的法律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一个认为“恐怖政治会损害革命的名誉”，一个却认为“革命会证明这种恐怖政治是正确的”；一个认为“仁慈的观念被残暴的人们使用错了”，一个却认为“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仁慈可能会成为卖国的一种形式”。一个是雨果理想中的英雄，一个是让雨果恐惧的英雄。一个要放走朗德纳克，一个要让他上断头台。雨果显然站在郭文一边。他赋与郭文许多“高尚的思想和动机”，使他在良心与责任的斗争中，既考虑到朗德纳克的义举，因此，革命不应该“用野蛮的手段去回答一种慷慨的行为”，又让他忧虑法兰西的命运，于是，他“模糊地看见他的面前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放虎归山”。但是，“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斗争的结果是良心战胜了责任，他情愿在一种犯罪的心理中背叛革命的利益，否定自己的光荣历史，放走朗德纳克，实践人道主义。雨果为郭文的动摇和背叛行为所作的辩护还不止于此。他让西穆尔登，这个绝对忠于革命原则、在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人，在监斩了对革命有罪的郭文之后，开枪自杀，“一个的暗影和另一个的光辉混合起来了”。也就是说，在另一个世界里，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彼此拥抱了。这无疑是用另一种方式否定了革命的理想和原则。西穆尔登是九三年的象征，否定了西穆尔登，就是否定了九三年。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战胜了绝对正确的革命，这就是雨果沉思的结论。这样的沉思自然会引起读者更深广的沉思。
　　小说的结束部分所进行的说教与全部小说提供的形象描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这不是偶然的。年轻的雨果深受母亲的影响，是个保皇主义者，曾经歌颂过旺岱的领袖，直到一八三○年，他对他们仍然怀有钦敬的心情。一八五一年拿破仑第三发动政变，雨果流亡国外，开始称颂“一七九三年的巨人”。但是，在他所有的颂扬中，从来不包括革命所采取的手段。他只是接受了革命的目标和理想，而对革命所必须的暴力手段却多有微词。所以，当他对事件进行现实主义的描绘时，形象告诉读者：大革命是进步的，手段也是合理的；但是，一旦他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展示自己的思索和抒发自己的感情时，思想就告诉读者：大革命是合理的，而手段应予摈弃。思想与形象的分裂和矛盾造成了英雄人物的悲剧结局，也反映了雨果的人道主义在现实斗争面前是多么苍白，多么有害。
　　雨果是一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家，当他写作《九三年》的时候，思想还停留在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水平上。他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不理解现代两大阶级生死搏斗的伟大意义。他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表示深切的同情，因为他们是弱者；他谴责资产阶级的压迫和社会的不公正，因为他们拒绝实行一七八九年提出的“华美约言”。他反对过凡尔赛对巴黎公社的血腥镇压，他也曾经收留过流亡的公社社员，为他们的大赦奔走过，但是，他从来没有为巴黎公社本身辩护过，而是在不加区分地谴责双方的暴力之余，暗中将巴黎公社比作当年的旺岱叛乱，写出了《九三年》来鼓吹宽容和恕道，以冲淡革命，调和阶级矛盾。然而，雨果的天真打动不了梯也尔的铁石心肠。他可以让郭文和西穆尔登以死来殉人道主义，却不能阻止朗德纳克侯爵再度燃起一片叛乱的火海，屠杀更多的妇女和儿童。
　　(《九三年》，〔法〕雨果著，郑永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