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顾准与卢森堡

　　顾准有志研究世界史，对古希腊史尤其情有独钟，著有《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还翻译了格罗脱的一篇史论《希腊的僭主政治》并写了跋《僭主政治与民主》。这篇跋有五个子题，第三题是《希腊政治和希腊哲学上的雅典潮流和斯巴达潮流》，最后有这样一段话：
　　要克服异化而又反对僧院共产主义、Sparta平等主义，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种只能在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中无穷尽的试验与反复中逐步接近的理想。Marx的门徒中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于是，一九一八年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建立的坚决的共产主义团体称为“Sparta团”。我对这位崇高的人是尊敬的，可惜他不理解Marx。列宁写《国家与革命》的时候，则干脆把《法兰西内战》中所设计描绘的一套政制称之为中央集中的政治，于是，我们从往昔的雅典的灵光中，掉到沙俄的现实世界上来了……
　　这段话中的“于是，一九一八年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建立的坚决的共产主义团体称为‘Sparta团’。我对这位崇高的人是尊敬的，可惜他不理解Marx”。这是顾准这篇文章中惟一涉及李卜克内西和斯巴达团的两句话，是顾准弄错了。李卜克内西等建立的团体取名Spartacs(斯巴达克)不是Sparta(斯巴达)，前者是古罗马奴隶起义的领袖，后者是希腊的一个城邦。这确实是顾准的一个错误，指出这个错误是必要的，但这仅仅是顾准偶然的误记和笔误(顾准留下的文字中这样的笔误也不止这一处)，并非不可原谅的错误，删掉这两句话对顾准整篇文章的论述逻辑和思想价值毫无影响。
　　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顾准写了二十几篇思想笔记，每写一篇就将手稿寄给胞弟陈敏之，自己没有再看过。如果顾准当年没有这样一个可以倾吐思想互谈心曲的弟弟，他能否写出这些精美的文章还真很难说。如果当年有投稿的可能(当时绝无这种可能)，再仔细斟酌一番，他自己可能发现这一错误。再如果碰到一位有学识又经心的编辑一笔删掉这两句话(笔者就有幸碰到这样的编家，改正了我文稿中一处史事之误)，也就避免了这个错误。文章老到如鲁迅者这类疏漏也在所难免，似也不必大惊小怪。
　　旷为荣、旷新年的文章《把顾准还给顾准》(《读书》，二○○三年第四期)，就是抓住顾准的这处疏漏小题大作，论锋杂出，大做文章。可能我太愚钝，没大看懂他们这篇文章主要想说什么。他们说“所谓把顾准还给顾准，就是把民主的思想还给民主主义者顾准”，但我们看到的只有他们对顾准民主思想的批判，他们究竟能把什么还给顾准呢？他们说九十年代的知识界“摧毁了八十年代的民主共识，形成了反民主的‘知识’和一个反民主的时代”。如果出现了一个反民主的时代，那能是知识界创造的“伟业”吗？他们有些意思倒也一目了然，这就是对顾准并非实事求是的酷评。如说顾准“对当代共产主义思想的片面理解和无知”，顾准“对于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的思想的极大侮辱”等等。还有就是对一些人(大概是提倡自由主义的人吧)的极度怨愤，说“他们把顾准思想中的某些错误发展到极端荒谬的地步”，骂他们是食尸兽。再有就是不着边际的自吹自擂。他们在文中写道：“我们认为，指出顾准的这一错误意义非常重大，它实质上澄清了顾准对于社会主义的误解，它洗清了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恶劣污蔑，它也将人们从对于社会主义的普遍的误解中解放出来，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拯救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实际上因此重新勾画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地图，以至于重新勾画了当代思想的地图，把民主重新还给了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从而使福山那种‘历史终结’的粗俗的意识形态舞蹈沦为可笑的滑稽表演。”这段文字真称得上奇文妙笔，又是澄清又是洗清，还有拯救历史和重新勾画思想地图等等，把自己刚写出的这篇文章吹嘘成可以经天纬地，有这样气魄的笔杆子近些年还真不多见。他们这篇文章刚刊出的时候，笔者曾对陈敏之先生说：以《读书》编者的眼光，不会看不出该文中这么多问题，或者也是想听到些不同的反响吧。
　　顾准很欣赏格罗脱的这篇史论，认为格罗脱关于僭主政治是王政——寡头政体与民主政体的中介的论断是可信的，已经成为希腊史著作中的古典观点。顾准为这篇译文写的跋有六千来字，见识不俗。他对希腊政治和哲学上两股潮流的论述称得上是经典性的。两位旷先生认为这是顾准对“现代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的隐喻”，并不确切。这是顾准对希腊史的独立研究，是对人类文明源头的索解。至于现代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顾准在其他文稿中做过论述，这就是对十七世纪以来两股革命潮流的论述，对一百多年来两股潮流在交叉并互相渗透的论述，他没有必要对此再做什么隐喻，他只是在论述雅典潮流和斯巴达潮流时有一些个人体验和现代意味而已。顾准在这篇跋中还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见解。他认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专制政体所做的“阶级分析”，主旨得自亚里士多德和格罗脱。他还写道：“Marx对专制政治所做阶级分析，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历史和中国现状？我认为，若不确切了解这一分析的希腊历史、欧洲历史背景，并把它和中国历史背景相比较，认为无条件适用于中国，那是彻头彻尾‘非历史主义的’，从而也是教条主义的……”顾准认为马克思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人类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才能逐步接近的理想，或者说它只是人类永远追求的一个理想境界。他认为在地上不能建成天国，人类不能从必然王国到达自由王国，只是永远行进在这条道路上。他进而认为马克思那些正统的著名学生中未必有几个人懂得这一点。顾准认为马克思是雅典精神的热烈赞扬者，他为巴黎公社设计描绘的政制，完全不想取法斯巴达，但是雅典直接民主的条件又不存在了，马克思没有更经验主义一些。他也指出了恩格斯和列宁在某些问题上对马克思的曲解。可以说顾准是在走近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和走近马克思心灵的过程中解读马克思文本的，没有多少人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些不仅都不在两位旷先生的视野之内，相反，他们认为顾准对共产主义是无知和污蔑，对社会主义是误解和不懂。对他们这样论人论文实在不敢恭维。
　　顾准在这篇跋中根本没提到卢森堡，就是在已出版的四卷顾准文存即《顾准文稿》、《顾准笔记》、《顾准日记》、《顾准自述》中，也没有出现卢森堡的名字，但是两位旷先生为了表达他们的见解却把顾准与卢森堡反复比较，尊卢贬顾。一位搞了一辈子戏剧的老先生曾对我说过：为了推进戏剧冲突有时需要在无缝处下蚱。难道写思辨文章也需要在无缝处下蚱吗？
　　卢森堡和顾准都是我十分崇敬的人物，但从未想过把他们两位比个高低上下。顾准看到了在斯大林政制下苏联五十多年的历史，也看到了中国建国后二十多年的历史，还看到了两大集团的对峙和冷战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顾准的时代电子计算机已经诞生，认识论也有了很大发展，许多卢森堡未及见的顾准见到了。卢森堡和顾准都有崇高的人格，都为追求人类美好的明天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他们二人的天分都很高，都勤奋好学，长于理论思维，见识超群。那么后生的顾准比卢森堡多吃了五十多年的饭能是白吃的吗？尊卢贬顾不仅毫无意义，也完全不合事实，后来居上是人间正道。
　　卢森堡是第二国际著名的活动家，她与倍倍尔、伯恩斯坦、考茨基、李卜克内西等人都很熟悉，与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列宁也都认识，有一段时间与列宁经常见面。她追随第二国际的精神领袖恩格斯，曾撰文批驳伯恩斯坦，后又批驳考茨基，她还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批评列宁建党思想中的“无情的集中主义”、“极端的集中主义”。她说：“工人群众还没有做到对党的机关的活动和行为的公开监督反而可以由中央委员会对工人阶级的活动实行的监督来代替，那就是错误的。”一九一八年秋她在狱中又写了一篇更著名的文章《论俄国革命》，她在文中写道：“这是工人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世界历史性试验，而且这试验是在想像得到的最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如果认为在如此不正常的条件进行一次工人专政的试验中，俄国所做的一切正好就是完善的顶峰，这确实是一种荒谬的设想”，如果“把它当社会主义的样板推荐给国际(无产阶级)，要他们加以模仿，从这时起危险就开始了”。主要就是因为这两篇文章，她被戴上“卢森堡主义”的帽子，认为她有一个错误的思想体系。苏共二十大以前，在苏联、民主德国、波兰等一些国家，连引用卢森堡的话都被认为是别有用心。但是，在后来的岁月中，也主要是因为这两篇文章，使卢森堡在世界上赢得更多的声誉。
　　卢森堡在党内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尖锐批评列宁，但就理论观点总体而言，卢森堡与列宁有许多一致之处。这是德国的保尔·弗勒利希在《罗莎·卢森堡·思想和事业》一书中提出的看法，已逐渐被一些国家的研究者接受。在这方面顾准与卢森堡不同，就理论观点总体而言，顾准与列宁居多的是不同。详细评说这个问题不是本文的目的，只略举几例吧。
　　一九一六年列宁写出一本著名的书《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认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卢森堡所处的时代使她容易认同列宁关于资本主义总崩溃的论断，后来的顾准看到的许多事实都会使他不能同意列宁的这个论断。这里也不必再说列宁这个论断的真理性问题，起码还有两个中国人指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缺少原创性，脱胎于一九○二年出版的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这两个人就是顾准和居美学者周策纵。卢森堡虽然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在于运用民主的方式，而不是在于取消民主”，“不是一个党和一个集团的专政”，但她在理念上还是认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已披露的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认为：“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永远不能实现。”陈独秀晚年也说过：“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在古罗马时代，独裁与专政是一个意思)顾准也是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论的批评者。再比如关于议会政治问题，虽然卢森堡不赞成“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但她对议会政治是有保留的，是持批评态度的。顾准则认为：“议会的演进史，是其所包含的成分逐步扩大，是民主权利逐步下移的历史，这就是说，开始只不过是等级君主制下封建的权利义务关系，最后成了民主政治惟一实现途径的议会政治。”他认识到议会政治还极不完善，同时他更认识到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足以代替它的实行民主政治的制度。这是不是对民主政治演进史的实事求是的概括呢？我以为是的。
　　两位旷先生在他们的文章中说：“对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卑鄙的谋杀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暴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性，即民主是阶级的民主和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的本质。”这样来论证议会民主的虚伪性并没有多大的说服力。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被捕当日(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不经审判即被凶杀，这是极端蔑视法律的野蛮和残暴行径，但与一九八○年韩国全斗焕军事独裁专制集团调集陆空军血洗光州城，学生市民死伤数千人，毕竟不能相比。光州惨案是对民主的扼杀，也是对民主的催生，韩国终于走上了政治现代化之路。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被害的第二天和第三天，报纸上公布的官方消息都是隐瞒事实真相。二十多天后即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二日《红旗报》头版刊登了列奥·约吉谢斯(他与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同为斯巴达克同盟和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揭露事实真相的文章。允许在报纸上揭露事实真相还是不允许，这是完全不同的。约吉谢斯做了详细调查，其文有根有据，舆论大哗。当局不得不着手调查，并决定予以起诉，参与杀害事件的军官们被判了刑。当然也难免丢卒保车，未涉及高层人物，还有人帮助被判刑的军官逃往国外，真正被关进监狱的是参与杀害事件的一个士兵。五个月后卢森堡的尸体浮出水面被冲到岸边，为她送葬的行列成为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仅花圈就达六百多。张志新被割断喉管处以极刑后，可以在报纸上揭露事实真相吗？可以对杀害她的人起诉吗？可以为她公开送葬吗？民主政体的社会中也会有野蛮、残暴、恐怖，但与专制的无法无天毕竟有根本的区别。
　　二旷文还提到顾准是“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我认为顾准的思想既没有过时也不会在思想史上失踪，只是有些人不敢面对他的思想，不愿宣传他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