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知识、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马克思的一位同时代人在谈到马克思的时候曾说道，马克思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人：他们的目光超出同时代人达数十年甚至一个世纪之远，因此他们作出的一些论断往往为本时代人所难以全然领会，而令后代人不胜叹服。在回顾马克思一个多世纪前关于知识、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的精采论述时，我一再想起上面这句精当的评语。
　　在现代文明中，智力劳动的地位日益重要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近现代科学技术刚刚大规模应用于生产的时代。蒸汽机作为人类驯服自然力的象征，革新了社会生产力系统中基础性的动能源部分；人类知识的结晶——机器，以它加工的精确、规范和迅速取代了本来是由缓慢的手工操作所达到的灵巧；自动机的出现使人本身从直接劳动过程中游离出来成为可能；化学在农业上的初步应用促进了土地产量的成倍增长……这一切象魔力一样为近代社会创造出庞大的财富。对社会发展的趋势始终持有惊人的敏感和洞察力的马克思，立刻从这些现象中预见到人类文明的崭新时代的到来。在那部天才的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大纲》里，他满怀欣喜地写道：在数千年传统的手工操作劳动方式向现代机器大生产的转变中，“劳动表现为不再象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分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马恩全集》第四十六卷下218页)——这是劳动发生的深刻质变：在传统文明中(不拘是哪一种生产方式，而是到近代为止的所有社会形态里)，劳动就是人直接操作着工具对生产对象的作用；在这里，工具不过是被加工过的简单物体，自然力(大自然产生的种种能量，如煤和石油蕴藏的热能)置身于劳动过程之外，不起作用，而人本身则作为一种自然力被直接纳入具体生产过程中。在现代文明中，处于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的是综合了多门自然科学知识的机器体系，它体现了理性对大自然客观规律的掌握和利用。因此，劳动表现为被人有意识地改造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对自然界的作用。人作为科学知识的主人，不再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活的部分，而是整个生产过程的主导者、管理者。现代劳动愈益由体力支出转变为脑力支出。
　　“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换句话说，财富的创造“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同上第218、217页)这里揭示了现代财富的源泉：传统文明中，直接形式的劳动，即人本身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的作业量，构成了财富的基石；而在现代文明中，构成财富基石的是人的创造能力(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发挥运用，是知识(人对自然界的了解)，是人作为一个有理性、有技能的“类属”(社会体的存在)而实行的对自然界的驾驭。一言以蔽之，在传统文明中，财富的源泉主要是体力劳动；而在现代文明中，财富的源泉逐渐成为主要是智力劳动。
　　马克思继续写道，这一切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同上第219—220页)——知识(不仅是自然科学、技术知识，而且是社会科学、人文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在这里被阐述得一清二楚：知识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是“潜在的”、“可能的”生产力，而是直接的生产力。因为任何一门知识，只要它真正地把握住了客观世界(自然界、社会、人本身)，不论它是物化为机器以可见的形态发挥作用，还是观念地存在于劳动者的脑子里无形地影响着人的决策、行为，它都会参预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从而，社会越是进步，文明越是发达，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就越是受到人类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这是人类彻底地告别动物界，从盲目自发的力量下解放出来，成为自由自觉的主体存在的根本标记。
　　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在历史发展序列上比以往一切社会形态更高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上。“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同上第219页)这就是说，新型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成员要在越来越广泛的规模上知识化，完成从传统形式的劳动者向全面发展的知识分子的转化——当然，这里的“知识分子”不再是与阶级概念有联系的特有阶层，而是指具备了高度知识的人。
　　国家的强大越来越取决于较高的文化
　　教育水平、科学规划和组织等
　　马克思身后的世界是怎样检验他的这些“惊世骇俗”的论断的呢？随便举些例子。
　　关于劳动的质变。二次大战以来，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主要从事教科文活动和公共服务事业)人数剧增，超过了主要从事自然资源开发和产品加工的第一、第二产业的人数。这是越来越多的人得以从直接生产过程中游离出来，从事更高形式的劳动的最显著证明。它深刻地反映了智力劳动是现代劳动演变的主导潮流。即便是物质生产劳动，其智力因素的比重也逐渐大于体力。苏联统计资料表明，在初等机械化生产中，工人的体智力支出比为80：20；中等机械化生产使这个比数变为40：60；而在一般自动化生产中，则是20：80。世界经济研究者发现日本六十年代初新兴的化学工业中操作部分的机械化、自动化达到百分之六十八，自控化达到百分之三十八；工人由体力作业变为监视作业的部分达百分之七十六。这不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分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吗？
　　关于现代财富的源泉。当代经济学家把投入教育的资金叫做“人力资本”，与投入劳动资料的资金“实物资本”相对，以比较二者在再生产社会财富方面的效益。世界银行《一九八0年度世界开发报告》综合多国情况后指出：“教育方面投资的经济收益率是很高的，往往大大超过实物投资”。在人均收入低于一千美元的十多个发展中国家，前者收益率是百分之二十，后者百分之十五。发达国家更是如此。据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舒尔茨计算，美国本世纪前六十年里，人力资本利润增长了七点五倍，而实物资本利润只增长了三点五倍。这是因为，人们参加发明创造和合理化建议的程度，与他们的知识文化程度成正比。工人受教育的年限每增加一年，合理化建议的比重就平均增加百分之六。受过完全中等教育的人提供的合理化建议，比没有受过同等教育的同样工龄的人多四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技术创造上的积极性，比只受过四年级教育的人高三十至八十倍(董百芬：《关于教育投资的宏观经济效果》，《百科知识》一九八二年第五期)。成都一个有职工六百一十人的厂，办“优选法”、“统筹法”管理学习班，花费资金四百一十元。在一年内统计，全厂共实现推广“双法”的成果二百四十三项，创价值二万五千三百元，平均每人收益四十一点四元。如果全国职工每人都能有此收益，一年可以增创价值四十亿元。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试谈职工教育的经济效果》，《北师大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二期)这些难道不是有力地证明了知识、科学正在成为现代财富最巨大的源泉吗？
　　现代世界的每一项重大进展，不论是基础理论学说的重大突破、新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的问世，还是新能源的利用、尖端产品和新式武器系统的出现，无一不说明，国家的强大、民族的繁荣，并不单纯取决于领土的广狭、矿藏的贫富和人口的多寡，而是越来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否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是否拥有多科出类拔萃的知识人才，科学规划和组织是否富有远见。只要在这些方面具有优势，资源贫乏照样能富裕，国土狭小照样能强大，人口不多照样能繁荣。否则，再大的国土、再多的资源，也只能沉睡如故，绝不会自动起来造福社会和人民。马克思一个多世纪前揭示的知识、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巨大作用的客观规律，为一切民族发展道路的成败所反复地证实。对于马克思论点的远见卓识，连不同意识形态背景的思想家都不得不信服。当今国际上影响巨大的“工业化后社会”说、“信息社会”说等等，剔除其中的某些因素后，都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它们强有力的启发。这些学说的共同点，就是确认现代社会的“基础就在于科学对于生产方式的无情影响之中”(“工业化后社会”说提出者贝尔语)；论证现在最发达的国家已经进入“工业化后社会”(或“信息社会”等)，它与目前某些地区的工业化前社会和工业化社会相比，基本特征是：社会的首要问题不再是原料和资金，而是科学的组织，国家的科学能力成为它的潜力和力量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中坚性的职业不再是小农、非熟练工和半熟练工，而是各科知识上和技术上的科学家，社会因此赋予教育以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大部分的闲暇时间用于社会成员的知识启发和更新；社会思想方法论上的特征不再是常识、因袭传统、经验论，而是倚重抽象理论与系统分析；人类知识的创造力代替简单劳动来创造价值，社会围绕着科学——理论知识组织起来以达到控制社会、指导变革的目的。正如从工业化前阶段进入工业化阶段是大多数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一样，目前的工业化国家也都要相继进入工业化后阶段。(D·贝尔：《工业化后社会的到来》，纽约，一九七三年，日本一九六九年情报产业部门会议《咨询》)
　　把知识视为社会主义中国振兴发达的关键，
　　让知识分子在各个领域最充分地施展才能
　　从以上的回顾中我们能得到一些什么启发呢？
　　——我们必须十分重视知识在建设社会主义文明中的杠杆作用。既然知识正在逐渐成为现代财富最巨大的源泉，既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物质的和精神的)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包含着前此文明的一切精华在内，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把知识——既包括对各民族已经创造出来的知识的吸收，又包括在此基础上对知识的进一步发展——视为社会主义中国振兴发达的关键。十二大报告强调“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确定教育和科学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是一个英明的决策。轻视甚至抵触这一决策的观念，不论其主观考虑如何，也不论它能找到哪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来为自己论证，其客观效果，只能使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立于世界前列。
　　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提及社会科学的作用。有如前述，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知识”中确凿无疑地包含着它在内。难道可以设想，我们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改革，走出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够离开真正的社会科学的指导吗？列宁说得好，科学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以科学的发展为前提，要求人们科学地对待它。以前由于忽视这一点，干过不少令人痛心的事。这种历史教训应该成为实事求是的社会科学繁荣兴盛的促进力。
　　——我们必须使知识分子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既然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中，劳动日益由主要是体力的支出变成主要是脑力的支出，既然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受到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那么，就没有理由不让知识分子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里最充分地施展他们的创造性才能。我们党现在大力倡导创造有利于知识分子顺利工作的社会条件，决定把更多的知识分子输送到领导岗位上，在使用和提拔干部时注重学力，是顺应民心、适合历史发展客观趋势的重大措施。无庸置疑，没有马克思这样的知识分子，就绝不可能有科学共产主义的学说；同样，没有愈益增多的知识分子，也绝不可能有科学共产主义的现实。我们今天提倡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并不意味着轻视或排斥其他劳动者的重要作用，而正是有利于创造一个使一切社会成员都得到全面发展，也就是使一切社会成员都变为“知识分子”的社会条件——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社会条件。在暂时不能够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科、艺、文多方面充分发展的条件的情况下，假如不给现有的知识分子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又怎么能够促进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文明的迅速发展，为未来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创建充分的条件呢？这是中国在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施的符合实际的科学社会主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