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理想家的黄昏

　　大半个世纪之前，泰戈尔站在日本横浜郊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知道在荣誉失去尊严和先知者成为一种时代错误时，在淹没一切声音的声音就是市场的喧哗时，一个人在一群身强力壮的竞技者当中被称为理想主义者是多么危险。然而，有一天我站在横浜市郊的时候，我撇开它那五花八门的现代市容，注视着你们南面海上的落日，感受松林覆盖的群山中的静谧和庄严。同时雄伟的富士山在金色的地平线上逐渐显得暗淡，就像被自己的光辉衬托得暗淡的上帝一样——通过傍晚的寂静，涌出永恒的音乐，我感到天空和大地与黎明和黄昏的抒情作品是属于诗人和理想家的，而不是属于那些粗暴地轻视感情的市侩。人类在忘记自己的神圣之后，将重新记起上天经常与人类的世界保持接触，绝不能把人类世界放弃给现代这些厉声嚎叫、酷嗜人血的豺狼。”
　　请不要告诉我泰戈尔是个诗人，也别说他这种感慨背后深藏着印度文化追求和谐的精神；我阅读这段话语感受到的震撼，绝非来自上述这些理由，这是因为，泰戈尔的这段描述是他一九一六年在日本发表题为《日本的民族主义》的讲演的结尾。当泰戈尔面对这和谐美丽的黄昏时，他脑际浮现的却是从西欧席卷东亚的民族主义风暴。
　　在本世纪初的那段日子里，日俄战争的胜利为东方有色人种带来的喜悦是我们所无法体验的。直到一九二四年孙中山访日谈论“大亚洲主义”的时候，仍洋溢着这种喜悦的余绪。这种喜悦反衬着的，是亚洲有色人种对于近代欧洲日益膨胀的世界霸权的忧虑和反抗，也是亚洲人对于自身现代化途径的认真思考。日本在当时被视为亚洲面对欧洲而奋然崛起的象征，部分来自于日俄战争的胜利，部分也来自于它所采取的以学习西方为基调的富国强兵政策。然而无论是泰戈尔还是孙中山，当他们在日本谈论东方的现代化的时候，同样透射着对于日本现代化方式的怀疑和警惕。
　　泰戈尔说：“你能向别人借来知识，但是你不能借来性格。”泰戈尔深信生命是不能模仿的，文化是不能移植的。在日本喧哗的现代性胜利背后，泰戈尔力图发现的是“它的深厚的人性，它的英雄主义和美的和谐一致，它的深刻的自我克制和丰富的自我表现”；而不是它对于功利的追逐。
　　据说当泰戈尔在日本的神户港上岸时，这个直接接触西方的代表性港口以它的西式建筑风貌惹起了泰戈尔的不快。这种不快一直持续到他坐的火车驶过静冈，一群年轻的僧侣手执香火迎接他的时候才总算消解了。所以，当他在讲演中谈到“真正具有现代精神的人并不需要现代化，正如真正勇敢的人不是吹牛家一样。现代主义并未穿上欧洲人的服装，也不在欧洲儿童上课时被拘禁在里面的那种令人讨厌的建筑物里，……真正的现代主义是精神的自由，而不是趣味的奴隶”的时候，他对于日本现代化浅薄之处的厌恶溢于言表。然而日本毕竟寄托着泰戈尔对于亚洲弱小民族获得解放的希望，他甚至说：“亚洲将用你们的声音回答欧洲向人类提出的问题。”在泰戈尔眼里，日本应该提供使亚洲人获得自信、挖掘自身生命和力量的参照。他呼吁东方在有机器的地方注入生命，用人心代替冷漠的功利，不那么重视权利和成功，而重视和谐和富有生气的发展，重视真和美。
　　泰戈尔是个理想家，但他不是那种被人们在道德层面浅薄而空洞地谈论着的理想主义者。当他谈论美与善、人道与自由的时候，他并非在玩弄抽象观念，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面对着的是怎样一种强势话语，而他也比任何人都自觉地表现着对于这种强势话语不妥协的抵抗精神。
　　这种强势话语，就是西方现代性所依附的西方民族主义观念。
　　泰戈尔并不是个反西方的东方主义者。在他眼里，印度历史不属于一个特定种族，而属于一个创造过程，世界上不同种族为它作出了贡献。英国也在忠于这个历史。所以，当泰戈尔谈论民族时，他不是在替处于弱势的印度伸张正义，而是在谈论人类的生存方式；同时，泰戈尔眼中的西方也不是铁板一块，他尊重西方精神理想和它所缔造出的文化传统，抨击西方民族主义对于西方精神的背叛：“当西方精神在自由的旗帜下前进的时候，西方民族却在铸造它那种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最无情和最牢固的组织锁链。”“我们也从未遇到这样可怕的妒嫉”，这个由近代的理性和科学装备起来的西方民族，把它的自私和冷漠、骄傲和残暴推向东方，伺机把异己置于绝境或消灭它们。
　　与今天大量的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反思性文字不同，泰戈尔对于民族主义的批判不是在它的内部进行的，而且也没有采取西方式的理性分析方法。换言之，从形式到内容，泰戈尔都拒绝进入西方的现代性话语系统。而当这样的拒绝以拒绝东方自身的民族主义情结为基点的时候，泰戈尔既使自己与那些浅薄的东方民族主义者相区别，又使自己的民族主义批判有别于来自西方现代性内部的批判。这种非二元论思维给了他自由的论述空间，使他有可能既区别亚洲与西欧的在地问题，又打破它们的绝对界限描述某些基本问题。一个饶有兴味的细节是，泰戈尔以印度有些地方保留着在特定日子里禁止寡妇吃饭喝水以示虔诚的习俗为例，来说明西方现代理性由于丧失了生动的人际关系而可能导致同样的残忍：“这种完全不真实的抽象的虔诚，使个人的道义感完全泯灭”，他看到抽象概念可以麻醉人的感情，导致真正的残忍。泰戈尔揭示了理性与迷信在“抽象”这一点上达成的共谋关系，同时也打破了西方与东方、现代与前现代的绝对界限。
　　这也正是泰戈尔批判西方民族主义的基本视野：他看到科学的组织与理性的效率如何通过现代民族国家的制度把这种“智力的产物”转变为新的迷信，如何通过民族自我崇拜把最恶毒的利己主义计划付诸实施。他看到，个体生命的尊严如何在那些“迷信自己有自由的人民”中被消解掉，又如何成为利润和权利的牺牲品。而泰戈尔根深蒂固的疑问是，以复杂的个人被解体而产生的现代民族主义，是否只能以同样的方式与其进行对抗？换言之，日本迅速组织起来的现代民族，是不是应该视为东方回应西方民族主义挑战的成功范本？泰戈尔最终未能在日本找到他所希望找到的东西，他看到日本正以西方民族主义的动力作为它自己的动力，“它的社会理性正败于政治手下”。他同样看到，西方对东方国家进入民族舞台怀有强烈的恐惧，因为这对它形成了威胁。于是，无论在西方还是日本，泰戈尔都不能不在身强力壮的竞技者当中充当理想家的角色，对他们谈论横浜郊外那只属于诗人和理想家的黄昏：出于对“抽象”的遮蔽性和它消解人类同情心恶果的敏锐洞察，泰戈尔在黄昏的和谐中看到的是一种真理：“它培育了一种内在的知觉——一种视觉，一种在一切有限事物中看到无限真实的视觉。”
　　泰戈尔的理想在日本被视为“失败的人民的诗篇”。对于志得意满的日本人来说，泰戈尔对于现代民族主义和“科学的文明”的批判只能让他们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正在享用它；虽然诺贝尔文学奖使泰戈尔获得了某种话语霸权，但日本人却对他身后的印度不屑；竹内好在一篇批判日本人这种浅薄和强暴根性的文章中沉痛地说，泰戈尔在日本没有得到理解。
　　泰戈尔似乎并不刻意在东方寻找知音，因为他很清楚“东方”正成为被西方所建构而逐渐失掉自我的新的民族国家，他试图建设的是面对东西方紧张关系但又不简单认同于任何一方的新的思考维度。而事情的复杂性却在于，哪怕是在泰戈尔的时代，民族的形成也已经是世界政治权利关系中最基本的要素了。在后来的历史里，无论是印度还是其他亚洲国家，都不得不把自己套进民族这个小鞋里去——如泰戈尔所言，“我们的双脚只有些微的自行调节的余地”。
　　泰戈尔明白这种不得不接受的两难之境会使人类最终忘记它的真实处境，他毫不妥协地大声说：在我们的思想不自由的时候，政治自由并不能给我们自由。已经得到政治自由的人们，不一定就是自由的，他们只是有权威的。泰戈尔以他“内在的视觉”看到，对人类真实处境的认识不可能只靠一个地域完成，他对日本人说，最好的方式是在抵制欧洲的诱惑和侵害时，要求欧洲自己作为我们的盟友。
　　我不知道泰戈尔最终怎么确定他的欧洲盟友，但是《民族主义》一书把我引向对欧洲“思想自由”的探讨时，并没有指引我去阅读诸如霍布豪斯《自由主义》那样的著作，却把我引向了与他大致同时代的欧洲早期女性主义批评家。于是，我惊奇地发现，泰戈尔不合时宜却坚忍的声音，回荡在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里。
　　《一间自己的屋子》是一部我反复阅读的著作，尽管它被女性主义者们宣布说“太老了”，但我偏爱它远胜于任何一部精巧复杂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现代女性主义文本。这部分地是由于它产生于女性主义论述的早期因而暗示了更多的可能性，部分地也是由于它不具有理论性格因而拥有更大的自由度。是的，早期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只是在谈论小说，她固执地不肯离开自己的女性生活经验；然而她谈论的问题真的是那么直观和简单吗？当这部著作今天被奉为经典束之高阁时，它强烈的批判精神是否被遮蔽了？
　　伍尔夫说，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她们一向在家族的起居室里掩人耳目地写作，这使她们不能书写历史、散文和诗歌，而只能写作不怕被打断的小说。假如真的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有了固定的年收入，那她们是否会更容易建立自己的传统，为自己找到合适的写作方式？伍尔夫又说，这个世界那么复杂，我们只有一性怎么能对付呢？假如一个女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女人在那里说话，那她就无救了，任何写作在那种意识的偏颇中都不再会生长。
　　伍尔夫还说，思想要有自由的习惯，这习惯就是当一群男人包围着你，对你指手划脚地说，那不是你的路，那是只有优等生和研究生才可以走的地方时，不要慌乱和踌躇，不要停下来骂或者停下来笑，你不必理会那些忠告，但一定要跳过你面前的栅栏，否则你就没有希望；这习惯还意味着消除你脑子里的障碍，最大限度地面对这个世界，那样你才能获得超越两性层次的、高出你所想要的东西的勇气。
　　伍尔夫这么说的时候，她知道女人只在小说里而不在历史里，她了解被排除在历史和社会之外的女人与另外一性没有建立平等关系。当她面对这种不平等而论述思想的和平时，她事实上谈论的不仅是妇女解放和两性同体的理想：她在阐述基于女性生活经验的自由观——它是女性对人类理想的一份贡献，而并非仅仅在捍卫女性利益。恰恰在这一点上，伍尔夫这位理想家，也站在了与泰戈尔同样的立场上：伍尔夫面对强势话语显示的力量，表现为她对于女性愤怒的自觉消解；泰戈尔面对民族主义的不妥协精神，也表现为他超出民族主义的人类理想。只有当我们有能力跨越简单的东西方对立和性别对立的思维框架面对这两个文本时，才能发现它们深藏的批判力度是惊人一致的。
　　与泰戈尔对于科学理性概念的无情批判一样，伍尔夫也对这种来自男性话语霸权的产物持有不妥协的批判。但是与泰戈尔不同的是，她表现了更彻底的清醒：“成为自己比什么都要紧。不要梦想去影响别人，这就是我要说的，假若我知道怎样能说得更高尚动听。只要就事物的本身想。”出于这样的基点，她说：知道女人有多少钱，有多少间屋子比去对她们的能力造出许多理论来要重要得多，剑桥的方帽子并不代表价值的最后评定。她向女性疾呼：为了手拿银瓶的校长或袖藏量尺的教授而牺牲自己想像中的一根发丝，甚至头发上的一点颜色，都是最卑鄙的自欺。在女性不能接受完整教育、没有自己写作空间的时代，伍尔夫对于“最卑鄙的自欺”的警觉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女性对于以学术和理论面目出现的男性话语霸权的彻底的批判精神，它宣布，霸权不一定都是刀剑相伴，它有时不过表现为“赞美和非难”，表现为男人们对于强势话语的追随和谄媚。伍尔夫告诉我们，真正的力量不表现为对外在评价的计较，而表现为对这种“卑鄙的自欺”的防微杜渐。
　　当伍尔夫谈论女性如同“新生的小树”一般“宽大热切而自由的感觉”的时候，也正是泰戈尔谈论来自西欧渗透亚洲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对于伍尔夫来说，她面对的强势是白种人内部的男性中心话语。对于泰戈尔来说，他面对的强势是由东西方的民族主义现代政治所制造的权力结构。我并不简单地认为他们有可能结为盟友，因为他们之间仍然有性别立场的障碍；但是即使如此，我仍然认为把他们的文本放在一起讨论有可能揭示更丰富的、为我们所忽略了的东西。我想，这就是非概念和非本质主义的自由观，是对二元论思维的彻底消解。它们不能进入现代性理论因而遭到忽略，但它们的存在却反衬着我们思维本身的苍白。泰戈尔并不单纯反对民族乃至科学和理性，他只是反对这些东西被抽象化和绝对化，反对它们在游离于自己的特定语境后扮成普遍主义嘴脸；伍尔夫也不一般性地反对女人对男人进行反抗，但是她反对以此为目标和前提而使目光和胸襟变得狭隘。他和她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发出了同样的质问：我们的关系是对这个现实世界的还是对那些抽象概念的？
　　让我再次回到泰戈尔面对黄昏的感觉上来吧。当他感受到“永恒的音乐”时，我猜想他同时一定意识着背后那“五花八门的现代市容”。而同时，我不知他是否记忆起他后来在《西方的民族主义》里也谈到的印度人“在布满砂砾的地面上赤脚行走时”的感觉？它面对极端讨厌的东西但却仍有自由使得生命之线构筑自身；泰戈尔说，当你拿出统计数字将我们的双脚过去碰到的砂砾数和目前制度(他视其为封闭式的鞋子，当砂砾进入鞋子时，双脚只有些微的调节余地)的缺点进行比较的时候，这些统计数字几乎触及不到问题的实质：这不是外在障碍的数量问题，而是个人是否有能力克服这些障碍的问题。黄昏的宁静唤起的，不是泰戈尔的乌托邦理想，而是他不能不面对的印度和亚洲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两难之境。泰戈尔知道，主张印度的民族独立、强调东西方对抗在当时只意味着赶走英国又迎来新的殖民者，因此重要的是克服印度社会种姓制度造成的缺乏自尊和依赖于统治者的盲目性和惰性。泰戈尔对印度种姓制度的血腥历史缺少批判力度，他仅仅强调它具有西方那种排斥外族的民族主义所不具备的多样性，这是他谈论印度民族主义时的最大缺憾；但同时，他终究面对美国人批评印度民族主义者最大的弊端在于强调自身传统的完美，而把一切罪责都推给来自外部的偶然性因素。当泰戈尔论述关于鞋子和脚的辩证法时，他进行的是对于印度现实的艰难思考。泰戈尔之所以如此激烈地强调科学与理性概念的有害性，是由于他看出任何一种现成的模式、任何一种固定的观念，都无助于解决印度人在本世纪面临的复杂问题。当他强调生命的不断运动和这种运动所带来的“不断改变自己的进程、形式和内容”的时候，他是在说没有任何一种现成的秩序可以僵硬地直接套用，无论它来自西方还是传统。
　　伍尔夫在叙述她有关思想自由(她严格地在写小说的角度谈论它)的理想时，从创作小说的角度把泰戈尔最易被人误读的地方讲清楚了：她看到了从贫穷、受压抑直到自身的愤怒为止，都是使人的感觉获得自由的最大障碍，她强调女人不能把女人本身作为写作和思考的前提，“性忘却自己”才是性自觉的成熟。伍尔夫勇敢地宣布，一切与现实的复杂性相抵触的“说法”，无论它多么冠冕堂皇多么理直气壮、都是真正自由的最大障碍。而现实，它就是在一天的表皮扔掉后剩下的、我们的爱憎剩下的东西，当哗众取宠的遮盖最终被剥掉时，现实，它触到的无论是什么，都会永远存在。
　　在这两个文本和我们之间，相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一系列历史变动。面对历史的血腥，它们或许太精英化；但这是否意味着这两个文本不能呼应直接揭露男性霸权和民族主义血腥历史的尖锐批判？今天，当自由这个字眼被如此大量再生产的时候，我们是否敢于面对它们说：今天的思考更为自由？
　　(《民族主义》，泰戈尔，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七年版；《一间自己的屋子》，伍尔夫，三联书店，一九九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