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往事

　　偶而翻到三十多年前写成的一本小书《关于美国兵》，书中记下了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在抗日战争后期经历的一段奇特生活与感想。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了。不过这一转瞬即逝的历史边角在纸上留下的痕迹并不多；而书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就是在今天也依旧不曾完全失去新鲜感。因此也许它暂时还可以起一点备忘的作用。此外，在我自己，则还有另外值得纪念的意义。当时的动手写这书，一则由于胸中塞满了过多的积郁，不少少倾吐就不痛快；同时这又是换取温饱的手段。在学校里读的是工科，战后本当重理旧业，但却因此机缘，从此改行，以至今日。这实在是始料所不及的。这本小书得在当时上海出版的《周报》上连载，有如一份“投名状”(典出《水浒传》)，为我方便地取得了记者的资格和职业。因此，对它我又实在不能没有一点“故剑之情”。
　　出现在这本小书中的某些话，某些议论，今天看来，可能不只是浅薄、偏激，甚至迹近胡说八道了。以自己当时的年纪、教养竟狂妄地来议论这类重大的题目，后果似乎也只能如此。当然，也还由于种种客观的限制。最近读了美国迈克尔·沙勒所作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九三八——一九四五)》，知道了一些历史事件的背景材料，觉得很有兴趣，获益匪浅。沙勒收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这许多在当时都是绝密或简直无法看到的。这不只是饶有兴味的更是能够借以解开历史的“谜”的钥匙。可以用来解释许多当时使人觉得奇怪的现象，也可以找到何以产生误解的原因。即使根据的是同样的材料，不同的研究者得到的结论也会是截然不同的。譬如沙勒在研究之后虽然肯定了当时美国制订的是一项“不幸的政策”，但还是留下了一连串没有答案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看来并不是重要的，或只具有一种学术研究上的兴味；有些则是明明白白的，但对美国的专家却又显得烦烦难难。不过从开列的没有解决的问题看来，这本研究著作不只是一本历史书，同时还是一本有强烈现实意义的书。作者试图探讨的是一种对美国统治者说来是“明智”的对华政策，一种在最大程度上有利于美国统治阶级的政策。这种愿望的表现是坦率的、一贯的。这一基本立场可以用来解释美国军队作为“盟军”来到中国战场以后中美关系的衍变，并延伸到未来。作者研究讨论的只不过是怎样的具体作法才是“明智”的或“不幸”的。
　　在我的小书中企图反映的则是普通美国人的面貌和心思。这显然是一种更艰巨的课题，不过这设想当一开始与美国兵接触时就产生了。我得到的是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的结论。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套向每一个具体个人头上而万无一失的“公式”。
　　小兵与将军不同，普通人民与统治者不同。这些普通的知识在我则是通过与具体人物的接触懂得的，因此印象强烈而鲜明。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在头号资本主义堡垒的美国怎么会有人同情在残酷剥削下陷于悲惨境地的中国人民，但这是实在的，正是“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理论基础。
　　这本小书在写成两年之后作为《周报丛书》出版时，曾受到一位论者的批评。使他感到最不能理解的就正是这一点。论者甚至断言这书是为了缓和中国人民对驻华美军恶劣到极点的印象而作的。这自然不是事实。同时为这位论者所存而不论的许多对现实阴暗面的暴露与对丧失民族气节的无耻行为的抨击，则是不应抹掉的另一方面。这可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渊源的老问题。我在“关于翻译官”里曾粗略地进行了回顾。同样的问题在今后也将依旧存在，也许还会更为突出。自从经历了这一段奇特的生活以后，我就深深懂得了奴才不是办外交的合适人选的真理。同时又悟出，帝国主义国家过去在中国办了那许多学校、医院、教会……，固然培养了一些得心应手的理想奴才，但更多地怕还是造成了自己的对立面。这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
　　书中涉及“金元文化”与美国生活方式的部分，是过去受到批评家注意的另外两个方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的动员了全国力量为战争服务的行动与努力，确曾使我看了吃惊。特别是生活在抗战中后方，看惯了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和人民的苦难，这差异就更不能不使我吃惊。强烈的感受激起我“写真实”的愿望。我选择了在我看来是最方便也极有效的揭露黑暗的方法。有时候简直用不到多余的评论。
　　至于面对残酷现实个人的思想活动，倒是复杂的。羡慕自然有，但并不曾达到“不已”的程度。这主要是受到在每一个年轻学生身上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的民族自尊心制约的原故。我想起了长城抗战中的大刀队和穿了单衣草鞋英勇杀敌的战士；我也对美国少爷兵的战斗能力产生过真正的怀疑。……我很自然的想到了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但这一切似乎都与当前的实际离开得很远。很容易看清楚，当时的统治者不懂也决不会实行什么“拿来主义”，他们忠诚奉行的是乞讨主义，这是不必读过沙勒的书才能明白的道理。
　　以自己当时幼稚的认识水平，很难就此得出应有的结论，倒是流露了一些显然谬误偏颇的认识。在美国物资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陈纳德的“飞虎队”与昆明上空的制空权之类的问题上，就作了不符实际因而也是错误的估计。但真正值得思索的问题并不仅只在这里。
　　文化，是一个非常广阔的概念。有时我想，就连飞机、坦克这些分明是“武化”的事物也应算作文化的内容之一。从石斧、弓矢开始，它本身也有长久发展历史了。从几千年前人类就开始积累为生存而斗争的种种经验，逐渐形成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同的民族、国度继承、发展着世代积累下来的人类共同文化成果，也赋予各不相同的色彩、特征。过去我们习惯用“金元文化”代表美国文化，就指的是这一点。怎样正确对待贴着各种花色历史标签的文化成果，还是不能不运用鲁迅提出的拿来主义的原则。
　　视而不见或不承认主义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贫穷的社会主义”的鼓吹者则是利用了人民群众可贵的爱国主义与民族自尊心推行的别有用心的骗局。但这些伎俩并不能经久不败，一碰到现实就立即破产了。这也是往往伴随而来的闭关锁国方法的由来。凡此都是不可忘记的历史教训。三十多年前曾流行过大刀队胜于坦克车的传说，“十年动乱”中“越穷越革命”的“理论”也曾迷惑过许多人。这些古怪思想的出现并不全是个别孤立的现象。用“儿不嫌母丑，狗不厌家贫”来描绘爱国主义，确有悲壮的鼓舞人心的力量；但一旦被当做落后、愚昧的辩护词使用，也就立即失去了它应有的魅力。
　　五十多年前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结尾处写道，“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这是的确的。不过他没有接下去讨论拿来以后的问题。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需要与可能想到这类迂远的要求。
　　“文化”如果是以“金元”为牌号的，它必然带有金元的臭味。在拿来之前，必须经过辨识、处理的手续。“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这在“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的人是可以做到的，但要花费大气力。即使经过这样的努力，由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紧密的依存关系，未来的“新宅子”中必然要带有某些“新气象”，也是不待说的。
　　已故历史学家陈寅恪于一九三三年为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下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有这样一节话：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想。在同文中陈先生又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曾)南皮(张)之间)。”这就又极坦率地承认他是属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一思想体系中的人物。曾国藩、张之洞所开始倡导的改良运动早已失败了，看来这曾为陈先生带来思想上大的冲击，使他比自己的前辈前进了一步。他终于承认了外来事物进来之后必然要引起变化，看出了僵死的二元论的“体用”思想的荒唐无稽。人们不应使行动和思想南辕北辙，各不相谋。这是接受了痛苦教训之后获得的认识，是得来不易的。接受了外来的“坚甲利兵”、“奇技淫巧”之后，也应该对思想意识必然发生的变化作好充分的准备，保持应有的清醒。放进一部分、顶住一部分已被证明只是幻想。
　　《周报》于一九四五年在上海创刊。那正是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从后方回来进行疯狂“劫收”的时候。短短几个月，中国人民上了极为深刻的现实一课，多年来人们眼上蒙着的帷幕一下子被掀开了。《周报》在这时候问世，把努力放在擦亮人民眼睛的工作上，是完全正确的。我的选取了关于美国兵的题材，不只因为它具有强烈的新闻性，还有强烈的政治性，通过这一侧面也更易于窥见当时中国真实的政治实际。在动手写作时，则很自然的采取了一种自由的形式。除了真实性必须坚持，习惯的某些新闻报道格式是被有意识地突破了。我一向坚信，鲁迅先生开创的光辉的杂文文体，不只能运用于论文、散文，就是在新闻的范畴中也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与利用。这样做可以为作品带来更大的自由、更多的活力，可以方便地把作者的爱憎溶入记述之中。可以有作者自己的议论，但也不是直截的、刻露的、结论式的。
　　通过第三者的眼睛观察，并发表意见，有时会带来某种方便。但这也必须确守真实的原则，不能将随便什么意见任意安排给谁。
　　开始动笔时事先估计到文章发表后可能引起的困难。在“叙言”中有几句话，“自己相信，要说的话，牢骚多于称颂，感慨溢于谀辞，恐未必有合于敦睦之道。”说明的就是这种预感。那是一个伟大转折的时代，全国、国际的政治、经济形势都经历着疾遽的变化，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与感情也以难以预计的速度变化着、前进了。就在这本小书从动笔到出版的短短一两年中间，作品中的弱点、缺失就逐渐暴露出来，这使我感到沮丧但也同时感到快慰。没有一个作者希望自己的作品只有短促的生命，但是也没有一个正直的作者为了自己抨击时弊的文字“不朽”而希望现实的黑暗永存！
　　近四十年的时光过去了。世界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小书中的一切缺失谬误在今天读者面前都已成为显而易见的东西。他们将从这里看到生活在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们思想疾遽变化的轨迹和留下的斑斑遗痕。他们也将看到，作者不是带着固定的观念模式去图解、解释生活，而是在生活实践中逐渐改变了原有的、同时也形成了新的观念。在这样做的时候，是诚实的。
　　以上这些断续、零碎的感想，是在重读这本小书时陆续想到的。惭愧得很，几十年中并没有好好想过这些，而真的当了记者以后更没有想到去写一本同样性质的少有长进的作品。除了客观因素之外，全然由于自己的懒惰，而这就更加使我惭愧。
　　一九八三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