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对一个法国文学爱好者来说，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名词，它那丰富而深刻的含义，怕是在任何辞典里也查不到的。翻开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人的小说，立刻会有一种异样的气息扑面而来。啊，外省！它与首都巴黎的区别何啻霄壤！那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啊。那里的天常常是阴沉的，那里的风常常是凄厉的，那里的雨常常是冰冷的，那里的路常常是泥泞的，那里的人们常常彼此投射出怀疑、嫉妒、觊觎的目光，那里的家庭常常是个小小的堡垒，里面的人低声谈论着财富或遗产，那里的男人们常常兴味盎然地阅读着小报上的飞短流长，那里的女人们常常因为“有人议论”就无地自容……闭塞，沉闷，保守，冷酷，这就是外省。如果说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们笔下的巴黎和外省都曾是吃人的恶魔的话，那么，巴黎就象是张开了虎狼之口，将吕西安(巴尔扎克小说《幻灭》中的主人公)们咬住，吞噬；而外省却象是伸出了大章鱼的触腕，将爱玛(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主人公)们缠住，闷死。比诸巴黎，作家们对外省的观察更为细腻，描绘更为生动，揭露更为彻底，批判也更为深刻，因此，从中产生的杰作也为数更多。法朗索瓦·莫里亚克说得好：“使巴尔扎克不朽的，是葛朗台们，而不是他的公爵夫人们。”
十九世纪过去了，然而，外省作为小说家笔耕的沃土，其肥力并未曾稍减。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并获丰产者盖不乏人。法朗索瓦·莫里亚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黛莱丝·戴克茹》使我们想起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如果说，使巴尔扎克不朽的，是葛朗台；使福楼拜不朽的，是爱玛；那我真想说，使莫里亚克不朽的，是黛莱丝！
读过《包法利夫人》的人都知道，福楼拜对外省资产阶级怀着怎样的憎恶。他曾经在信中写道：“啊！我开始认识资产阶级这片化石了！怎样的半性格！怎样的半意志！怎样的半热情！”(转引自李健吾著《福楼拜评传》)憎恶之情溢于言表。这个“半”字，就是福楼拜对外省资产阶级所下的最严厉的判词。“半”者，温吞水之谓也。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后，福楼拜的放大镜下的那片化石移到了莫里亚克的显微镜下，他看到的是同样的压抑、守旧、猥琐和平庸，禁不住慨叹道：“哪怕烧死，也比麻木不仁强！”物质文明的发展似乎并未给外省的精神以多大的冲击，那里依旧是一派十九世纪末的景象和气息。在莫里亚克看来，投毒害夫的黛莱丝远胜于她周围那些除了财富什么也不能使之激动的人们，黛莱丝的举动至少是她试图冲破家庭的束缚、摆脱环境的窒息的一种努力。她有罪，但她将得到宽恕，而那些“半性格”、“半意志”、“半热情”的人们，他们表面上可能是无罪的，但他们将永远也得不到上帝的恩宠。在莫里亚克眼中，这正是他们最可哀叹的命运。
黛莱丝其实是个很普通的富人家的女儿，她也有那种地主资产阶级所特有的财产欲，“生来就喜欢有产业”，“对贝尔纳的两千顷地，也并非完全无动于衷”。她异于周围的女人之处，也许就是她抽烟，喜欢读点儿书，有些“才情”，或者如她的未婚夫贝尔纳所说，脑袋里“很有些不对头的想法”。但是，仅仅这些就足以使她与父亲、与丈夫、与丈夫的家庭格格不入了。当她的父亲信誓旦旦地说什么“对民主忠诚不二”时，她可以当着众人拆穿其虚伪；当她的丈夫说“我们从来不拿家族的事打哈哈”的时候，她可以反唇相讥；正当举行婚礼的时候，她却可以“突然感到周围一片空虚——世界只剩下隐隐约约的痛苦和渺渺茫茫的欢乐”。对纳来说，结婚是一条分界线，婚前是“皑皑白雪”，是人间“天堂”，婚后是“最脏的河水”，是“葬送余生的孤岛”。结婚粉碎了她的憧憬和幻想，使她跨进一个更广阔、也更真实的世界。她深深地感觉到，她所居住的阿什露兹“地处偏隅，到了那里，就前无去路了”，那是一块如此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土地，她仿佛要被困死在那里；她清楚地看到，贝尔纳“一生中从来没有替旁人设身处地地想过一回，从来不会跳出小我的圈子用对方的眼光看问题”，他感兴趣的只是“财产，打猎，车马，吃喝”，他“最刻板，他把各种感情分门别类，孤立隔开，而不知相互能够沟通”；她也冷静地意识到，她所过的生活就是：“烦闷无聊，既无崇高的使命，也无神圣的义务，除了日常琐事之外，生活中无可盼望——只有孤苦寂寞，无可告慰的孤苦寂寞！”她没有适应丈夫的粗鄙、狭隘和自以为是的满足，也没有被夫家的虚伪和贪婪征服，这就是说，她没有被他们“引上正道”，相反，她不想“虚情矫饰，保住面子，改弦更张”，不想“对一切习以为常，变得麻木不仁，躺在家庭的怀抱中昏沉睡去”。她向往着另一个天地，过另一种生活，“在巴黎做个单身女子，自食其力，谁也不靠……连家也不要！”这种尖锐的冲突，自然使她心中的不满渐渐积聚成隐隐的仇恨。她的丈夫服了过量的药物，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这不过是给了她一种启示罢了，舍此，她也会从别的事情上获得启示，从而走上那条黑暗的道路的。在黛莱丝身上，改变生活的强烈愿望是不可泯灭的，它敢于不惜一切手段冲破企图阻挡它的罗网。当然，这愿望实际上并没有战胜形形色色的障碍。虽然贝尔纳为了不使家丑外扬而出庭作了假证，使她免尝铁窗风味，但是，法庭可以“免予起诉”，家庭却不会就此作罢，家庭的诉讼比法庭的诉讼更为残暴冷酷。黛莱丝遭到软禁，失去了行动的自由，最使她感到痛苦的是，她不能离开她所痛恨、鄙视的丈夫，必须在适当的场合与他同时露面，以维护家族的体面。这正是：“她没有能够毁掉这个家庭，那么就该她给毁了。”
但是，黛莱丝并没有失足者的悔恨，也没有失败者的屈服，她高昂着头接受了她的行为的后果，仍然向往着“活生生的人，他们营营逐逐的生活，他们胸宇里比狂
还猛烈的激情”，因为，“天地间生生不已的一切，最打动她情兴的，莫过于血肉之躯的人了”。最后，她告别了丈夫，独自留在巴黎，去体验另一种孤独，人群中的孤独。她并不确切地知道她要的是什么，但她确切地知道她不要的是什么，“她可以羞死，急死，恨死，累死，但绝不会无聊而死”。“哪怕烧死，也比麻木不仁强！”这就是莫里亚克送给黛莱丝的箴言。
熟悉《包法利夫人》的读者想必也知道，福楼拜曾就他的包法利夫人说过一段有名的话：“就在如今，就在同时，就在法国二十个乡村里，我相信，我可怜的包法利苦楚着，唏嘘着。”(转引自李健吾著《福楼拜评传》)莫里亚克也曾在《黛莱丝·戴克茹》的序言中写道：“黛莱丝，很多人都会说，象你这样的人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但是，你确实是存在的，这我知道。我多年来一直在窥探你，常在半路上拦住你，揭去你用以遮掩自己的伪装。”她曾经“坐在空气闷塞的法庭里”，，她曾经出现“在乡间的客厅里”……
写到这里，不妨顺便说说这篇序言。序言里的这篇文字以及它前面引自波德莱尔的一首散文诗的一段话，都不曾出现在莫里亚克这部小说的手稿中，但几乎所有的版本都将其列于卷首，以异体字排出。虽然并没有什么“序言”之类的名目，实际上起的是“序言”或“告读者”的作用，提供了理解这部小说的钥匙。但是，收有这部小说中译本的《外国中篇小说》(第二卷)却将这篇文字作为小说的开头，以同样的字体排入正文。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疏忽。这样一来，不唯令人读来有不伦不类的感觉，破坏了这部小说的严密的结构，还冲淡了这篇文字所具有的启发引导读者的作用，仿佛一把开门的钥匙放的不是地方，让人找不着，或竟视而不见。
莫里亚克在序言中肯定了黛莱丝这类人物的存在，更在一篇题为《论女孩子的教育》的文章中说：“没有暴露的、不为人知的悲剧为数更多。上帝知道被裹藏在家庭秘密之中的东西有多少！我的黛莱丝·戴克茹有众多的姐妹”。家庭是一座牢笼，“由一个个活人编成的栅栏，四周设有许多耳目的牢笼”。这座牢笼囚禁着多少爱玛、多少黛莱丝啊！她们的命运的不同，仅仅在于前者服毒自尽，而后者逃往巴黎。莫里亚克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对外省妇女(包括富裕的资产阶级妇女)的地位和命运做过令人震惊的描述，例如她们终年劳累，未老先衰，田野里到处是二十五岁的掉了牙的老太婆；“在一些家庭里，一个女人读书很多就会引起不安，被视为大逆不道”；如果人们说某位太太“经常出门”，那就是对她的品行的严重恶评，等等。这说明，二十世纪初年，在法国的外省，妇女仍然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她们仍然是男子的附属品，她们也往往成为所谓家丑的牺牲品。黛莱丝的命运就是她们的命运，她们为了过一种有个性的、有尊严的生活，不得不进行顽强的斗争，甚至要付出惨重的代价。黛莱丝这个形象的塑造，是有着充分的生活根据的。她不仅从莫里亚克早年的外省生活中获得了血肉，而且还被日后的见闻雄辩地证实了。
莫里亚克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法弗尔－布勒案件》，报道了一九三○年巴黎重罪法庭审理的一宗情杀案：法弗尔－布勒太太杀死了她的情夫和情敌，因而被判处二十年苦役。意味深长的是，法弗尔－布勒太太活脱是一个黛莱丝·戴克茹。她们都有一个纯洁的童年，过的都曾经是安分守己的日子，而一旦走上犯罪的道路，又都是义无反顾，对资产阶级的伪善表示出极大的轻蔑。法弗尔－布勒案件表明了黛莱丝的命运的普遍性。更为深刻的是，黛莱丝所以企图除掉她的丈夫，并不是因为她又爱上了别人，而恰恰是“他们没有任何破裂的理由”。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她希望“世界上会有个地方，周围的人都能够了解她，甚至赞美她，爱慕她，使她可以象花朵一样盛开，充分发展自己”。当然，就莫里亚克的小说而言，《黛莱丝·戴克茹》的真实性和普遍性并不表现在它讲述了一件已经发生过或可能会发生的悲剧，而在于它揭露了一个怵目惊心的事实：资本主义社会(其小型化就是家庭)是戕害个性、扼杀幸福的刽子手。莫里亚克生长在这类家庭和环境中，熟悉并憎恶那些资产者的思想和行为，同情那些因种种原因遭到不幸的妇女。他无情地撕破了资产阶级蒙在家庭上面的有时神圣、有时温柔的面纱。
李健吾先生论到福楼拜对包法利夫人的态度，有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敢于斗胆说，全书就是她一个人——一个无耻的淫妇！——占有他较深的同情。”(见所著《福楼拜评传》)关于黛莱丝·戴克茹，我们可以引述莫里亚克自己的一段话。他在《小说家及其人物》一文中写道：“我爱我的最卑劣的人物，他们越是卑劣，我越是爱他们，就象一个母亲出于本能爱她的最不幸的孩子一样。”然而，他之爱黛莱丝，不是出于本能，而是出于信仰；他也不是爱她投毒，而是爱她有一颗需要拯救的灵魂。福楼拜同情爱玛，因为她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牺牲品；莫里亚克爱黛莱丝，因为她没有那种自以为是的满足和骄傲，在上帝的面前是谦卑的，更因为她是一个罪人，容易投入上帝的怀抱。从这里我们看出了福楼拜和莫里亚克之间的区别。
福楼拜“对宗教、特别是法国人所信奉的天主教，态度是客观的，科学的，这就等于说，他不相信”(见李健吾著《福楼拜评传·写在新版之前》)。他的爱玛也有虚幻的憧憬，强烈的情欲，反抗的意识，但是，她用幻想做了斗争的根基，错把淫乱当解放，反入了资产阶级道德的彀中，终于为黑暗的现实所吞噬。她没有上帝的恩宠来解救她的灵魂，自杀是她唯一可能的出路，死亡是她最后的解脱。她的悲剧是世俗的，更易于理解。莫里亚克则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声称他的小说中最好的东西都来源于“深刻的信仰”。罪孽与恩宠，这是他的小说的两大基本主题。如同“沉沉黑夜，有光明闪过”，那些掉进“最脏的河水”中的人，可以找到源头上的“皑皑白雪”。黛莱丝犯了谋害丈夫的罪孽，虽然她是不甘于环境的压迫而走上了这条黑暗的道路，她仍然受到了惩罚，因为她之到巴黎，实际上是一种放逐，从外省这座监狱被放逐到巴黎这座监狱，她所体验到的始终是孤独。但是，她并未因此而失去上帝的恩宠。对此，作品中表现得极为隐晦，只在“最脏的河水”和“皑皑白雪”的对立中露出端倪。明确的信息是由序言传出的：“我愿你，黛莱丝，能以你的深痛巨创去见上帝，希望你无负于圣女乐谷丝特的命名。有些人，尽管相信苦难的灵魂堕落之后可以赎罪，却叫嚷这是亵渎圣灵。”他还没有给予黛莱丝任何明确的出路，但已暗示出，沉沉黑夜中的黛莱丝还有一段路要走，她的前面将会有光明。在《法弗尔－布勒案件》一文中，他写道：“一个人不管犯了什么罪，他总是值得同情的，甚至值得尊敬，一个基督徒甚至敢于写上，是值得爱的……世界上最可怕的，是脱离了仁慈的正义。”可以设想，一个写过《黛莱丝·戴克茹》的人在写这句话时，他的心中是有那个投毒害夫的女人存在的。惩罚而不乏仁慈，这就是莫里亚克对待黛莱丝的态度。
批评家们常常把莫里亚克称作“天主教作家”，莫里亚克本人并不以为然，他自称是一位“写小说的天主教徒”。这是玩弄文字游戏吗？不是。就莫里亚克而言，他首先是天主教徒，然后才是小说家。他以一个天主教徒的眼光观察、思考、分析和描绘周围的世界和这个世界的人。他从现实的生活出发，展现的是具体的环境和活生生的人物。他从不进行说教，只是在信仰的照耀下，希望上帝拯救那些堕落的灵魂。就读者来说，他们首先看到的是他所创造的想象世界及其人物，看那个世界是漆黑的，还是玫瑰色的，看那些人物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在读者眼中，莫里亚克首先是小说家，然后才是天主教徒。他们可以接受他的见证，而对他试图指明的宗教的出路，却可以弃之，斥之，晒之，或竞浑然不觉。因此，关于莫里亚克的小说，我们就看到了一种可以理解的奇特现象：许多天主教人士认为他的“不健康的作品”培养了“坏教徒”，不宜于青少年阅读；有的人却认为“他的跃动着罪孽的作品比那些卫道的作品和过于纯洁的灵魂更有助于皈依(天主教)”；更多的人则认为他的作品是“时代的见证”，“在这个继信仰崩溃之后，人道主义也已崩溃的世界中，莫里亚克是个不可替代的见证人”。
莫里亚克擅长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剖析人物的复杂灵魂，他因此而被称为“法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从天主教的伦理观念出发，致力于表现灵与肉、善与恶的冲突以及人类所遭受的巨大痛苦，他因此又被称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位迷途的人道主义者”。他的小说蕴含着浓厚的诗意，贯穿着动人的抒情，于准确的细节描绘中见出古典式的明晰和严密，在当时方兴未艾的现代主义潮流的激荡中显示出现实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他的作品是值得重视的。
一九八二年九月
(《黛莱丝·戴克茹》，罗新璋译，载《外国中篇小说》第二卷，金子信选编，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