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评《英国文学史纲》

　　英国文学由别国人来写历史，这既表明英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性，也显出各国研究者的学术水平。这样的历史也不乏佳作，象法国十九世纪的泰纳(H.A.Taine)、二十世纪的儒塞朗(J.J.Jusserand)、勒古依(E.Legouis)和卡扎米昂(L.Ca－zamian)等，都是研究英国文学史的名家。直到目前，我们自己还没有一部直接用中文写的有影响的英国文学史，于是五十年代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一部阿尼克斯特著《英国文学史纲》，现在又重印出来，成为这一领域里独一无二的著作。因为是独一无二，所以这部《史纲》影响颇大，不仅在一般读者中流传，而且被一些高等院校列为英美文学专业研究生的重要参考书，对教学和研究都起着指导作用。那么，这本书究竟有多大参考价值，是否具有指导意义，就值得考究一番了。
　　中文本《史纲》是根据莫斯科一九五六年版俄文原本翻译的，它代表着苏联四十和五十年代的学术水平。作为一本文学史，它首先应当为读者提供事实材料，并通过文学史料的描述和分析，见出文学发展的概略及规律。翻开这本《史纲》，作者在前言里就告诉读者：“我们不能局限于事实的断定，我们认为必须给事实以正确的社会评价”。这话自然不错，但问题在于首先要保证史料的准确和全面。
　　《史纲》在“事实的断定”方面并不是那么可靠。把罗塞蒂结婚之前十年写的《幸福的女郎》“断定”为“歌颂他的亡妻的诗”(参见中文本505页注)，就是一个例子。然而，在事实描述上不大准确，毕竟还把事实提了出来，《史纲》更严重的问题却在于完全抹煞英国文学史上一些重要的事实。讲十八世纪文学完全不提约翰生(Samuel　Johnson)，讲十九世纪初的小说只字不提简·奥斯丁(Jane　Austin)，可以说是两个突出的例子。约翰生本人不是大作家，但他却影响着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影响着当时人们的文学趣味，以致在一些英国文学史著作中，往往把十八世纪后半期称为“约翰生时代”，把他的《致切斯特菲伯爵书》视为作家摆脱贵族监护的“独立宣言”，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简·奥斯丁是一位杰出的女作家，《傲慢与偏见》和《爱玛》的作者。她的作品只描写平常环境中的平常人物，她自己说是“乡村家庭生活的图画”，却用女作家特有的细腻笔触描绘出她那个时代中产阶级的生活习俗和心理状态，并且在喜剧式的反讽中嘲弄了偏狭、自私和贪婪。《史纲》不提奥斯丁，对司各特则给予肯定的评价，说这位浪漫主义小说家有时能“对于过去的历史事情作出深刻的现实主义的描写。”事实上，正是司各特把奥斯丁的作品与法兰德斯画派的现实主义风格相比，最早给予它们肯定的评价。司各特在一八一六年十月的《季刊评论》上，认为奥斯丁象法兰德斯画派一样，虽然描绘平凡事物，却“酷肖自然，细致入微，给读者以快感”。现代的许多批评家则把奥斯丁与司各特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十九世纪初英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但《史纲》的作者不知何故，对约翰生和奥斯丁却一直保持缄默，似乎这两个人在英国文学史上从来就不存在，读者看完这六百多页厚厚的一本书，对这两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竟一无所知，这就不能不大大影响到《史纲》的参考价值。这本书用二十多页篇幅详述高尔斯华绥小说的情节，却没有一语道及奥登(W.H.Auden)和叶芝(W.B.Yeats)，对乔哀斯(J.Joyce)、劳伦斯(D.H.Lawrence)和艾略特(T.S.Eliot)则寥寥数语，除了“反动”、“颓废”、“虚无”等断语外，没有任何深入的分析。史料的取舍安排这样不平衡，是和作者“左”的观点分不开的，在作者看来，“资产阶级发展的进步可能性”到十九世纪后半期便“已经终结”，二十世纪资产阶级作家当然只能产生颓废反动的文学。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样的论断并不符合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实际情形。
　　在“给事实以正确的社会评价”方面，《史纲》做得如何呢？在强调经验和理性的十八世纪古典主义时代，科学和城市文明的进步创造了条件，使散文迅速发展起来，甚至这时的诗歌也带着散文风味。《史纲》在解释这一现象时说：“在十八世纪文学中，散文之所以较诗更为盛行，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平凡现实不能成为诗的创作的有用材料”。可是，十九世纪又是浪漫诗歌蓬勃发展的时代，这时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难道突然变得不平凡了？显然，对诗的兴衰这类复杂现象，用这种简单化的论断是无法说明问题的。《史纲》作出的许多评价和判断都很武断，如说《失乐园》“在颇大程度上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柯勒律治的诗“不能打动读者的心弦”，“宪章运动对于文学的影响特别巨大”等等，这些话都缺乏历史的依据，很难使人信服。
　　《史纲》在分析历史现象时，往往从一些既定概念出发，对于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评论就是一个例子。作者先提出“保守(反动)浪漫主义”和“进步(革命)浪漫主义”一对概念，把浪漫主义诗人划分成“两个互相对立的阵营”，然后再作片面的介绍和评价。《史纲》把拜伦说成是“英国浪漫主义最卓越的代表”，而华滋华斯为《抒情歌谣集》写的有名的序言，则被断定为“英国文学上反动浪漫主义的宣言”，一褒一贬都缺乏科学的分析和论证。由于先有了既定概念和结论，《史纲》对拜伦就一味揄扬，至于拜伦作品中那种厌世者的孤傲、悲观和虚无主义倾向，则绝口不提，讳莫如深。另一方面，《史纲》把华滋华斯描述成“英国农民的宗法制度”的维护者，好象他希望回到中世纪去，却不提华滋华斯在一八○二年，即在发表被《史纲》定为“反动浪漫主义的宣言”那篇《抒情歌谣集序》之后两年，还在一首著名的十四行诗里歌颂英国革命时代的大诗人弥尔顿，吁请他回到英国人民中，“给我们自由、力量和美德”。就是在后来写成的《序曲》里，华滋华斯追忆法国革命对他的影响时，仍然充满了激情。当然，雅各宾派的专政和拿破仑战争吓坏了这位主张温和改良的英国诗人，使他经历了精神的危机，改变了对法国革命的态度。然而这在当时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反应，与其说他反对革命的理想，不如说他害怕流血和暴力。至于《抒情歌谣集序》，那是对十八世纪古典主义诗坛余风的宣战，主张摒除造作的陈辞滥调，用朴素清新的日常语言去抒写纯朴的自然和朴实的乡村生活，认为“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都出自在平静中追忆的情绪”，并且宣称“诗是一切知识的气息和精神……同人的心灵一样不朽”。华滋华斯的主张难免有偏颇的地方，但他提倡在诗中采取普通人的日常语言，却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主思想的勃兴；把这样一篇文章称为“反动”，不知道是根据怎样一些理由。
　　问题不在于对某个作家的评价是否公允、恰当，而是这种只从政治概念出发，把某一时期的作家划分为积极与消极、革命与反动两个对立阵营这种做法，从根本上对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很坏的影响。这种庸俗社会学的方法把文学完全当成政治的附庸，把作品视为社会历史文献，它所能做的只是政治鉴定，而关于文学本身，却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新鲜的认识。文学象别的任何学科一样，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和规律，但人们容易承认物理学或化学的特性和规律，却似乎很难承认文学的特性和规律。文学与政治、历史、哲学密切相关，然而毕竟不是一回事。离开社会政治的变动来孤立地谈文学发展，文学史就失去坚实的基础，但离开文学本身的特性，不涉及语言、形象、体裁等形式因素的变化来谈文学发展，文学史就被完全取消，变成政治史和社会思想史。阿尼克斯特这部《史纲》当然不是没有一点参考价值，但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文学这个根本问题上，虽然它宣称用“人民性”和“艺术性”作标准，实际上却不做真正艺术方面的分析，明显地表现出以政治标准衡量一切的倾向。无庸讳言，这种倾向的影响长期以来就一直存在，而且是使我们的文学评论落后的重要原因。我们把四十和五十年代苏联文艺学理论照搬过来，不假思索地接受，包括接受一些成问题的概念、术语，结果是把自己限制在别人制定的一套框框里。这种框框是早该打破的了。
　　研究文学史不从史实中去得出结论，却用剪裁过的史料去说明既定的结论，这是《史纲》在方法上一个严重的问题。这种用简单的政治鉴定代替深入细致的艺术分析的做法，使得《史纲》的文风呆板、枯涩，象一个不大高明的教员板着面孔读高头讲章，本来活泼有趣的材料，经他一讲也变得索然寡味。作者似乎很遵从中国孔夫子“述而不作”的古训，许多地方自己谦恭地退让一旁，隆重地请出权威人士来发言。例如“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一节，四页多的篇幅就接连引歌德、别林斯基、普希金和莱辛等人的九段语录。这类引文并非都那么必要和重要，象引高尔基《俄国文学史》中一段话，说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描写一班各自为了俗务而旅行的人们”就是一例，因为这班人结伴同行并非为各自的俗务，而是为了去坎特伯雷朝圣进香。
　　总的说来，阿尼克斯特这部近五十万言的《英国文学史纲》虽然也有一些参考价值，但其价值不大，讲浪漫主义文学和二十世纪近代文学部分写得尤其偏颇，如果把它作为唯一的而且是指导性的参考书，那实在会弊多于利。我相信，广大的读者都在期待我们自己的专家们写出既有充分史料、又有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的另一部《英国文学史》。
　　(《英国文学史纲》，〔苏〕阿尼克斯特著，戴镏龄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十月第一版，一九八○年五月重印，1.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