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灭亡后，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士大夫们，或身陷元营、坚贞不屈而慷慨就义，以文天祥、谢枋得为代表；或悲愤隐居、终身不仕而发愤著书立说，以邓牧、郑思肖为代表。前者壮烈殉国、浩气长存；后者则以另一种斗争方式继续反抗元朝民族压迫政策，感人事迹颇多，其中郑思肖及其所著《心史》一书就很富于传奇色彩，尤其感人至深。
郑思肖(一二四一——一三一八年)，字忆翁，号所南，福州连江(今福建连江县)人，宋理宗时太学生。蒙古军队南侵襄阳时，郑曾上书朝廷献计抗敌，因奸相贾似道擅权当政，未被采纳。宋亡后，他感于“无策自奋”，迁居苏州一破庙内，发愤著书。相传他生活习惯十分怪僻，平时坐卧总面向南方，自命其室名为“本穴世界”(取“本”字下之“十”加进“穴”内即为“大宋”二字)，表示不忘故国；他精通书画，尤其擅长画兰，但后期画兰从无根土，飘零空中，取意文天祥“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沉浮雨打萍”诗句，以寄托对故国的怀念。当时颇负盛名的大书画家赵孟
曾慕名前往拜访，但郑思肖“恶其宗室而复元聘”，憎其无气节，始终拒绝见面，使这位大才子“数往候之，终不得见”，无奈只好“叹息而去”。(见《姑苏志·郑所南先生卓行传》)
郑思肖的《心史》一书，是他在南宋亡国之后写下的一部诗文总集，也是他唯一流传下来的著作。《心史》共上下两卷，由《咸淳集》、《大义集》、《中兴集》以及《杂文》四十篇组成，其中前三集系各体诗文，后者则是他关于时局所闻所见的记载。书完稿后，一直封缄于铁函之中，故又称《铁函心史》。郑思肖是宋末有名的爱国诗人之一，德祐以后，他写了许多沉郁悲凉的诗篇，以抗元卫国、坚持斗争为主要内容。例如他著名的《德祐二年岁旦》一诗，就颇具宋季诗坛慷慨悲歌之风：“有怀长不释，一语一酸辛。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民。读书成底事？报国是何人？耻见干戈里，荒城梅又春！”在这首感念时事的诗中，他痛心自己无力报国，同时又表达了渴望收复失地、坚持抗敌的宏愿。在诗文集最后定稿时，他感于“心之所以为心者，万万乎生死祸福亦莫能及之”，而且“天地万化，悉自此心出，纵大于天地，亦莫能违乎此心”(《心史·总后叙》)，故题名为《心史》。这虽然很明显地受了理学家陆九渊“心学”的影响，但仍然不难看出诗人“国可亡，然志终不可为之屈”的坚贞气节。
《心史》完稿后，如何保存、流传后世，是件很难的事。文稿中“骂元贼甚烈”，时刻都有被元朝官吏搜走窜改、销毁的可能危险。经过一番苦苦斟酌，最后他将书稿密封于铁函重匮，“外著《大宋铁函经》五字，内题‘大宋孤臣郑思肖再拜书’十字”(见《宋人遗事汇编》转引《宋稗类钞》)，在一个深夜，沉之于苏州承天寺一深井内。不久，郑思肖也在穷途潦倒、饥寒交迫中溘然长逝，从此便无人知晓此书的下落，直到明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年)冬，因天旱井枯，承天寺的一群小僧在寺内浚井时，才被发现打捞上来，使之重见天日。《心史》被发现后，一时传为奇闻，不久即刻印问世。一部著作从完稿到问世，经历如此漫长的时间和曲折的遭遇，在我国图书出版史上，不能不算是一桩佳话了。
在流传下来为数不多的几种南宋遗民的野史笔记中，《心史》的史料价值是极其珍贵的。由于书稿写好后一直沉放于井底，未受元人窜改，保持了原稿面貌，且所记皆作者亲见亲闻，史实尤为可信。元朝官修《宋史》“北详南略”，且错谬遗漏处颇多，理宗以后三朝史实尤其简略，“实录纂修未成，国亡仅存数十册而已。度宗日历残缺。……度宗卫王、哀帝，皆无实录。”(元初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三史质疑》)特别对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坚持四年的抗元斗争以及元军在江南地区如占领常州、桂林等地的大肆屠杀行径更是很少记载，所以《心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史的不足。比之虽系南宋遗民所撰，但显然经过了元人的窜改的《宋遗民录》、《宋季三朝政要》等书，更能反映历史的真实。
郑思肖与文天祥是同时代人，都经历了临安陷落后的亡国之痛。文天祥等爱国志士英勇抗元的斗争事迹，郑思肖是十分了解和钦佩的。在《心史》下卷中，他以相当的篇幅，详细记载了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李庭芝、张珏、李芾、王安节等抗元英雄们可歌可泣、英勇悲壮的斗争事迹，这是研究南宋抗元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对爱国英雄文天祥，作者尤其敬仰推崇，专门写了《文丞相叙》一文，详细记载了文天祥自赣州募兵勤王到大都柴市慷慨就义的八年战斗经历。在《赞文山忠烈》一赋中，郑思肖热烈赞颂文天祥“忠烈之气，上属于天。日月晶明，天地无愆”，表达了对这位著名民族英雄的深切怀念与崇敬。
《心史》对南宋末年的一些重要战役，如常州保卫战、厓山海战等均有较翔实而细致的记载，同时，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作者还有其独到的见解。例如对宋元最后一战——厓山海战中宋军覆亡的原因，历代史家多指责张世杰指挥失误，结战船为一体，不主动出击，以至坐失良机而使全军覆没，唯独郑思肖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尝闻厓山陷虏，忠义之士咸议张少保(张世杰曾被封为少保、越国公)失在此，不趁时进攻。殊莫晓当时意也。独我臆度张少保恐贼舟埋伏，先驱轻兵相挠，疲我兵力，然后驱重兵相压为虑。”竭力维护一生戎马辛劳、最后壮烈殉国的张世杰的声誉：“张少保……始终一成不变不屈，岂可执此议其非！”(《心史·大义略叙》)这是颇有见地的。
现今流传下来的十余种文天祥诗文集，其中有无赝品，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以确定，读《心史》则可断其一二。文天祥的“临刑诗”、《长歌》以及那首著名的《酹江月·驿中言别》等作品，各种版本相互牴牾处颇多，难以辨别真伪。因为文天祥诗文集最早是元大德年间的刻本，可惜明初已散失。今天所能看见的最早版本是明万历三年的胡刻《文山先生全集》和嘉靖三十九年的张刻《文山先生全集》，时距作者生年已十分遥远。郑思肖晚年在遍访南宋隐士时，曾从文文山挚友张毅父、汪元量处读过文天祥的原作手稿，后来当他又读了当时流传于民间的一种《文公自叙本末》后，很不满意，认为该书中多有“‘北朝’、‘大国曰’，丞相又自称‘天祥’，皆非本语，旧本皆直斥虏酋名，书其僭伪语，观者不可不辨”(见《心史·文丞相叙》)。由此可以推知文天祥诗文集在元初即遭窜改，更不用说几百年以后的版本了。
另外，《心史》一书对元初社会风俗以及一些社会等级现象也有所记载，如关于元朝有名的“九儒十丐”之说，就见于此书。尽管元朝官方文献中并无记载，但也并非孤证，与郑思肖同时代的另一知名学者谢枋得的《叠山集》一书中，也可以找到相同的记载。谢枋得、郑思肖二人未曾相逢谋面，当时若无此社会等级现象，二人记载为何会如此不谋而合？宋末抗元领袖如文天祥、谢枋得等人都是知识分子，元朝统治者对他们在江南地区一呼百应的、颇具号召力的气势十分害怕，竭力压低儒生的政治地位是很容易理解的。《心史》中这一记载是有一定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