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在欧美倡导了百余年，可谓高等教育理论中既经典又最具活力的部分。它有过各种观点、做法及其争议，也面临着新挑战和变革，但它在人才培养上的作用得到广泛认可。就像密西根大学原校长詹姆斯·杜德斯达博士所说：“尽管难以给通识教育下定义，它的实现也极具挑战性，但这难以捉摸的通识教育的目标可能依然是使学生为终身学习和变化的世界做好准备的最好途径。”(《二十一世纪的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五年)
对于通识教育，我国高等教育的先驱们有过很好的见识和倡导。蔡元培先生提倡大学本科要“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梅贻琦认为大学教育应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但是，由于“极具挑战性的”实践和不断变化的环境，影响了我国对欧美通识教育持续的关注和研究。
从洪堡思想、芝加哥大学等的自由教育运动，到《耶鲁报告》和哈佛的《红皮书》等，大概来说，通识教育是基于对人与社会本质的认识而提出的一种大学教育思想和培养策略。其核心命题是为什么样的社会培养一部分什么样的人。其基本要素包括：人与社会、教育与大学、教学与课程等。其基本特征是：从大学以外的问题来思考大学使命，不以满足大学内部需要为目的；由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外的问题来思考培养目标，不以满足职业界需要为目标。
通识教育的理念告诉我们，“我们的通识教育”应该有我们今天自己的针对性，应该建立中国的通识教育，即针对中国社会、传统、时代与国情，构建大学生培养策略。
关心人与社会的发展
通识教育以尊重和满足人的本质需要、促进人的长远发展为出发点。在“大学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通识教育的议论特别丰富，而它们的背后，都有“为什么培养”的问题，有从哲学上说是自由人或完整的人，有从社会学上说是人性的守护者、未来社会的领导、文化与政治共同体的公民等。蔡元培先生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潘光旦先生认为“教育的理想是在发展整个的人格”。必须看到，诸如生命与生活、幸福与自由、个性与爱好、人格与尊严等话题，虚中有实，都是现实生活永恒的精神支柱和发展动力。所以，教育必须引导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我们的大学生是否很快乐呢？或许他们承受着太多的压力，以至于顾不上自身的价值，忘却了生活的真谛，忽视了心灵的力量。或许他们把现实社会看的如此的实际，以至于将自身的命运与财富的积累视为一体，放弃了信念，失去了理想。我们的大学生经历了什么呢？他们绝大部分来自呵护有加的独生子女家庭，他们都是应试教育的成功者，他们也都清楚地看到了就业的困难和财富的威力。他们特别渴望成功，也充满想象，但除了攻读学位以外，他们可以获取成功的途径很少，所以，他们更容易遭到竞争的挫折和失败。如果他们特别经受不起失败和挫折，心灵的力量不能平衡现实的处境，那教育对他们还缺什么呢？
我们不禁要反思，我们的大学是否足够认真地研究着这些问题，是否足够真心诚意地关心着学生，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把人生的道理更好地告诉每个学生。如果缺乏对人生价值的领悟，他们何以珍惜未来，何以影响社会。
通识教育研究为社会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则自然要关心社会。社会是指相对独立、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群体及其关系。中国社会正发生着深刻的改革和变化，在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和财富吸引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机会公平等问题也日益突出，社会面临着深层的矛盾和压力。为了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通识教育的任务，就是要使得学生把握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复旦大学老校长李登辉在《我们所最需要的教育》中说过：“近代教育的思潮，是由个人与社会对抗的观念，进而至于个人与社会调和的观念。教育的最高目的。是要把个人潜伏的心能，尽量引导使之发展，以替社会谋福利。社会的进步，个人的发展，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个人中最有价值而应启发的心能，亦就是社会上最高贵的德行。”个人发展与服务社会并不矛盾，任何专业的学生都可以在这里寻求最有价值的人生途径，而且惟此才是正道。社会应该给每个人以发挥才智的机会，但总不能充分。个人应该为社会奉献才智，但也未必可以充分。所以，大学应该告诉学生如何去寻求心能与德行的结合，使他们理解其中的道理，并成为这些道理的实践者、推行者和得益者。
要使学生能够理解这种道理，不是靠提供获利的计谋或就业单位，而是要激发他们理性的力量，培养坚持长远和全面地看待个人与社会的发展需要的能力。既为发展，就要永远追求将来，就不能看眼前和局部。通识教育的任务，就是让学生通过学术的熏陶，养成科学和文明精神，从而具备理性的力量。
关心社会就要寻求全民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寻求社会命运之根本，也就是维护民族、国家、公众的利益，而这种利益集中体现在文化与传统上。通识教育关注历史文化与传统精神的当代处境问题，关注这些变化对人的影响，最终通过人才培养，维护它们延续的需求。
关心社会不仅在于实现个人价值，而是要寻求群体力量。大学培养的高层次人才，不仅指个人收入之高，而是指能够引领社会健康发展的骨干。他们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能够带动和影响周围的人。通识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培养学生良好的集体意识和沟通能力，这与培养民族意识和政治交往能力是一样的道理。
要实现培养人的任务，大学需要对自身与社会的关系有理性的认识。我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但这种伟大的进步揭示了其他的需求，如就业之难度及其对学位威信带来的影响，教学能力的不足及其对培养质量的影响。大学在备受青睐的同时，教育则被蒙上了交易的色彩；职业界在备受追宠的同时，社会则被误解为市场，并过分地主导着大学与学生。对此，大学应该感到焦虑和愧疚，因为大学对现实社会的问题负有责任。
大学不能自我贬值。它不仅可以适应社会，而且可以引领社会，这就需要大学超越自身局限，舍弃眼前的图谋，守护教育的理性，立足社会长远利益和学生整体素质提高的需要，承担神圣的使命，尽管它充满困难。
坚守教育本质和大学使命
通识教育的历史不是高等教育的历史，也不是大学的全部，它是维护教育本质和大学使命的一种努力，换言之，教育的本质会在办学中演变、淹没或异化。大学必须时刻反思自己在办学中对教育本质的把握，这犹如大学要告诉学生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把握人生一样。教育启迪良智，教化民众，推进文明，教育具有永恒性、公益性和前瞻性，大学可以有不同定位和教学理念，但它不能放弃对人与社会本质需求的激发、引导和追求。
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使受业者获得利益，并使大学获得社会的信赖，无论是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阶段，人们都把大学当作升迁之门。但这种需求关系只是表面的，知识的更新照样要淘汰那些拥有学位的但没有好学精神的人，社会的变化照样要淘汰那些有优秀成绩但缺乏信念的人，生活的挫折有时可以轻易地摧毁知识的积累。但坦率地说，这些问题看来没有危及大学，大学总是踌躇满志，高等教育的旗子依然在大学的上空随风飘扬。
关于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孰重孰轻的争议经常发生。其实，它们有不同适用性，应该可以相互补充和结合。如果要有所强调的话，那是针对有所轻视的倾向，针对社会和个人发展中的问题而言。我国的基础教育有知识分科和应试导向特征，我们的高等教育(不是指具体学校)更以专业教育为特征，并有职业化倾向。这种特征提醒我们必须看到专业教育以外的问题，比如，如何帮助学生理解人生和社会问题，学会拒绝功利、利己、拜金和机会主义思潮，树立诚信、爱心、公平和服务精神，学会热爱生活、坚持真理和承受压力，懂得民族利益、国家命运和百姓疾苦，这些问题都超出了专业知识的范畴。而这正是通识教育要针对的问题。
对大学使命的理解，还掺杂着一些更为实际的问题，比如，我们的大学已经熟悉了专业教育模式，课程、教师、学生、教学方式乃至管理体制和规章都已经铭刻了专业教育的印记，这是大家以为最轻便和高效的教育。转变这种教育模式将会带来麻烦，新的课程、新的教学方式等将会带来压力。所以，有时与其说是教育观念之争，倒不如说是利益之争。再如，学生及其家长们经常会问，“学这种东西有什么用”或“学这种东西与我的专业有什么相干？”他们太容易接受有具体用途的课程，有些学生宁可舍弃一些“无用的课程”而去校外参加各种证书培训，因为这会使他们在人才招聘中赢得优势。总之，教育工作者与受教育者都各有自身的利益和计划，它们构成了大学内部的需求关系和自然生态，也对大学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疑问，如何理解大学的利益？如何构筑大学的理性？大学的使命如何认识和实现？这也是通识教育要面对的问题。
制定通识教育的实施策略
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推行通识教育需要一个全面的策略，需要遵循教育规律和自身的实际条件，设计专门教与学在课程与环境中的关系与调整办法。
推进通识教育需要有认识上的先导和动力，我们是否确实看到了挑战，包括国际化教育及人才竞争、市场经济意识、大众化教育、就业市场等对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大学传统和精神构成的挑战；我们是否确实看到了责任，包括为自己的大学提升建设目标，为国家的人才培养做出贡献的责任。
对于推进通识教育，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理解和态度。但对于中国社会的现状与发展，每个大学有共同的使命和义务，这是关于教育事业的义务，是讨论推进通识教育的最重要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大学要努力为社会构建一种自己的大学教育理念，在这种理念中，大学承担着民族文化精神继承和创新、为民族伟大复兴培养一代新人的神圣职责；在这种理念中，培养学生的思想精神是大学的首要使命，它不受其他功利需要的排斥；在这种理念中，专业教育必须具有良好的环境和前提，并发挥更有益于心智的独特作用，且不受眼前或局部利益的冲击。
对于中国大学来说，推进通识教育将牵扯到系统的改革，所以，它也是一个系统的任务。比如，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的任务，包括内容体系设置与课程结构调整等；通识教育课程管理制度建设的任务，包括课程来源、数量、审核、学分、选课、教材、教师等具体管理办法等；学生选课管理制度建设的任务，包括选课规则与考核办法等。
复旦大学成立了“通识教育研究中心”，它是一个全校性的研究机构，没有专业属性，这便于它围绕学校的通识教育实施方案，探讨有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如高等教育的基本内涵与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当代学生、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大学学术研究与本科教育的关系，本科与高中、研究生教育的关系，中国教育传统与当今世界高等教育的关系，公共教育与个性培养的关系等等。与此同时，它将系统地考虑学校的实施目标与任务。
“如何建立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这是推进通识教育的核心任务，而处理培养目标、内容体系与课程设置之间的关系是其中的难点，这需要我们有创新精神和科学办法。培养目标决定课程。耶鲁的通选课计划的目标“不是为了职业，而是为了生活”。为此，它开设人文教育计划课程培养学生宽容、尊重、公正和坦诚的精神，开设古代或外国文化艺术课程培养学生超越自己看时代的能力，开设社会科学课程培养学生思考人类命运的见识。总体上看，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宽度”上。首先是内容上的“宽度”，它给予学生不同领域的课程及观念、思想和方法，其次是学生的“宽度”，各类专业的本科生都可以修读这些课程。从这个要求说，综合性大学比较容易实施通识教育。
复旦大学四年前开展文理教育大讨论和课程设置调整，将全校的课程分成综合教育、文理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三大板块。其中综合教育课程有人文学科与艺术、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自然科学与数学三大组，它们的设计意图是：推进跨学科教学、适合所有低年级学生选修、具有综合的训练要素与目标、增进师生交流、引导低年级学生开展学术研究。
建设通识教育课程，需要有学科与师资的保障，要有一批各学科热衷于通识教育的优秀教师来承担课程，要有大批的教师支持和关心通识教育。显然，这也可能是我们沉重的建设任务，因为许多教师承担不属于本专业或本院系的新课程，要有相应的管理体制和利益机制。同样的问题还存在于学生中，专业给他们带来太多的规矩，比如：要想成为专家，就不要修读那些课程。所以，通识教育需要有相应的教学管理形态。复旦大学今年创立了复旦学院以及四个书院(住宿单位)，所有新生不分专业，接受一年的全校性的课程修读计划、素养拓展计划，课程补习计划和大学导航计划所提供的学习机会，并接受全校性的学业指导和生活安排等，这为修订和完善通识教育课程提供了体制环境。作为战略性的考虑，这样的组织形态还将向学科体系的架构与调整深化。看起来，我国大学通识教育的推进，从知识到课程，从教师到学生，从培养目标到管理制度，都可能要走“拓宽”之路，打破现有的体制局限。
中国的通识教育办法一定会在改革中形成和成熟，因为为了学生和社会的发展，一定会有很多教师愿意帮助这项工作，并从中发挥自己的才华。我国大学的使命也一定会在改革中实现，因为我们不会等待，我们也不能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