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重理“宗师”遗产

　　对解放了的中国女人来说，将马克思称作“宗师”并不过分。
　　尽管马克思是男人，他却远比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伊丽莎白·斯坦顿、西蒙娜·波伏瓦、贝蒂·弗里丹等等这些英勇的女权主义者对中国女人来得更真实而且更贴切。不管你信或者不信他的“主义”，马克思主义都已经“历史性”地改造和结构起我们的社会人文环境，成为我们生活和思考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个产自西方的“主义”在东方生根，成为中国社会改造和建设的重要资源；一个男人的生平、作为和思想，竟然成为中国妇女解放的重要基石。就马克思和中国的关系而言，原本是“外来的”和“历史的”人与事，于中国社会却不仅仍然是“今天的”，而且就是“本土的”——看似对立的两者如此天衣无缝般地交织在一起，给我们的启示，远远超越了苦恼我们一个世纪的“西学东学”之争，也远在“性别”和“中国”之上。围绕在马克思周围的这百余年间，恰恰是在我们这个民族性十分坚硬、父权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度，出人意料地生出了一个中外汇合水乳交融、男女合作相互扶助的经典范例——我不知道，对今天身处“全球村”中我们那难以释怀的民族情结、对在“男女共处”的社会中仍然坚守着性别战线的女性主义，这会不会是一个启示？
　　我将马克思称作“宗师”还有一种特殊的个人情怀。二十多年前，我在妇女研究这条路上起步，读的最多的就是马克思的书，第一篇有关文章谈的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发表在当时的权威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一辑)上。为了在马克思这里寻找“妇女解放”的真理，从《全集》到《书信集》到传记，只要是中文能见到的，几乎无一遗漏，惟恐自己的点滴疏漏怠慢了伟大的真理。
　　回想当时的作为，力图从“指导我们思想”的传统理论框架中突围，企图为自己也为社会上突显的妇女问题寻找到更为合理的解释。我有过失望，因此从马克思这里出发，走出国门走向西方，走近女性主义；也走出书斋走向田野，走进生养我的土地的深处……没有想到，在漫长的跋涉之后，在更加成熟的岁月里，我会重返马克思，重新翻阅他和他的弟子们那些更显浩瀚的文字，像是在年终岁末清点自己的一份家产一点收获，从经历过和经验中的女性视角出发，看“主义”后面更加人性的和身为男性的马克思，公然宣示成就，坦然面对缺憾，企图与更多的人(尤其是我的众多的西方朋友们)一起分享这份创造了历史、改造了社会也改变了中国女人命运的珍贵遗产。
　　说到马克思的遗产，首要的问题是，在妇女问题上，马克思究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不仅要读他的书和传记，还要看在他的旗帜下聚集了怎样的队伍、成就了怎样的事业以及他(们)未竟的事业。
　　早在二十年前通读马克思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在马克思这里，根本就没有我们后来说顺了口的所谓“妇女解放理论”，有的只是一些片语或对时下妇女问题的议论。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那段名言：
　　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它只是出现在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信中，不过是正面表述了他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一八四四)中引用的傅立叶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日益“语录化”的普及过程中，以上文字被演绎成纲领性思想，成为日后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妇女与全人类(当然也包括男人)解放的关系；二是女人与人类(主要是男人)文明进化程度的关系。可不要小看了这两个原则，在我们这里，前者成为检验你是否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尺度；而对待妇女的态度，则成为检验每一个男人是否文明的主要标志，只在短短几年间，便翻天覆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和全体中国女人——世上很少有如此少的文字产生过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从现象上看，无论是在正式发表的著作还是在手稿、笔记中，马克思笔下的“人”有两个特点：要么是哲学意义上抽象的人，可以明显地看到“青年黑格尔”的痕迹，并且直接借用了费尔巴哈的概念，在“类”的身份下遮蔽了性别；但更多的是经济活动中“劳动的人”，成为“生产要素”而进一步略去了性别差异。在马克思一生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曾经有过几次与“性别”擦边而过的经历。一次是在《资本论》写作之前，他已经提出并涉及到了“两种生产”(一八四五)，却不得不在对“资本”的抽象中抽去了性别差异，在进入“物质生产”时放下了“人类自身生产”。最后一次则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在对人类学的高度关注中，有可能从对“母权制”的思考进入到“性别制度”研究……遗憾的是岁月，来不及了——因此我们看马克思的妇女观，基本上停留在两个方向：一是受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影响，肯定了傅立叶的“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他的有所不同，旨在力图将“空想”付诸社会实践。另一是受人类学研究影响，确信人类早期社会中母权制的存在，对“父权制”的合法性和永久性提出质疑，为日后的“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全部公开和(当时)未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即使说到“时下女人”和妇女问题，马克思的话也不多，都像是顺便提到的，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女工和女工组织。在他着力研究的“资本”体系中，女工是作为一般“劳动者”而不是“女人”的身份出现的。他从“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角度作过描述性的性别对比。面对当时欧洲已经十分壮大的“妇女劳动”大军，他支持妇女参加(社会)劳动，却坚持认为应该对参加劳动的妇女进行特殊保护，在给国际工人协会代表的指示(一八六六)以及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都明确表示：“必须绝对禁止妇女从事任何夜工，也禁止她们从事对妇女较弱的身体有害的，以及可能使她们受到有毒物质及其他有害物质影响的各种劳动。”——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种态度延续至今，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基本政策。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当时条件下，马克思也已经注意到了妇女问题的特殊性，正是出于他的建议和坚持，女工组织在工会中获得独立的合法地位。一八七一年他亲自撰写《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建议在工人阶级当中成立妇女支部。但是，不言而喻，这项决议绝不应妨碍由男女工人混合组成的旧支部的存在和新支部的建立”。——了解到当时男性一统天下的工会运动对女工的排斥，以及女权主义者在工人中建立女性组织的企图，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这些见解所具有的前瞻性。日后的社会实践已经证明，这种男女共处且相对独立的女工组织在妇女权益保护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一直到今天，成为马克思给我们的重要遗产之一。而对当时蓬勃发展的德国妇女运动，马克思就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支持，而是敦促男性参与，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五日)的信中他说：“您的夫人是否也参加了伟大的德国妇女解放运动？我认为，德国妇女应当从推动自己的丈夫去为自身解放而斗争开始。”——这种态度在日后形成了这样的传统：男性同情并扶助妇女解放，女性参加社会劳动且投身阶级斗争(或民族革命)，在长达百年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确定了“妇女权利保障”和“妇女劳动保护”两种基本姿态。
　　另一类表述在“婚姻”关系或“家庭”范畴内，在饮食男女或“两种生产”的意义上涉及到性别或女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八四五——一八四六)中第一次谈到两种生产中的“人的生产”，“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个家庭起初是惟一的社会关系”。遗憾的是，话说到此而已。在漫长的“资本”研究中，他放下了“人类自身生产”；而在日后日趋激烈的革命运动和阶级斗争中，这个问题就像是永久地被搁置下来了，成为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的重大缺憾。而说到家庭，也是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强调，“不能一般地谈家庭本身。资产阶级历史地使家庭具有资产阶级家庭的性质”。在赋予家庭“阶级”性的同时，也赋予不同家庭中的妇女以“阶级”属性——女人那原本散落在家庭中的“整体性”更是在“阶级”面前土崩瓦解。更让人吃惊的是，在《共产党宣言》这部极为重要的纲领性文献中，并没有明确“妇女解放”这一具体目标，只在第一章论述到“无产者”时有这样一段话：
　　现代工业愈发达，男工也就愈受到女工的排挤。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共同之处了。
显然，这里的“无产者”根本指的就是男性，而在以“阶级”和“劳动”涵盖性别差异的同时，男性也想当然地代表了女性——如此议论影响深远，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百年来，无论在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或民族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中，妇女在争取和获得“解放”的同时，也很自然地放下了“女性”，让“解放”的过程成为学习男人乃至“男女都一样”的过程。从女人的角度看《共产党宣言》，它的性别倾向十分鲜明，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表述：它是“具有先进思想”和“代表社会进步”的男性知识精英的“宣言”，为社会主义运动中(主要是男性)的领导者和日后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男性)的当权者指引了“正确方向”，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和以男性为主体的权力机制中开妇女解放“主流化”之先河——毋庸赘言，它为“妇女解放”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潜在的重要缺憾，一并都在其中了。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作为男人、丈夫和父亲的马克思也有他非常传统的一面。他身边的女人——妻子燕妮·马克思、三个女儿和女佣海伦·德穆特——命运几乎都是悲剧性的。妻子和女儿们都曾是他的“不付报酬的秘书”。马克思夫人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曾玩笑般地道出实情：“我相信，不久我的几个女儿就要使我失业了……可惜，担任了许多年秘书的职务，我竟然完全没有享受养老金的希望。”她一生至少生育六胎，三胎夭折，六十七岁时死于癌症。小女儿爱琳娜主要在英国从事工人运动，曾被伦敦东区女工称作“我们的妈妈”，却因为丈夫(党内同志艾威林)离家出走并再婚而自杀，年仅四十二岁。更有甚者，就在婚后八年二女儿六岁时，他的女佣海伦·德穆特生下了他的私生子弗雷迪·德穆特(一八五一——一九一一，熟练工人，未受教育)。“恩格斯为了避免马克思一家发生家庭悲剧，不惜承担私生父子关系”，直到临终前才委托律师告诉了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而马克思夫人和大女儿燕妮至死不知真情(详见《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法]奥尔嘉·梅耶编，人民出版社)。
　　再看周围，我们的革命史和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太多相似的例子让人不堪细究，因此很自然地会与他和“他们”的主义保持距离——我就这样离他和他们而去，直到有一天，曾经信奉的“主义”蜕去神圣的光环，也为马克思脱下了神话的外衣，再看马克思，在他的思想和文字背后，窥见到接近真实也更为人性的一面：生活中的马克思和我们一样，有衣食住行的困惑，也有饮食男女之需求，他有“为人类工作”的抱负，却也似寻常人一样犯常人的错误。在社会规范的性别角色中，他力图成为“伟男人”，在解放妇女的意图中难免了“救世”(或说责任感)的传统姿态，在“公众”与“私人”空间显现出不尽协调的双重品格——但，又很不同于其他男人，他忠实地履行了青年时代就确立的“为人类工作”的诺言，以“思想”的特殊方式超越了他的时代和阶级，也超越了性别局限和现实生活中的缺陷。对自己“不觉而为”的男性传统角色，他有过浸透血泪的深刻检讨，在回复保尔·拉法格(一八六六年八月十三日)对二女儿劳拉求婚的信中，他苛责自己：“我已经把我的全部财产献给了革命斗争。我对此一点不感到懊悔。相反地，要是我重新开始生命的历程，我仍然会这样做，只是我不再结婚了。既然我力所能及，我就要保护我的女儿不触上毁灭她母亲一生的暗礁。”这种泣血如哭的声音，流露出对身边女性命运的同情和关注。但凡“有性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总难免按当下的社会标准出演“合时宜”的性别角色，难得的倒是这份“自检”的态度以及对异性(或他者)处境“设身处地”的同情，直到今天，可能仍然是我们面对异性或“他者”时可以借鉴的理想姿态。
　　对于马克思的言行乃至马克思主义的男性特征，西方女权主义者早有批评，因此有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她们不由分说地拿来了他的“阶级”分析方法，却在整个理论乃至社会实践方面弃他而去。习惯于简单化的分类，使西方学者通常把我们这些“社会主义阵营”中从事妇女研究的人一揽子划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名下，对此，我不以为然。鉴于曾经的教训，我多次表明，在学术上不与任何“主义”结盟；但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一定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我倒宁可选择男性的马克思和他的主义。原因很简单：我是他(们)的直接的受惠者——我这一代生活在大陆的中国女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被“社会主义”解放的。不能否认，马克思是男人，他的言行带有十分鲜明的性别倾向，的确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动机和奋斗目标从来就不是“为男人”而的确是“为全人类”——中国妇女解放和我们一代女人的成长都是历史的明证，对此，我一直心存尊重和感激。作为出生在“新社会”的女人，正是在他(们)的旗帜下，我们既免去了女权主义者近二百年的群体抗争，也少了许多西方女人至今难以排遣的性别焦灼。就民族秉性而言，受人(无论男女)滴水恩惠，当以涌泉相报；即使无以回报，也不该走到数典忘祖的地步。如果仅仅是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所有男性的言论都有男性中心倾向而不可取、认为现今科学无不烙有男性印记便否定科学研究的客观标准，那女人的言论其实也面临同样的命运，这人生难为了，学问也难作了，难为在这世界上再没有一种男女可以共同分享的经验和理论——幸亏有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让我们在“解放全人类”的人文关怀下亲眼目睹、亲身领教并亲自参与了超越性别局限的社会实践，不仅过去，即使今天，它也仍然是我们在学术立场和研究方法上可以继续汲取的宝贵资源。
　　台湾学者冯沪祥博士在《两性之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二年)中说到马克思时这样评价：“他只是突出了‘阶级意识’，但完全忽略了‘性别意识’。在青年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的手稿中，虽然被后世认为有‘人道主义’，但主要是因其关心‘异化的劳工’，仍然未触及‘异化的女性’，所以两性问题在其学说中，依然属于重大盲点。”如此评价不尽公道。如果我们不是满足于像过去那样教条式地背诵语录，而是进入到思想深处，就会发现，恰恰是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性别”问题上有过完整的(也是惟一的)哲学表述：
　　……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的关系中，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地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这种关系以一种感性的形式、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明属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界，或者，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属人的本质。因而，根据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出人的整个文明程度。……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可以表现出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等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的本质，他的属人的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对他说来成了自然界。
此书在马克思生前并未发表，直到一九三二年才在苏联出版了全文，属于马克思早期作品(写作时仅二十六岁)，书中关于“性别”的表述，源出自对现实的妇女处境的同情，却引出了本体论的思考，即将“性”看作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中介，为我们今天的性别研究奠定了十分重要的认识论基础。他这里所说的“人”，仍然主要指男人，但同时鲜明了男性“自省”的人文立场，将平等的“男女关系”看作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志，与历史的“男性中心”和现实生活中的“传统男人”划开了本质界限。
　　更耐人寻味的是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黑格尔说过，智慧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才起飞……让人困惑的是，马克思晚年的“智慧之鹰”迟迟没有起飞，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十年(一八七三——一八八三)中，在《资本论》尚未完成和全部出版的情况下，他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尤其是在最后五年，他把大量时间用于阅读和摘录同时代人的人类学著作。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包括五部作品，约合汉字四十五万，分别是英文、德文、西班牙文、古希腊文、拉丁文和法文。马克思一八八三年去世，这几乎就是他生前最后的作品了。全部笔记中又以《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最为重要，《古代社会》原书约四十三万字(包括注释)，马克思竟摘录了约十八万字。不同于其他笔记中马克思一贯的风格，这里很少质疑和批判，全部评论或解释不过三千字左右，恩格斯因此说马克思“很喜欢这本书”，并且猜想他准备联系他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释摩尔根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去世后第二年，恩格斯决心“执行遗言”，于一八八四年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对《古代社会》的评价是：“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但其实，我们既无法从《古代社会》中找到以马克思为“指导”的确切证据，也无法从摩尔根的写作意图中引证或印证他有上述意图，可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两人的理念和研究动机非常接近，相信“人类的历史都是同一源泉、同一经验和同一进步的”，都企图为人类社会发展找到“一种”“共同”的进化图谱(摩尔根语)。不同的是，摩尔根企图通过对古代社会的考察找到人类社会“从蒙昧到文明”的共同进程，马克思则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中企图找到“文明社会的基础和发展规律”，他们的出发点和目标都是“人类”，而不是任何局部或个人。
　　实际上，在《资本论》第一卷(一八六七)正式出版后，马克思就有意放慢了他的经济学研究的步伐，并在第二卷完成后毅然推迟出版。他在晚年走向人类学，企图进行新的理论探索，是因为他在实际斗争中遇到了使他感到“苦恼的疑问”：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败和一八七八年德国“非常法”对他的政治理想的挑战；“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社会的发现对他的“资本”理论的冲击；人类学者对古代社会的发现对他的“历史唯物观”以及社会进化模式的质疑……他因此放下手头已见成熟的“学术成果”，开始从经济学转向人类学，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本主义转向上古社会……从对他来说是熟悉的、“自己”的社会转向陌生的、异己的和遥远的地方——这些“地方”发生的现象都是不能回避的“人类现象”，基于“为人类工作”的出发点，他不惜在年迈体衰时从头开始，这种胸怀和勇气及其带来的相应思考和这种作为本身，不仅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和他同时代的学者，也掩去了他身为男性的和西方中产阶级知识精英的瑕疵，为我们今天的性别研究铺垫了很高的学术平台。难怪前苏联女学者拉·杜娜耶夫斯卡娅认为，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中“埋藏着一条通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小道”，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据(参阅《马克思晚年的创造性探索——“人类学笔记”研究》，鲁越、孙麾、江丹林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说了这许多，突然想到，对我这一代中国女人来说，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其实从来就没有认真学习过马克思的或其他任何人的妇女解放理论，我们的大环境似乎早已消解了这种需求，我们是在前人创造的“男女平等”的社会环境中坐享解放的果实。进一步说白了，曾经认真学习并切实履行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是一批政治领导人和文化精英，起初几乎都是男性——正是因为男性的先期参与以及权力机制和国家政策的直接介入，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妇女解放与发展的主流化进程其实早已开始，并且卓有成效，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已经迈出了两大步：一是动员妇女参战或参加“革命”，共同争取社会主义胜利；二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的同时，在法律上保证妇女获得平等权利并扶助妇女解放——社会主义中国实现了它的承诺，因此我这一代有幸出生在“新中国”的女人，“很自然地”成了胜利果实的食利者，无需参战也无需参加女权运动，便享有社会主义允诺给妇女的一切权利。
　　也就是说，在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这个社会已经让我们“先验地”超越了两个起点：一是前人的奋斗(战争或阶级斗争)，缓解了学习妇女理论的紧迫感；二是超越了女权主义，任何专为女人的目的和策略都让我们自觉乏味——当我们企图回头认识“女人”，是在社会性解放的道路上走出了很远，是在个人成为自主独立的知识女性之后。毋庸讳言，鉴于马克思主义的男性特征和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社会性质，恰恰是受之恩惠最多的女人即“解放了的知识女性”，会对仍然是“男性中心”的文化环境和“以男性为主”的社会标准产生质疑，在学术上或在个人成长的道路上直接借用女性主义话语和分析工具，但却很难成为地道的女性主义者，道理也很简单：就目标而言，马克思的“为全人类解放”比女性主义的“妇女解放”更为高远；就策略而言，马克思的“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也远比女性主义的“姐妹团结(Sisterhood is power)”更有力量——检讨自己，这才悟出，面对女权主义的口号和召唤，我和许多同时代的中国女人为什么怎么也激动不起来。
　　马克思的思想和社会主义解放妇女的历史成果已经雄辩地证明，妇女解放不止一条道路，它可以通过以女性为主体、具有文化改良性质的女性主义，也可以通过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或许还有更多道路可以选择或已经被人选择。身在不同处境或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女人，可以有不同的道路或选择——或者说，她其实别无选择，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中，已经先验地决定了她可能的出路。我们在争取解放道路上曾经视“西方女权主义”为异己，有失偏颇；今天的女性主义轻视甚至完全忽视社会主义解放妇女的成果，是狭隘的，也是意识形态作祟——说到底，任一偏失，都是损失。
　　二○○三年五月八日写于大连丽娇湾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