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布什原则　西方人文传统　新保守主义

　　二○○二年六月一日，美国总统布什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首次阐述了被西方舆论界称为布什原则的三大要素：第一，美国战略不再主要是“冷战时期的遏制与威慑原则”，而是要保持“先发制人(preemptive strike)”的权利，“在最坏的威胁出现之前”主动出击打败“敌人”；第二，美国价值观是普适全球的，特别包括伊斯兰国家；第三，美国“试图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从而使以往时代的军备竞赛不再有任何意义，国家间的竞争将局限于贸易和其他和平事业”。
　　二○○二年九月十七日，布什正式签署发表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根据一九八六年“国防部改组法”，美国总统须定期向国会和人民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更系统地解释了“布什原则”的三大要素。报告指出，从遏制与威慑原则向“先发制人”原则的转变，是由于非理性的恐怖主义分子不受遏制与威慑的阻扼；美国价值观的普适性，是因为“地球上没有人渴望被压迫，渴望受奴役，或热切期待着秘密警察的夜半敲门”；美国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是基于“美国特色的国际主义”，它“反映了价值观与国家利益的统一”。美国将创造出一种“十七世纪民族—国家出现以来”的崭新局面，即国家间将只有经济竞争而无军事竞争。总之，美国“将通过打击恐怖主义组织和独裁政权而保卫和平”。伊拉克战争就是“布什原则”的第一次应用。
　　“布什原则”问世后，西方舆论普遍认为它是后冷战时代的“大战略”，其意义与一九四七年乔治·坎南提出的冷战时代的“遏制”战略相当。但是，也有一批美国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对“先发制人”战略表示不解和怀疑。耶鲁大学冷战史专家盖德斯(John Lewis Gaddis)指出，“先发制人”对于打击恐怖主义组织的必要性可以理解，但对打击独裁政权的必要性则不清楚，因为独裁政权毕竟在保证自身生存的意义上是理性的，“遏制”战略仍应该管用。芝加哥大学的密施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哈佛大学的瓦尔特(Stephen Walt)认为，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不必要的，因为“逻辑和历史经验都证明”用“遏制”战略对付萨达姆·侯赛因是有效的。他们特别强调，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行为本身并不证明萨达姆是非理性的。萨达姆侵略科威特的原因是，他认为伊拉克保卫海湾国家免受伊朗扩张主义之苦，但科威特不仅不报答(不减免伊拉克在八年两伊战争中所欠债务)，反而超过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生产定额，从而使世界石油价格下降，减少了伊拉克的石油出口收入。萨达姆在出兵之前征求了美国大使和国务院的意见，得到的答复是“美国对科威特没有特殊的安全承诺”。不管这其中是否出现了美伊之间的交流误解，萨达姆侵略科威特并不是非理性的发疯行为，并不证明“遏制”战略已经失效。
　　对“布什原则”的另一种批评，是认为它违背了美国国务卿韦博斯特(Daniel Webster)于一八三七年率先提出的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先发制人”的“国际习惯法”。杜克大学法学院的贝耶斯(Michael Byers)在《伦敦书评》上撰文，介绍了“先发制人”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的这一“国际习惯法”的形成过程。一八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英国袭击并在美国水域击沉了美国私人船只“卡洛琳号”。事后英国大使致函美国国务卿韦博斯特，说这是“先发制人”攻击，因为“卡洛琳号”近来曾向加拿大的反英独立力量偷运武器。在给英国大使的回信中，韦博斯特列出了合理使用“先发制人”必备的严格限制条件，即“必要性”和“比例性”。所谓“必要性”，即对方发起攻击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且其他谈判与防御方法均已失效；所谓“比例性”，即“先发制人”的打击度应和直接危险成比例，应区分军事与民用目标。简言之，在韦博斯特眼中，“先发制人”，如果合理使用，仅仅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自卫”方式。英国不先经谈判和警告就袭击美国私人船只“卡洛琳号”并造成无辜船员的伤亡，在“必要性”和“比例性”上都不符合采用“先发制人”的限制条件。贝耶斯进一步指出，“布什原则”中的“先发制人”显然不符合合理使用的限制条件。例如，萨达姆十多年前使用过化学武器，但这并不能证明危险已经迫在眉睫。
　　上述这些对“布什原则”的批评，虽不无道理，但都忽略了一个要害，即广义的“先发制人”(即不加韦博斯特的严格限制条件)，实际上是罗马共和国晚期的西塞罗所开创并经欧洲文艺复兴获得发展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的核心战略思想。
　　把“布什原则”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相提并论，初看起来，似乎牵强。但其实不然。布什的政策班子里，有不少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饱学之士，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现任国防部副部长沃尔夫威兹(Paul Wol-fowitz)。西方媒体甚至常常将“布什原则”称为“沃尔夫威兹—布什原则”，因为沃尔夫威兹早在一九九二年的《防务计划指南》(Defense Plan-ning Guide)中就已经提出了今日“布什原则”的基本思想。当时正值冷战结束，海湾战争胜利不久，美国的军事优势不可匹敌。沃尔夫威兹认为，美国的根本利益在于使这种优势永久化，“使潜在的竞争者想都别想发挥更大的地区或全球作用”。为此，美国必须先发制人，运用军事力量来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但这份正在高层传阅的《防务计划指南》被泄漏给《纽约时报》，遭到美国的欧洲盟国和公共舆论的强烈反对，于是老布什总统决定不予采纳。直到“九一一”事件后，小布什才逐渐接受了沃尔夫威兹的思想。
　　沃尔夫威兹于一九七二年获芝加哥大学政治哲学博士学位。他最亲近的教授是柏拉图《共和国》的英译者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布鲁姆是列奥·施特劳斯的真传大弟子。他一九八七年以其《美国心灵的封闭》一书轰动全美国。该书猛烈抨击当代美国校园文化和教育体制，号召回到西方文明的精神源头——古希腊罗马政治哲学。布鲁姆的芝加哥大学同事兼好友索尔·贝娄(Saul Bellow，一九七五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他为原型创作了一部小说，其中特别描写了他与沃尔夫威兹(在小说中名为Phil Gorman)的亲密师生关系。小说中一个场景是，一九九一年海湾战争期间，Gorman(沃尔夫威兹)从华盛顿给布鲁姆(小说中名为Ravelstein)打来电话说：“鲍威尔和贝克尔建议总统(指老布什)不打到巴格达。总统明天将宣布停火。他们害怕一点点小伤亡。在展示了无坚不摧的高科技战争技术后，他们竟然把独裁者留在原位。”小说中的“布鲁姆”高度称赞“沃尔夫威兹”，说他是“现代性第四波”中最杰出的学生，“担任部长职务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是美国的一大好事”。(列奥·施特劳斯有现代性分为三波的著名论断。第一波以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为代表，第二波以卢梭为代表，第三波以尼采为代表。)
　　果然不出“布鲁姆”所料，小布什总统将沃尔夫威兹从老布什政府时的国防部第三号人物提升为现任国防部第二号人物。在克林顿当政时期，沃尔夫威兹回到学术界，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一九九七年，他和切尼(当时为一大公司总裁，现任美国副总统)共同创建了一个名为“新美国世纪工程”的思想库。该思想库的两位主任是新保守主义年轻一代的健将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和罗伯特·凯根(Robert Kagan)。威廉·克里斯托的父亲是有“新保守主义之父”之称的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罗伯特·凯根的父亲则是耶鲁大学罗马战争史讲座教授唐纳德·凯根。罗伯特·凯根请他的父亲出阵。在唐纳德·凯根主持下，“新美国世纪工程”思想库于二○○○年九月完成了“重建美国国防”的报告。该报告以继承发扬一九九二年流产的沃尔夫威兹“防务计划指南”为宗旨，明确提出建立美国军事力量的四项“核心使命”：一、保卫美国本土；二、同时在多个全球主要战区作战的能力；三、在塑造关键区域的安全环境时执行国际警察(constabulary)职能；四、改革美国部队组织以充分发挥“新军事技术革命”的潜力。不难看出，这是要把美国建成新罗马帝国的雄心勃勃的计划。随着“新美国世纪工程”思想库的创建人和研究人员纷纷进入小布什政府担任要职，这一计划正在逐步实施。
　　谈到罗马帝国，首先要谈罗马共和国。事实上，罗马帝国的大部分领土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就已经获得了。罗马共和国晚期最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法学家和雄辩家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他在著作和演说中多次强调，潜在的威胁就足以构成“先发制人”的理由，而不必等到潜在的威胁变成现实的直接威胁。他的名言是：“罪恶在萌芽状态最容易被消灭。”罗马战争史上充满“先发制人”的战例，如著名的马其顿战争和恺撒的高卢战争。马其顿战争的起因是，罗马参议院误以为马其顿王国和叙利亚王国结盟是针对罗马共和国的(实际上是针对埃及)，因而以解放“希腊世界”为名对马其顿国王菲力浦的军队“先发制人”。高卢战争的起因，是恺撒阻止一些德意志部落移民到莱茵河西部。为防止已经越过莱茵河的移民和当地高卢人可能联合对罗马不忠，凯撒“先发制人”，对德意志部落移民进行了大屠杀，进而全面占领高卢。西塞罗亲自为恺撒的胜利而发表演说。
　　以法学家自傲的西塞罗，当然知道罗马法是禁止个人之间因为无根据的猜疑而“先发制人”的。《查士丁尼》法典明确规定，“只听说有人带武装而来就放弃自己的土地”是一种不合理的恐惧，带武装的人必须实际上踏入该片土地才构成现实威胁。西塞罗之所以认为国家可以具有个人所不应具有的“先发制人”的权利，是与他关于“共和国的光荣”和“自然奴隶”的观点密切相关的。西塞罗认为，共和国的光荣是可以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充分理由，因为“光荣”的定义在他那里已经是“通过征战而达到不受危害的和平”。正如著名法国罗马史专家保罗·维恩(Paul Veyne)所说，按西塞罗对光荣的定义，任何其他独立的国家在原则上都是对罗马的威胁。
　　西塞罗论证“先发制人”的另一个观点是诉诸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奴隶”论。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有一段名言：“战争的艺术是获取的艺术，它包括对野兽的打猎和对奴隶的占有。奴隶是依照自然的意图应被统治的人，但他们却反抗自然的意图。因此，针对他们的战争是符合自然正义的。”这里的关键在于，因为奴隶要反抗，他们总是潜在的威胁，所以对他们“先发制人”就是正当的。而西塞罗实际上认为罗马之外的“野蛮人”是“自然奴隶”。
　　十五世纪以来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西塞罗之间隔着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的漫长岁月，但西塞罗却是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者认为的思想源头。这部分是因为大量古希腊原典遗失了或尚未重新发现，而西塞罗的著作却一直被广泛阅读，使人文主义者得以汲取基督教“经院哲学”之外的古典思想资源。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近代西方的航海大发现，殖民地和奴隶贸易活动，需要理论上的论证，而西塞罗的“先发制人”之说提供了现成的理论武器。正如十六世纪著名人文主义法学家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所说，“对野蛮人和其他与我们的习惯和宗教截然不同的人群的攻击是正当的，即使他们以前没有对我们造成伤害；如果他们强大并侵略过其他国家，我们的攻击就更正当了”。西方近代国际法的奠基人格劳休斯(Hugo Grotius)也直接诉诸“自然奴隶”说来论证荷兰东印度公司暴力征服原住民的正当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即“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理论中，“先发制人”起着关键的作用。与流行的看法相反，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论并不假设人人是恶人，而只是假定一部分人是恶人，“好人”出于对恶人的恐惧而诉诸“先发制人”，从而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正如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塔克(Richard Tuck)精辟指出，霍布斯是西方人文主义“先发制人”理论的集大成者。
　　显见，“先发制人”之说蕴涵着深厚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但奇怪的是，在西方左、中、右各派对布什原则的解读中，没有一篇文章追溯到这一传统。而布什原则的始作俑者沃尔夫威兹副部长兼教授，是不可能不熟知这一传统的，否则怎么会被“布鲁姆”称为“现代性第四波”中最杰出的学生呢？
　　前面已经说过沃尔夫威兹等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在国际战略上的代表人物。那么，新保守主义新在何处呢？这是一个大课题。按“新保守主义之父”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小布什总统不久前授予他美国最高政治荣誉——总统自由勋章。)的说法，新保守主义“是一个描述性的词。它描述了一批为数不多但智慧超群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的过程。但这一保守主义在一些重要方面与共和党的传统保守主义不同”。本文认为，至少可以指出它的三点新意。
　　第一，新保守主义致力于将美国从“非正式帝国”转变到“正式帝国”。这既不同于共和党的传统的国际战略(狭义的现实主义，相对注重维持现状稳定)，也不同于民主党的传统的国际战略(自由主义，相对注重通过国际制度来发挥“领导权”)。“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或quasi－empire)”是历史学家施莱辛格(曾任肯尼迪总统顾问)对美国的刻画。他认为，美国毕竟还有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传统，美国人是“帝国梦的不热情的做梦者”。沃尔夫威兹则与施莱辛格不同，他明确要求人们“学会热爱美国治下的和平”。欧文·克里斯托也不遗余力地鼓吹建立“正式帝国”。他在一九九七年一篇发表于《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中写道：“美国人民某一天一觉醒来会发现我们已经变成了一个帝国国家(imperial nation)……这不是外交政策精英的阴谋，而是因为世界向往美国帝国，需要美国帝国。”由于新保守主义在公共舆论上的努力，帝国的话语在美国媒体上已经到了令人熟视不惊的程度。例如，最近《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写道，“我们刚刚领养了一个名叫巴格达的孩子。现在美国有了二千三百万人的第五十一州”。他号召共和党和民主党不要再互相指责，要像负责任的父母一样把养子管教好。这不由令人想起当一八九九年美国占领菲律宾时英国著名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献给美国的一首诗：
　　挑起白人的负担
　　…………
　　你的新的俘虏，忧郁的人，
　　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孩子
　　意味深长的是，
　　现在纽约大学商学院任教的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刚刚出版的《帝国：英国世界秩序的兴衰及其对全球大国的教训》一书正是以吉卜林这首诗结束的。弗格森忠告美国：不要着急离开巴格达。英国一八八二年占领埃及，在一八八二年到一九二二年间，曾六十六次宣布撤军，但都未能兑现。
　　新保守主义的第二点新意在于它和美国南方新教原教旨主义建立了政治同盟。这是通过两个机制实现的。首先，南方新教原教旨主义属于一种特殊的“前千年主义”，(新教对《圣经·启示录》有两派解释：“前千年主义”和“后千年主义”。前者认为，在地球上建立千年和平王国之前，将有一场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耶稣将再次降临人世，亲自指挥建立千年和平王国；后者则认为，耶稣再次降临人世的时间是千年和平王国后期。)其信徒相信在耶稣再次降临人世之前以色列将重新建国。新保守主义者中许多是犹太人(包括克里斯托和沃尔夫威兹)，他们和南方新教原教旨主义的同盟大大有利于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右翼政府的政策。早在一九九六年，他们就在给以色列总理的咨询报告中建议以色列绕开巴以和谈，通过彻底改变中东力量对比来解决巴以问题(当时即已暗示攻击伊拉克)。这种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右翼政府的政策，在共和党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其次，由于南方新教原教旨主义者积极参加选举投票，他们已经成为控制共和党初选的关键力量。小布什的竞选策略之一就是安排南方新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的第二号领袖担任后来破产的安然公司(Enron)的高薪顾问(安然公司总裁是布什父子竞选的筹款负责人)。而小布什之所以能战胜他的共和党初选对手参议员麦凯恩(John McCain)，正是利用了他本人的“宗教资本”：小布什在四十岁时决定戒掉酗酒恶习，皈依了南方新教原教旨主义，成为一个真诚的“再生基督徒”。
　　新保守主义的第三点新意在于它的哲学基础不是伯克(Edmund Burke)式的传统保守主义，而是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学说。这意味着新保守主义并不认为越老的事物越有价值，越老的制度安排越合理。欧文·克里斯托在他自传中说，促使他开展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学术动因是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和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文学批评。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虽然复杂，但其关于“自然权利”的看法并不难理解。自然权利是一种超历史，跨不同社会的是非标准。他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将自然权利与历史主义对立起来，认为历史主义的是非标准随时间地点而转移，必然导致相对主义，最终走向虚无主义。施特劳斯指出，“否定自然权利无异于认为一切权利都是实证权利，即权利的来源是各国的立法机构和法院。但我们有时候觉得有必要，甚至必须谈论‘不正当的法律’，这意味着我们实际上有高于实证权利的是非标准”。施特劳斯接着指出，历史主义认为，高于实证权利的是非标准无非是某社会在某时期的人们所拥有的理想。施特劳斯反驳说，如果这就是“是非标准”的全部，那么有什么力量能保证社会的理想在下一时期不变成“人食人(cannibalism)”呢？施特劳斯强调，只有依靠超历史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或译为“自然正当”)，我们才可能具有对自身所处社会和其他社会的批判能力。
　　不难看出，布什原则的另一要素——美国价值观普适全球——与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学说有着联系。事实上，布什在西点军校讲话中已经说得明白：“有些人认为大是大非的语言不够外交辞令。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不同的环境需要不同的方法，但并不需要不同的道德。”但是，施特劳斯未能，也不可能给出究竟什么是自然权利的一劳永逸的答案。正如布什原则是对全世界人民的政治挑战一样，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学说是对我们的理论挑战。它迫使我们再度反思现代的历史观、权利观、人生观和民主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感谢新保守主义的智力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