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记《读书与出版》和《读书月报》

　　编者按　范用先生送来史枚先生的遗文，并附信说：“记不清何年，史枚同志生前留下一篇记《读书与出版》和《读书月报》的稿子，一直存在我处。……史枚是《读书》杂志的创办人之一，开始就他一人编辑，为了纪念他，建议读书杂志刊载此文。”文章的朴素与平实，一如作者的本色，所介绍的两个分别创刊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刊物可以说是《读书》的前身，文中闪动的正是编辑前辈们承担着对时代的责任、坚守在文化出版领域中工作的身影——将近七十年的岁月改变了许多东西，但我们坚信有许多东西可以抵御时间的销蚀，历久而常新，贯穿于《读书》的前世与今生——即以此缅怀本刊前辈史枚先生。
　　生活书店曾两次出版过月刊《读书与出版》。第一次在抗日战争前，第二次在抗日战争胜利后。
　　《读书与出版》是一九三五年五月在上海创刊的，编者平心、翁寒松。大约从第六期起，由平心一人负责。一九三六年曾一度停刊，可能是韬奋被国民党反动派逮铺后的事(我手上没有可查考的资料)。一九三七年三月恢复出版，编者是张仲实、林默涵。这个刊物，虽然编者有变动，其格局却没有多大变动。前几页是几篇短评，或抨击当时文化界的逆流，或颂扬新芽的生长，或议论出版界的风气，或激励知识界去正视现实。每期都有几篇书的评介。在一九三六年一段时间内，因缩减篇幅，除书评以外未刊载其他文章。所评介的主要是生活本版书，也有兄弟单位的书。每期又都有新书月报，收录全国各书店出版的图书；还有生活书店经售的全国期刊一览和生活本版书的几页广告。这些在当时是书店开展其业务所需要的，在今天则成了文化、出版史的资料。头两年的《读书与出版》，偶尔有同读者商讨问题的专栏。到一九三七年则改为“百科问答”和“信箱”两栏，加强了与读者的联系。此外还有了学习辅导性质的专栏和国外文化消息的报道。每期除新书目和广告页以外，文章原只有近万字，到一九三七年增加为两万多字。
　　《读书与出版》那时还有一个特点：刊头旁虽然标明预订全年连邮二角，函索附邮二分，但到福州路生活书店门市部买书的读者却可以免费索取。
　　第一次出版的《读书与出版》，在抗日战争起来后书店领导机构向武汉转移时停刊。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书店在上海重建了领导机构，便考虑到它的复刊。一九四六年四月出版了复刊的第一期。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以美帝国主义为靠山，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人民则在“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号召下，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抗争。《读书与出版》复刊头几期都有一篇“研习大纲”，就时局中某个重要问题整理出一些看法，这些看法虽然可能有缺点，但大体上还可供读者参考。文化评论是《读书与出版》自始就有的内容，复刊第一年除了二三百字一条的“笔谈”以外，还有一二千字的“长”文(但都不是每期有)，主要的执笔者是胡绳。为了纪念高尔基、韬奋和哀悼陶行知，各出过一个专栏。
　　书的评介原是个主要栏目，较前有了一些改进。其一是大都能在不大的篇幅里抓住要点而避免刻板烦冗的介绍，或者说明书的意义或背景而更显其价值，或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指出不足之处，而不是为贤者讳。其二是采取了较多的样式，即除单评、合评之外，又有“名著解题”(戈宝权写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和“书市散步”(用几句话评介一本或几本书)，又有转录将要出版的某书的序言(如费孝通的《<内地农村>自序》)而附编者按语做介绍的，以及选刊将要出版的某书中的一个章节的(如杜守素的《墨子思想》，即选自他的《先秦诸子思想》一书。这，一方面能使读者先睹为快，一方面也展示了内容特色，有助于读者选择)。其三是评介的面比较广，不仅有经典著作、社会科学、文艺作品等，也有自然科学、少年儿童读物、地图等，不仅有生活本版书、兄弟单位的出版物，而且有其他出版家的，包括商务印书馆等在内。
　　从第六期起，增加了“学习之话”专栏，讨论学习的方法等。专门报道消息的一栏，叫做“广播”，其中报道的是将出的新书、期刊和“文化人”的情况。第五期该栏增加了欧美书的消息，第六期起实际上已改成了欧美书讯(这是陈原执笔的)。由于大部分篇幅不是评就是论，难免枯燥的感觉，胡绳提议增加作家介绍、回忆录和通讯三栏做调剂，于是刊载了“其人及其著作”、“杂志回顾”和肖聪的《文化街沧桑录》、绍荃的《回到清华园》等。
　　《读书与出版》不采用转某页的编排法，所以更常需要补白的文字。这种补白，有时用书的广告。我曾试写一些广告文字，希望能去除陈套，做认真的介绍，但结果失败了(解放后很少见书刊的广告，更不用说广告文字的改革。这种情况是应当改变的)。还常常辑录一些现成的东西作为补白，内容或是对当前的斗争有些参考价值的，或是有关学习的资料，看来还不算浪费了篇幅。
　　“读者信箱”原来是《生活》周刊的传统，《读书与出版》自然也有这一专栏。可是不容易搞好。第一是开书目的问题。我们开列的书目，恐怕往往并不得当，而且按当时的出版情况，不少书买不到。第二是有些信答复得并不中肯；有些信只要把答复直接寄给来信者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刊载出来。总之，距离读者的期望是相当远的。
　　复刊第一年的《读书与出版》是三十二开本，先是二十页，后增加到三十二页。新书目以外的文章部分先约二万五千字，后增加到约五万字(小五号，行间不加条)。第二年(一九四七年)改版，改为大三十二开本，六十至七十页，容纳文章七八万余字。
　　第一年的稿子，相当大的部分是生活书店编辑部同人写的(当时戈宝权、陈原也曾是书店的特约编辑)。改版前稍稍扩大了稿源。到第二年，情况才有了较显著的改变。大约从这年的七月起，邀请周建人、陈翰伯每月到陈原寓所开一次编辑会，商量下一期的内容。这对改进很起作用。由于时局的急剧变动(二月末，中共驻南京等地的代表被强迫撤退；三月中，解放军撤出延安)，书店领导机构转移到了香港。半年后，我也去香港。上海的编务，请陈原主持。香港也提供一部分稿件。
　　在此期间，《读书与出版》最大的改进，是开辟了“问题解答”和“时事特讲”二栏。“问题解答”的问题是读者提出的或作者所拟的，设有经济和国际政治二门，第三年七月以后增加了哲学、科学二门，现实性较强，答复也都较详明。“时事特讲”是分析当前国际问题(有时也涉及国内)或经济问题的，不但提供观点，而且介绍参考材料，有助于时事研讨。
　　另一些改进是：开辟了“理论检讨”专栏，介绍和评论当前某个问题的论争。这的确很有必要，读者的反应也很好(特别是对于第三年第四期《总结关于“自由主义”的论争》一文)，可就是篇数少(前后共三篇)。知识性和学术性的文章增加了。“学习之话”栏的面也广了些。
　　到第三年(一九四八年)，《读书与出版》可以说进入了“成年”时期。但就在这一年下半年，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着根本的变化，上海的环境则更加恶劣起来，生活书店决定主动收缩，一面为未来的新局面做准备，所以停止了《读书与出版》的继续出版。
　　于此应当补叙一下第二年《读书与出版》上的“学习合作”专栏。这是因孙起孟的提议而搞起来的，目的在于以“合作的方式”推动自学，“鼓励无法接受传统教育的人”“找出一条学习的路子”。当时我们也考虑到反动派会进行破坏，所以只好在可能范围内尽一点力。同时也希望《读书与出版》原来的“信箱”那种读者问、编者答的老格局能朝大家都来讨论的方向改变。大约只有半年，发现果然有人在做不利于“学习合作”的活动。这个专栏，连同“合作小组”，便都不能不取消了。
　　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出版的《读书月报》(一九三九年二月至一九四一年二月)，其性格基本上和《读书与出版》相同。头几期是翁寒松和我负责的，我去新疆后，由胡绳接编。
　　为了帮助读者研讨时事，设一专栏，选择一个月间若干重要的时事问题，进行述评，名曰“时事月论”。这种述评，不仅提出笔者的看法，而且联系到重庆各报刊对该问题的反应，或予肯定的介绍，或加以驳斥，期能广开眼界、活跃思想、明辨是非。文末附“研究问题”。我这一尝试，相当费力，缺点确也难免。
　　创刊时的设想，要有“笔谈”和学术性的论文，要介绍学习的方法和经验，要有书评和“读书问答”等栏，但在头几期，看来都还比较薄弱，虽然也有些好文章。后来增加了知识性的“社会科学初步”栏，只连载过赵冬垠的《经济学初步》(第二卷有胡绳的《怎样观察事物》，即《思想方法》)。胡绳接手以后，增加了散文、随笔、小说连载和文化报道(《读书界》等)，还有他写的“非文艺性”随笔《夜读散记》和徐盈的《新文摘》。学术性论文逐渐加强了，第二卷尤为显著(如翦伯赞、彭迪先等的文章)。
　　大约一九四○年，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实行原稿检查，因此有时有的文章开了天窗或“奉命免登”。到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读书月报》被迫停刊。
　　《读书与出版》和《读书月报》都是帮助自学的刊物。这是从其出版的全过程的主要目的来说的。如果单看抗日战争以前的《读书与出版》，则主要恐是用来联系读者，以利于书店业务的开展。所以抗日战争胜利后，书店有个时候曾考虑在上海恢复《读书月报》的出版，并在《读书与出版》上发过预告。
　　这两个月刊都有书评栏，但实在都不曾成为书评专刊。这不仅因为两个月刊的书评栏的内容都不甚理想，而且更重要的是目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