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新的未必是好的

　　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主调是变革与创新。新观念、新名词、新时尚，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在学界，求新、求异更是蔚然成风。一个“新”字可以把人捧上天，一句“没有新意”又足以贬得你无地自容。于是，这也“新”、那也“新”，到处新得像农村新媳妇的棉袄——里外三新。说老实话，对当今求新情结的大泛滥，我是很反感的。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本是需要新思想、新探索的，但是过分地强调新的意义和价值，甚至以新为真，以新为美，就失之偏颇了，可谓“过犹不及”。
　　关于这一点，我想起读到过的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一段话：对新奇无休止的迷恋，是二十世纪的劫难。他认为那些“对于新奇的无休无止的追求”只要“不停地革新、革新、再革新的观念，它们所掩藏的，是一种不屈不挠并且由来已久的企图：毁坏、推倒、嘲笑，并连根拔除一切伦理道德原则。没有上帝、没有真理，宇宙是一片混乱，一切都是相对的”。它们在本质上是“对于一切内心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根深蒂固的敌视”，于是，“否定一切和否定所有的理想被视为一种勇敢的举动”，“毁坏成了这种桀傲不驯的主张所尊奉的最高信念”。在索尔仁尼琴看来，“迷恋新奇”除了获得“迫不及待的革新者们不绝于耳的自我赞美”之外，没有“任何有实在价值的创造”。
　　《尚书·毕命》里讲：“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老子的名言，我们更是耳熟能详：“治大国者若烹小鲜。”从社会层面上看，过多的变动，会破坏政策的一致性、连续性、稳定性，影响政策的反馈和评估，不仅降低了行政效率，也不利于决策水平的提高和经验的积累。政策多变，朝令夕改、政出多门，造成了官场上急功近利的心态，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往往变成“乱翻小鲜”，“瞎折腾”。有的造福不成，反而为害一方，留下不少后遗症。正所谓：“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淮南子·主术训》)如今思想文化上的“创新”几乎泛滥成灾，各种新名词、新观念、新流派层出不穷，表面上热热闹闹，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往往是概念作业制造出的大杂烩。思想理论的创新是严肃的，社会的意识形态具有高度的稳定性，绝非主观上可以随意“发展”、“创新”的。多如牛毛的新理论、新见解，轻易的体系的创造，除了表明社会的浮躁心理外，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
　　持续而强烈的求新情结表现了当代中国文化的一种片面性，即片面地强调革新变动，忽视社会的保守性，甚至贬斥保守性。在任何一种相对成熟的社会体系内部必然存在着革新与保守两种倾向，相反相成、并行不悖，共同构成社会体系稳定和发展的两翼。政治文化上革新倾向，在西方被称之为——自由主义，与之相对的是保守主义。社会也是个有机体，社会领域中的革新与保守、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就功能而言，犹如生物学上的变异与遗传。生物的变异与遗传功能互为条件，对立统一。生物体不能只有遗传，只固守遗传的密码和信息，生物要通过变异适应环境，实现物种的发展。社会也不可能永远固守传统，不求变革。然而，正像生物体一样，如果只有变异而无遗传，就会变成不可琢磨的怪物。社会也不可能总是处于变动之中，也需要有保守主义的倾向。变革，是通过不断地适应环境的变化使社会体系的生存能力得到加强；保守，是不断地向制度的本质复归，通过对固有价值的肯定来巩固社会体系的稳定。变革和保守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体系都是必需的，变革与保守之间并无优劣之分，但遗憾的是在我国当代文化中，乃至在语言中，保守都是一个贬义词，这是当代中国文化不够成熟的一种表现。
　　严复在上个世纪初就曾十分辩证地说明了新与旧、激进与保守之间的相对而互补的关系。他的名言是：“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变革时代的革新与守旧各自的价值和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政治学讲义》中，严复还指出：“乃先之以导其机，必忍焉以须其熟，智名勇功之意不敢存，夫而后有以与时偕达。有以进其群矣。”严复将社会的进步与变革视同生物有机体的生命发育的渐进过程。他还特别强调：一个社会的发展应该是“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生长。使其效不期而至”。在一百年前，中国处于急剧的社会变动之中，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夜，而那时的思想家就已经意识到了在变革时代中社会保守性的重要。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度过了一百年，难道还不应变得更成熟一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