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豫让”叙事与“历史”塑成

　　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中，著为卷首的叙事，是“三家分晋”，历来皆认为温公此一安排，有其深刻意义。在此卷的“臣光曰”，其曰：“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乌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点出了周天子号令自紊、周家体制崩坏的转关，而温公则通过史事铺陈，以叙述三家分晋此一事件始末的方式，带出了列为全书卷首的微旨，也指出了一个新时代之到来与旧时代之结束。无论司马光以“礼/智力”相对于此一分际，或是批评此一“智力相雄长”的新时代，要之，已以其史识，看出了此一巨变；而在智力相雄长中的，首先登场的事件与人物，便是标题著为“三家分晋”者。在其叙事中，全篇之结构实以“晋”之瓦解、周天子承认三家——韩赵魏为主，而在其情节推演中，实更有一主线居于期间，带出了各等人物，此即“智赵争雄”。荀瑶与无恤相争始末，始终导演着三家分晋的展开，大时代的叙事，也就在争霸中起落与淋漓，人物环此而一一出场，并致后人感喟。智胜，则代晋，赵胜，则三家分晋，显然在标题中结果已经出现，故叙事纯是由后向前推出的主轴、情节、角色选择安排，而后加以铺陈，作者之想法已经在历史中。先不谈“三家分晋”之“鉴”意；只就其事件内容而言，“战国时代”之序曲已然登场，已不再是孔子致感慨的齐桓、晋文尚有霸主之“春秋时代”，诸侯为之主，各家有养士，人皆可以尽性，生命的意义中也有了“自我”。
　　司马光所谓的“三家分晋”事件，在先秦以及汉代典籍中，是否已具其本事，而在诸文本叙述中，与豫让又有何关系，——无论豫让在场或不在场——值得此人在历史的流传迄今中，竟演成了一个主角型的人物？
　　还是先从司马光述起。虽说三家分晋的事件中，已经带出了豫让，但是，豫让在司马光的文本中，很显然不是他的主要观看焦点，既不如周天子失势之具意义，亦未如董安于、张孟谈“晋阳之围”之出色立功，更不如荀瑶、无恤作为相争雄的两造之精彩起伏。事实上，司马光在三家分晋的编年叙事之下，连发两次“臣光曰”，一次即以前述大义开端，呼唤出一个大时代变异的登场；而另一则完全是就智伯荀瑶败因之议论分析而发言，则文中“豫让”叙事百字篇幅之巨，亦实皆指向此一温公心目中一个重要且关键的失败者为其发言之中心。但是，无论其“豫让”叙事之微旨是什么，一个大时代小人物之登场在此一向皇帝进陈言的正式史书中，“豫让”显然已经是一个正式存在的“历史人物”。此不能不令人惊叹，显然地，司马迁对先秦典籍中人物的注意与重新书写，也引起了后世人的注意，从而，两司马所带出的一个课题便是：长篇幅的豫让之叙事，两司马各有其立意与着眼点，其眼中的大人物之典型，亦各不相同，然而，何以“是”“豫让”叙事？为何不是“不是”？无论是领受皇帝俸禄的写作，还是狱中怨艾已至极深境界的写作！
　　然而，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在不同的叙事版本之下，即便是作为“历史的”人物，其登场于叙事中，小人物也有其可能成为主人翁——一旦叙事策略改变，此一角色之生命意义为叙事者自认为已能掌握且当出现，书写的运笔就有可能为其铺陈，即便是史料的缺乏也阻挡不住其书写的冲动，则“以文为幻”便有可能出现，换言之，“豫让”叙事的本身就蕴含着另一叙事，在诸文本中演展。这时，我们还能说什么是“历史”？“小说”？
　　先秦典籍中最早出现有关“三家分晋”事件本源的，当是《左传》。事实上，《左传》传文中出现的相关叙述实甚少，约只数条与荀瑶、赵孟有关，既无后来的智、赵相争雄，亦无攸关二氏成败的“晋阳之战”(《国语》称之为“晋阳之围”)，更未出现豫让之名。尽管与“豫让”叙事有关的智赵交恶以及后来的相争与结果已经出现，但是所述实简。——这就是“豫让”与《左传》之关系。堪注意，却绝不是其与《春秋》之关系，尽管《左传》是《春秋》的“传”。
　　“豫让”之首载其名者，当是刘向所校的先秦古籍《战国策》。在今传本《战国策》中，有一篇章题为“晋毕阳之孙豫让”，《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豫让本事，大致在此章中均已出现，这应是现存最早有关豫让的首见文本。不仅如此，与“三家分晋”中“智赵争雄”有关的篇章，尚有“知伯从韩魏兵以攻赵”、“知伯帅韩魏而伐范、中行氏”、“张孟谈既固赵宗”等三篇章，三家分晋始末大要皆已具之。此四篇当中，“张孟谈既固赵宗”专叙赵氏之功臣张孟谈，“晋毕阳之孙豫让”则专叙豫让为报智伯之恩谋刺赵襄子之事。四篇仍以“智赵争雄”为主轴，而各以一篇以与两雄功臣、忠士张孟谈与豫让，此是《战国策》观点，已见书写者之有厚爱之心，然尚未独厚于豫让也；至司马迁，乃遂独厚豫让，为其列专传，属入《刺客列传》中，而张孟谈则已摒至列传之外，绝未有专门叙写。此当是史公心境与个人观点，不以成败观人，且反而对悲剧英雄与人物常付注更多之关怀。然即因此，爰史公之故，自《史记》以下，世人则多知豫让而张孟谈则反成“何许人耶”！若吾人愿上溯，且驻停于《战国策》，则张孟谈是专章所叙且有关两雄相争之成败关键人物也。是知《战国策》在《史记》之前，实更重视张孟谈也，奈何《史记》不采，“张孟谈”其奈若何！悲剧由命，命由天；然叙事则在书写者。史公既独厚“晋毕阳之孙豫让”，令其单线发展，“豫让”遂在《史记》中更明显地突出，成为千古人物，悲剧调性的叙事反而没去了赵孟之成功以及功臣张孟谈不易之贡献。一如“楚汉相争”，成功者固然为汉王刘邦，然千古以来，受《史记》影响，以悲剧英雄之形象在后世读者眼前升起的，仍是项羽。豫让亦复如是，一句已在《战国策》出现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在《刺客列传》的“豫让”叙事中，更加地被司马迁强烈突显出来。
　　尽管豫让并未出现在《左传》传文的晋国叙事中——或者他是一个小人物，还不足以入传，也或者根本就不存在于《左传》作者的书写世界中——但是，无论“豫让”多小，其“真实/虚构”之生命总是发生在三晋之地。关于这样的一个以晋国作为舞台而登场的叙事与演出，我们发现，无论是由司马光的“三家分晋”倒溯回顾，或是由《左传》、《战国策》向下视其发展，都还可以有其他主题，甚至是叙事主轴，在诸文本中呈现着。依笔者看来，在这些先秦以至汉世诸文本中，以“晋国”为舞台的诸事件，其叙事调性其实隐隐起伏了三种走向：
　　其一，作为支撑司马光“三家分晋”中智、赵争霸的叙事走向；
　　其二，以其中的一个人物——豫让为主要角色，而欲表现大时代中单一个别生命意义的叙事走向；
　　其三，以“赵氏”为中心，由春秋贯穿至战国，赵氏自赵穿之后，如何经历两次灭族危机，终能再兴而成立赵国的赵氏家族兴衰史。
对于这三种叙事走向，《史记》显然是一个“历史”塑成的关键文本，单是《史记》中即已提供了前两种定向的叙事版本。《史记》在《赵世家》中，书写了第一种走向的大时代叙事，提取了《战国策》中的情节版本，而且已在《赵世家》的篇题中显示了“赵氏”是其主轴；《赵世家》的“在”，相对应的则是“智氏世家”的“不在”，虽然在《赵世家》中，与赵国的开创者赵襄子无恤相敌称的，仍不得不是智伯荀瑶。
　　第二种走向的叙事，则是《史记》在《刺客列传》中“豫让传”的特笔。借着小人物一跃而登上此一事件的舞台场，成为大时代中典型人物的缩影，既无可取代，也无可比拟，司马迁不仅观看兴亡成败的英雄，也从性格、心灵、生命意义追求的角度观看人物。如果没有这前两种叙事版本之成形，司马光的首卷能否有其“三家分晋”的叙事底本，殆成疑问。
　　至于第三种走向的叙事，仍然是以《赵世家》为主而呈现其内，只是，司马迁系分为两个阶段，即赵氏孤儿——赵武的灭门复兴史，与赵孟历经庶子扶立、与智伯争雄、水漫晋阳之厄终得建国分晋之史。这两段分别置入个别的场景中，隐没入各自所属的时代，并没有真正的一贯使之成为一部赵氏家族历经两次劫难与危急存亡的家族兴衰史。
　　三种走向的叙事，如果以“豫让”作为一个观看的视域，则显然在第一种走向中，豫让只能是两大之小者，是家臣、是谋士，也是一功成万骨枯中之一有名姓者。第三种走向的叙事，则几乎已可完全排除了“豫让”，因为智伯是在以赵氏为主轴的叙事中的后半场，作为对立者、争雄者而出现的，这个为智伯复仇而出现的豫让，不也是因为被刺杀者是赵豫让文身以报智伯(武梁祠)
　　孟才被联系上主轴么！如果豫让在第三种叙事走向中出现且有登场的意义，除了反映赵孟之敬其忠义、爱其性情，又还有什么是“豫让”能够自存的呢？
　　于是，第二种走向的叙事就有其探究之必要了。司马迁为何要独独选择了豫让来列专传，传诸其人后世，并且把它编排入五人一列传且题为“刺客”的传记类型中呢？这具有什么意含？司马迁还看到了什么？在已经表彰“豫让”的《战国策》之外，他想书写的，是什么？
　　在司马光认为的天子衰、王室贬、礼乐已崩的新时代，却也是一人人兴起的时代，新旧相对、交替，是一个人人可以表现自我的特殊典型的世界；两司马在此，显然在其所共视为一个新时代的书写与叙事中，观点上呈现了分歧。谁才是时代的表征？什么才是此一时代的时代人物，甚至可以作为此一时代的人物之典型，因而我们凝视其型，并由其活动观看着一个时代的历史？司马迁于是为“豫让”立传，而且是“刺客”典型的专传。因为，他以为：他看到的是士之游走，不仅游走于诸侯间，也游于列卿贵族间；同时，他也看到：有许多人并不游走，仍静待不重其用者，如屈原；仍有人不游走，只是守着已亡、已败的故主，甚至复仇。大时代的游士，也仍然有不游之守士，只是，不游走是为了效忠吗？这不就反驳了两司马一同观见的时代之雄与士并世群起么！那么，什么是不游走之士，他们何以不游走？司马迁说出了，他认为：不是“忠”——司马光所谓君臣、名分者，而是“义”——是“士为知己者死”。
　　《刺客列传》仅仅是五人的合传，还是一篇作为整体的类传，由五人共同承担着“刺客”标题之名？若为后者，则史公系有意为之，欲藉此五人将一种人物之生命的典型叙写出以传诸后世也。此人物典型即为列传之名称：刺客。此可由两处以见考之：首先，由传文中联结此五人的笔法：“其后百六十有七年，而吴有专诸之事”、“其后七十余年，而晋有豫让之事”、“其后四十余年，而轵有聂政之事”、“其后二百二十余年，秦有荆轲之事”，即可看出史公实有意识地运用了一种叙事学上所称的，“联结(emplotment)”，使相隔百年或数十年的人物能够在时间纵轴上联系起来，剪接与联结导致了“蒙太奇”效果，因而五个个别的画面仍然形成了一幅“刺客”的画面，此即是人物典型的塑造。五人共构的传主形象，乃是名曰“刺客”的人物之典型。
　　其次，由此传传末之“太史公曰”所云：“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是故史公择此“五人”而叙，乃是欲专叙此一人等，塑型、写意，营造出此一人等——皆义人也——的特殊性格。“或成或不成”，皆是此世界中的人物，然而此世界，还由史公笔下的此“五人”所构成！
　　此五人既共享标题，称为“刺客”，则此类型人物的生命特殊性是什么？史公所给定的此篇主旨：“立意较然”之“意”，又是什么？何以刺客之为刺客？刺客人等之世界，其“共性”何在？《刺客列传》的叙事，实有其结构，此即以“士为知己者死”为主题，而以“待”——“遇”——“报”为其展开主题的结构。
　　所谓“待”者，在《刺客列传》中，刺客之出场，每如孤鹰独行，踽踽寂寂，盖以有“待”也。史公每写其寂寥之背影，乃至旁若无人，歌于市井。生命的在世性，不在于与环绕周遭的人发生勾连，而在于等待与期待一种“遇”——天地之间另外一种缘分的等第之出现，方才能打破此孤寂，使生命投向于期待中的未来，燃起眼中的光彩与热炽，即便是以血染成的风采！
　　“遇”，是天地间之一种缘分，于刺客叙事中，曰“知遇”；于主，曰能“知我”而“甚尊宠之”；于传主，则是一种酬答知己，愿“以性命许人，绝非孟浪之举”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情怀出现。这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遇”即是悲剧剧情中的“情节急转”。
　　“报”，则在于作为传主的“刺客”，须完成生命的价值意义以为此叙事之结局，不论是报主之仇，还是报主之知遇，抑或是赴死赴难，比首、仗剑，所刺者，皆在于以此一“刺”之行动来完成其一生所等待之意义降临的时刻。
　　睽诸《刺客列传》中五人之传记叙事结构，无不如此。曹沫之于鲁公、专诸之于公子光与伍子胥、聂政之于严仲子、豫让之于智伯、荆轲之于燕太子丹，而在“待——遇——报”中，“遇”尤为一关键。世人相往来，“遇”者多矣，故“遇”之关键，又在于“知己”否！此方能与前此之“待”、后此之“报”相结合，三阶段之叙事结构于是乃成为《史记》司马迁笔下之《刺客列传》能成就一有生命、有情节、有形象、有典型、有精彩事件之叙事。“士为知己者死”就是以“士”为传主，素绘知己间如何相对待的主题与旋律之进行。
　　史公在《刺客列传》中不只一次地提到了“士”，而“刺客”作为“士”的典型之一种，是否其本质即在于“刺”的行动完成与执行中系必须“死”——“必死”是否即刺客定律？“必死”是为了成仁而非成功，成功亦死，不成功亦死，故谓之“成仁”；“必死”乃使“成仁”成为生命意义的代价。何以故？生命的意义，于刺客而言，即在于以“死”来完成自己的“生”——一种悲剧性生命的典型，即在此种“生”与“死”的换取上，这是“刺客”，也是“义士”，假赵襄子口中称之的“义人”。而豫让之友在力劝其以“生”而不必以“死”来复仇时所说的一段话，既不为豫让所接受，认为有违于自己生命风格的原则。因此，刺杀、复仇的终极之意义，便不在于刺杀的成功与否，而在于对自己而言，那种苍鹰出场的孤寂身影之有“待”的姿态，在经过了自己所认可而接受的“遇”之后，适宜自己完成自己的方式是什么？什么方式才能达到“完成”，在待——遇——报之后？成功与成仁之对比，恰在此处豫让的叙事中之一段与友人的对白中再次显现出来，更强化了“刺客”这一等人物——人间之“士”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死”之内涵与能成其为“自己(士)”的昭示！果若如豫让友人所言，则“成功”实可期待，然豫让之正色拒绝此种人生行道，可见其亦非不知友人所言之可行性，亦可见“成功”确然不是价值所在的关键，也不是目的的终极！“士为知己者死”，此已道出“待”、“遇”，则此一主题之成为真实人生之境遇乃在“我”出现时，“我”于是生命中有了意义，有了所投向的目标、价值之光和热。“报”，不仅为主恩，知己，更而是“为己”，完成了“我”具有此“身”与此“生”的意义。此等人物其所成立的典型，就在史公的捕捉中，完成了其笔下的叙事与形态。
　　司马迁立传每有深意，刺客之为刺客，在其人格特质、在其生命完成之独特方式，在其完成自我以“报”他人之想法，而不在其所“刺”之“剑”也，故曰“义士”。“豫让传”中赵襄子曰：“此义人也。”而豫让则曰：“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是豫让所追求者，仍在于以“国士”为其完成生命价值的目标，并以此架构了其生命的品格与等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