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玉米与明清的移民开发

　　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何炳棣先生在他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一三六八——一九五三》这部名著中提出，要重建中国人口的历史，就“必须将所有重大的经济和制度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这些因素对人口运动有重要作用，而且在各个阶段都不相同。因此，在各个阶段独特的事实和因素得到考证之前，不能随意运用人口学的理论”。(第303页)这实际上成为他在进行人口历史研究时“毫不含糊地回避了定量分析”(费正清序)的思想根源。这部著作已经成为从整体上研究明清以来中国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的社会史经典著作。
　　今天，重新阅读这部写于半个世纪前的著作，其学术思想乃至一些具体观点，仍然可以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启发。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何炳棣先生在中国人口历史研究中的许多重大发现在国内逐渐受到重视，有的结论已经对今天的人口历史研究起着指导性的作用。但是，他的那种从整体上思考中国社会历史的思想在国内仍然缺乏有效的回应。
　　这里仅举何先生研究玉米对明清时期的移民开发和人口增长所产生的影响，管中窥豹，看看何先生如何展开他对社会历史的整体思考。众所周知，十六世纪，原产于美洲的农作物品种玉米和甘薯输入中国，这些作物和中国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相结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粮食产量稳步提高为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创造了条件。明朝长期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充裕的土地资源，朝廷的撙节开支，也都刺激了人口的增长。中国的人口“从十四世纪后期的约六千五百万增加到万历二十八年(一六○○)的约一亿五千万”(第310页)。清朝在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收复台湾后，也进入了一个“真正和平、政府节约、经济繁荣的新时代”。十八世纪康熙到乾隆的盛世“对人口增长提供了旷古无比的条件”，到十八世纪末，全国人口超过了三亿(第316—317页)。人们在总结明清时期巨大的人口成就时，不能不重视玉米、甘薯等新传入的农作物所做出的贡献。但是，何炳棣先生在看到这些繁荣的同时也敏锐地注意到玉米对明清时期移民开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玉米传入促进了明清时期对大面积丘陵山地的开发。许多过去荒无人烟的山地深箐逐渐为新来的移民开垦出来，变成新的居民点。可以说，那个时候的大规模国内移民潮流既推动着玉米种植范围的扩展，而玉米等新作物也成为明清移民开发的新动力，两者是相互促进的。我们还是看何先生的叙述吧：“直到十八世纪初，南岭山脉的大部分丘陵和山岭还覆盖着森林，农业较少开发。东南沿海各省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最终迫使东南的贫苦农民，开垦长江流域内地省份的丘陵和山区，这一过程可能一直继续到太平天国时期。”移民主要以玉米和甘薯维持生活，“结果这两种比较新的作物变成使长江流域高地得到系统开发的主要手段”。江西、湖南的丘陵和山岭的红色表土，那时还覆盖着植被，在刚变为玉米、甘薯地时是相当肥沃的。这些垦荒农民住在临时搭起的棚屋中，因而以后被称为“棚民”。棚民在长江中下游的省份和福建到处可见，但尤其集中在江西、湖南的山区。地方志的解释说：“大抵山之阳宜于苞粟，山之阴宜于番薯，……可食至次年三月，洵山家厚实也。”(同治《玉山县志》)玉米和甘薯在经济上的好处甚至吸引了本地的贫苦农民向山区迁移。“到十八世纪初期，长江流域内地的山地已经开垦得如此之多，以致外来移民和本地汉人侵占了苗族人的家园——湘西山区。”在农业上，在嘉庆五年(一八○○)以前，大部分湖南的山地获得了有效的利用。
　　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玉米种植带动了遍布全国的开垦陡峻山岭的过程。移民蜂拥进入了南部中国的浙江西北山区、皖南、云南、广西和贵州的山地；稍北的汉水流域由甘肃南端、整个陕西、鄂西高原北部和豫西南构成，这片“以秦岭为主干的广大山区，直到康熙三十九年(一七○○)为止，除了少数几个有历史地位或战略意义的市镇开发较早外，依然人烟稀少，大多为原始森林所覆盖”。玉米的传入也使这些地区被迅速开发。鄂西北的房县，“玉麦自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大收数岁，山农恃以为命，家家种植”(同治《房县志》)。十八世纪前半期，玉米传入整个陕南，“至迟到嘉庆五年(一八○○)，整个秦岭山脉和汉水流域基本都已经开发了，玉米已经成为最主要的作物及山民的主食，甘薯则成为重要的补充。移民继续蜂拥而来，必须开垦新的土地，甚至那些连种植玉米和甘薯都不适宜的过于陡峭、土层太薄的土地”(第176页)。
　　长江流域、云贵川和西北大片丘陵山地的开发导致了“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初所进行的土地利用的重大革命”，由此而增加的农田总数是相当可观的。它对于这个时期人口增长的影响也不言自明了。
　　其次，和移民开发、玉米种植相伴而来的是大片大片的森林被毁坏消失掉了，紧接着产生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不仅湖南、江西、陕西等地的森林被毁，就连像云南这样的边远地区，“最南部的开化、广南和普洱三府中，曾以疟疾流行闻名的原始森林，在道光三十年(一八五○)前己被湖南、湖北、四川和贵州的移民砍伐殆尽。甚至在云南最西部与缅甸接壤的地区(十六世纪玉米就是从这里传入中国的)，直到十九世纪前半期还在吸收来自长江中游种植玉米的移民”(第172—173页)。
　　由于山林被大量砍伐，植被破坏，加上“棚民垦山，深者五六尺，土疏而种植十倍。然大雨时行，溪流堙淤。十余年后，沃土无存，地力亦竭”(同治《武宁县志》)。这种“连续大量栽种玉米对山地的过度榨取到十九世纪初期已经使许多地方受到报酬递减规律之害”。
　　由于农作移民是耕种土地而没有长远利益的佃农，自然只希望在短时期内获得最大的利益。由于缺乏在山地耕作的经验(汉人是传统的平原、河谷民族)，他们采用深耕、条播的方法种玉米，起初几年获得了丰收，但大雨很快冲走了表土。农民可以从这里移到那里，但被冲蚀的土地却变得一无所用，只能长期废弃，或者只能经过艰巨的垦复才能恢复地力。到乾隆前期、中期，土壤冲蚀已经成为江西部分地区的严重问题。
　　……在几十年间，土壤冲蚀成了中国稻米带东半部高地的主要威胁，使江河湖泊淤塞，洪涝频繁(第174—175页)。
　　汉水流域的玉米种植同样造成了水土流失和洪涝灾害的威胁。道光十七八年(一八三七——一八三八)在任的湖广总督林则徐记述这种情况说：
　　襄河河底从前深皆数丈，自陕省南山一带及楚北之郧阳上游深山老林尽行开垦，栽种苞谷，山土日松，遇有发水，沙泥随下，以至节年淤垫，自汉阳至襄阳，愈上而河水愈浅。……是以道光元年(一八二一)至今，襄河竟无一年不报漫溃。
　　最后，何先生由此引申出了一个别有会心的结论：正是整个汉水流域土壤冲蚀和农业报酬递减加剧，“这一地区及川北部分地区成为嘉庆元年至九年(一七九六——一八○四)白莲教叛乱的中心，也许并非偶然的巧合”(第177页)。如果何先生的这一观点成立，那么十九世纪震动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由广西那些种山烧炭的农民组成其最初的主力军也就不能和这些过度开发的因素完全分开了。
　　玉米不仅在近世中国的农业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在上百年的社会变迁中也充当着不可替代的触媒。
　　恰如何先生对康熙、雍正时期的人口大增长研究后，以历史学家的宏阔视野注意到“一个很大的历史嘲弄：作为人口增长的推动力之一的康熙、雍正的‘仁政’却播下了大清帝国衰落灭亡的种子，并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经济困难”(第322页)。
　　历史上，中国没有遇到英国那样的移民向城市集中、劳动力向城市工业分流的机会。玉米、甘薯的输入使得明清时期的中国移民走上了高山峻岭、深箐幽谷。他们继续向自然伸手，在土里刨食。当十八世纪中国人口急剧增长的时候，皇帝、中央朝廷的官员、地方的封疆大吏以及那些基层的县官们都把垦荒和推广种植玉米、甘薯作为缓解人口压力的重要途径，许多基层官员甚至身体力行带头试验在新开发的地区播种玉米、甘薯，饲养蚕桑，使这个时候中国的农业文明创造出非凡的历史奇迹：十八世纪末，世界人口约有九亿，中国人口已经超过三亿。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陪同马戛尔尼使团的中国官员天津道乔人杰向英方提供的中国内地十八省的人口数字就达到了三点三三亿([英]斯当东：《英使觐见乾隆纪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国养活了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还多。但是中国取得这样的历史成就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影响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已经完全消除。
　　何炳棣先生的著作完成于半个世纪前的一九五七年。那时候，当代中国大规模的毁林开荒、毁林炼钢、毁草种地、围海造田等“战天斗地”的群众运动还没有真正开始。然而由于当时中外学术界的相互隔绝，更由于当时国内史学研究高度关注的是历史的意识形态宣传意义，何炳棣的思想和观点都没有及时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他对玉米和明清时期的移民开发、人口增长的关系的研究更不可能引起国内学者的回应。今天，我们不能说，如果那时候他的这些看法受到重视就可以避免当代中国那些令人痛惜的掠夺自然、毁灭生态的开发事件的发生，但是如果那时候有更多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及其他以科学研究为职志的人员，像他那样全面地看待开发和发展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今天为那些开发所付出的代价可能就要小得多。
　　今天，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工作才刚刚开头，而历史上中国人对山林草场的欠债已经积压了四五百年。明白这段历史，对于弄清楚压在这一代人及以后几代人肩上的环境重担应该会有所帮助，特别是当新一轮的移民、开发大潮兴起的时候，重温这些议论更有它的现实意义。
　　二○○二年四月十五日于人大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一三六八——一九五三》，何炳棣著，葛剑雄译，三联书店二○○○年出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