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摄影师眼中的移民母亲

　　一九三六年三月的一天，多萝希娅·兰琪正在加州空荡荡的高速公路上驾车行驶，突然，一个写着“摘豆营地”的字牌映入她的眼帘。由于知道这一年的豌豆因霜冻而绝收，所以她思想斗争了大约二十英里的路程，才终于掉转车头，经过一段泥泞的小路来到摘豆民工居住的营地。在那里，她见到一位带着一大群孩子的移民母亲，并为她拍了照片。这位三十二岁的母亲告诉兰琪，他们这些外来民工的生活已经到了危急的境况。她的家人一直依靠地里冻烂的蔬菜和孩子们用弹弓打落的小鸟果腹，并且刚刚卖掉了汽车的轮胎以换取食物。
　　回到家里，兰琪急急忙忙把胶卷冲洗出来，没有等到照片干透，就跑去见《旧金山新闻》的编辑。兰琪告诉编辑，加州利珀莫的移民们正在慢慢地因饥馑而死去。报纸发布这个悲惨故事的时候，配发了兰琪的照片。照片上是那位愁云满面的移民母亲和她的三个女儿，深深地陷入了对生活的绝望，读者无不为之动容。联邦政府也由此了解到移民工人的生活惨状，并在几天的时间里，为这些工人提供了两万磅的食物。很显然，兰琪的采访和她的照片帮助社会和政府了解到民工的疾苦，并且挽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
　　故事并没有结束。大约四十年以后，那位移民母亲向一份地方报纸讲述了她的故事。而为了写作一本书，正在寻找大萧条时代出现在新闻照片上面人物的甘泽尔，凑巧读了这段故事，千方百计找到了这位母亲，并再次为她和她曾经出现在照片上的三个女儿拍了照片。这位当年的移民母亲告诉甘泽尔，斯坦贝克在其名著《愤怒的葡萄》中，曾经描写了一群居住在贝克斯菲尔德的一座桥下的人们。而那时她和家人正住在那座桥下，“连一个棚子都没有……”现在，这幅《移民母亲》被收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任何人只要对美国摄影略知一二，他一定知道这幅著名的作品。而移民母亲本人则成为美国几代人心中的偶像。
　　我们许多新闻记者也有着与流动人口之间的故事。但是，这里的故事有时却表现为相反的倾向，不是同情、鼓励，反倒是歧视，并且把许许多多城市负面现象归罪在他们身上。一位英国社会学家曾经以这样一个疑问作为她论文的题目——“为什么中国媒体制造一种关于民工的负面形象？”她敏感地观察到了城市政府、新闻记者和城市居民在把外地劳动力作为埋怨对象时所具有的一致性，但她没有能够把这个问题与体制背景联系起来，从而未能揭示城市居民对外地劳动力持如此消极态度的真实动机。
　　改革以来，作为经济结构多样化的结果，社会利益结构的多元化也日趋显现。相应的利益集团主要是通过报纸、电台、电视等舆论工具，以及各种场合表达某种情绪。新闻媒体现在面临着双重目标——政治上与政府保持一致和经济上保持盈利，这要求其同时反映政府和读者的关注点和意愿。中国媒体长期以来就面对着“报喜”与“报忧”之间的两难选择。即是说，政府要求其履行一个正面宣传者的职能，而广大读者要求其反映与自己利益息息相关的事件。而在这个情形下，新闻媒体恰好可以把居民对外地劳动力与其竞争就业岗位的抱怨，与城市政府对社会稳定的高度关注结合起来。
　　媒体的态度和宣传倾向，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城市政府的决策方向，以致引出一系列排斥外地民工的就业政策。如以实施再就业工程为名，城市政府规定诸多行业和岗位不得雇用外地民工，使外出打工农民的生活景况愈加艰难，在城市形成一个脆弱群体。从法律的角度，外地民工具有与本地居民相同的就业权利；从实际来看，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并不必然与城市居民构成直接的竞争。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新闻记者的宣传倾向显然是错了。难的是，怎样才能避免有着利润动机的媒体继续犯这样的错误呢？
　　兰琪在为移民母亲拍那幅著名的照片时，她的身份是一家旨在帮助佃农度过经济困难时期的机构的速记员。她拍照使用的胶卷和旅行费用，要在文具的账目下报销。而恰恰是这种没有经济利益浸淫其中的职业行为，使她正确地反映了移民的疾苦，同时自己的作品也成为不朽的。说到我们的新闻机构，只有把宣传倾向与经济利益脱钩时，才能捕捉到具有时代感的新闻，创作出不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