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从“起源”上颠覆文学的现代性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 tAnderson)在远离西洋的东南亚(印度尼西亚)考察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基础之民族主义的文化起源，结果意外地发现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十九世纪以来出版业的发达、大众传媒的出现，特别是国民文学的普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谓民族国家的建立并非以血缘、亲族为基础，而是在共同的国语国民文学之上构筑起来的“想像共同体”，其起源就在晚近的十九世纪中叶，而非如民族主义者和浪漫派理论家所认为的古已有之(参见Imagined Commu-nities，1983)。安德森的这一研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其理论冲击力大概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在西洋(现代性发源地)的外部考察民族国家的形成历史，这有可能看到在西洋内部被深深隐蔽着而难以透视的现代性起源。另一个是揭示出国语国民文学以几近强制性的方式排除取代方言土语及传统固有的多样化文艺娱乐形式，而对民族主义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文学与制度有着共谋关系，或者可以说国民(现代)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制度。
　　日本批评家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中所处理的问题与安德森有共通之处：即旨在从起源上考察现代文学的制度化性格，及其与民族主义和现代国家的政治关系。当然，两者的历史语境是不同的。本书日文版成书于一九八○年，其中大部分章节写于七十年代后期。这一时期正是日本社会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而渐次进入大众消费社会的转型期。这同时也意味着明治维新以来所形成的以文学为核心的现代性精英文化开始衰退而为后现代多元化的娱乐型文化所取代。作为成长于战后民主主义时代氛围下的青年，柄谷行人那时在憧憬“文学和政治”中度过了“新左翼运动”动荡的六十年代。当发表《“意识”与“自然”——漱石试论》(一九六九)正式登上文坛开始批评活动之际，他注意到新左翼运动的退潮及知识人反抗政府接受“日美安全保障协定”的运动失败后，很多与自己一同参加了运动的青年由政治幻灭而开始退回到所谓“内在自我”——文学中来。这个文学似乎是与政治(外部)分庭抗礼的个人领域(内部)，但实际上退回文学这一行动本身正是对保守主义政治的默认。这促使柄谷行人开始认真思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他注意到自现代文学出现以来，人们对其做过反思和批判，但从没有怀疑过文学之制度化性格。实际上日本现代文学形成于一八九○年代发生的“文言一致”运动，这正与明治国家体制——议会、法制、医疗、教育、征兵制度的确立同时期。而“文言一致”并非人们一般所理解是书面语与口语的统一，而是一种全新的文体、全新的认识范型和语言制度的创出。这个现代文学一经确立起来，其“起源”便被忘却了，忘却的结果使人们相信其中的基本观念如理性、主体、内在精神、个性自我、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等等都具有历史主义普世性贯彻古今而不证自明，放之四海皆准。不证自明的霸权地位确立之后，则排斥一切非现代性的东西，语言被套上了表现“主体”和“告白”自我的枷锁。加之十九世纪诞生于西洋的“历史学”将这个浪漫派所张扬的“主体”肆无忌惮地投射到遥远的古代，建立于其上的“文学史”亦对前现代的文学进行肆意的分割、颠倒和重组，就这样，文学起源于并非遥远的十九世纪中叶这一事实被隐蔽起来了。
　　以此文学为核心的现代性精英文化与民族国家一起诞生，但它常常表现出一种“反体制”反政治的姿态，仿佛是与国家相抗衡的以“个人自我”为主体似的，其实正是推动民族主义的兴起，构筑民族国家体制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或者直白地说它就是国家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也就可以理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日本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变为什么会引起这种以文学为主体的精英文化衰落的现象，因为大众消费社会的到来正意味着以独占资本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转型(走向全球化？)，与此制度为一体的文学失去昔日的辉煌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了。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消费社会中多元化娱乐型文化艺术的兴起正是对往昔现代文学的压抑与排斥的抗争和复权。问题是要对这种衰落现象给出一个历史性的解释，就必须从“起源”上对其现代性提出质疑！就是说通过对文学现代性的批判来解构现代性乃是历史所赋予批评家的课题。《起源》一书正是柄谷行人以批评家的敏感和才智对这一历史课题所做出的及时回应。
　　“文学”这个概念并非古已有之，福柯说它的起源就在十九世纪中叶。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是文学这一思想诞生的直接根源，而更深层的起源则在基督教文明。近代基督教基本上是一种病态的文化，它通过笛卡儿以来的二元对立论思辨方式对事物进行一系列本末倒置的“颠倒”而逐渐建立起来。比如仿佛是先有上帝而后有信仰上帝的主体，其实基督教的上帝乃是为了确立人的主体性而创造出来的；又比如，要告白不洁的自我就必须创造出一个可以自白的隐私，实际上这个自我隐私并非如基督教所宣扬的一开始就存在着。现代文学中一系列不证自明的普世性观念就是在这样的“颠倒”中建立起来的。那么，要从“起源”上对文学的现代性进行解构，颠覆其历史主义普世性，就需要通过谱系学式的溯本求源将被颠倒了的事物和观念重新“颠倒”过来。柄谷行人的批评方法正是这个所谓的“颠倒(inversion)”或曰“现象学还原”。即排除日常性的即存观念和先入之见，以现象直观把握事物本质，从根源上对文学的不证自明性提出质疑，在被颠倒的事物现象中观察其深深隐藏着的起源。他本人曾谈及《起源》一书的写作并没有受到胡塞尔、福柯、德里达以来的现象学及后结构主义的直接影响，这大概是真的。发源于法国经由美国的技术化处理而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其大举进入日本的时期大约是在七十年代末，真正产生影响则在八十年代，这已是在《起源》一书出版之后了。况且《起源》一书是在“明治日本”这个特殊历史语境下展开论述的，而非如后期解构主义那样走向形式化的极端而消解掉文本的历史性和政治性。尽管如此，观《起源》对一切从根源上提出质疑及“现象学还原”式的思考方法，我们依然可以在总体上把此书归入广义的解构主义批评之下来理解。柄谷行人在本书日文文库版序言中提到：书中的主要篇章构思于七十年代中期渡美讲学的耶鲁大学，那正是后来大成气候的解构主义运动中耶鲁学派的大本营。在那里他与解构大师保罗·德·曼(Paul de Man)结为好友并深受其思想启发，这亦透露出其中的消息。
　　柄谷行人所谓的“制度”或者文学的制度性包括两层含义：一个是如经济、法律、政治、教育等外在物质性的制度即国家机器；另一个是指人的意识思维中凝固不变的认识模式或范型即内在化的制度。《起源》一书主要以明治中期(一八八○——一九○○)前后的文学为对象，抓住“文言一致”这一语言变革运动与明治国家体制的建立之同步关系，考察了文学在语言形式、思维方式、文体表现等方面全新的观念之生成过程(起源)。
　　比如，风景的发现。作者把使不曾存在的东西颠倒成为具有普世性的、仿佛从前就存在过的东西，称为“风景的发现”。当然，这是对现代的物质性装置(文学语言制度、认识范式)的一个讽喻。作者通过考察国木田独步《武藏野》等小说中的风景描写里出现的“内面的人(inner man)”，发现现代文学与此前的文学不同，人之主体性开始成为风景描写——文学表现的核心。所谓写实主义的客观描写实际上是如绘画中透视法的采用导致人的视觉变革一样，不是固有的自然风景被人们发现了，而是个性觉醒和内在主体性的确立使人们以全新的认识范式将自我投影到客观“风景”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文学中的风景乃是由于“文言一致”这一文学制度的确立而被创造出来的。又比如，内面(相对于外部的内在性、自我精神或主体性)与自白。现代文学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内在主体性的人之诞生，这个主体性的人以自白的方式出现在小说等文学样式中，逐渐占据了核心的地位，这是前现代文学中所不曾有的。可是人们却觉得这仿佛古已有之，而且相信是先有主体性的人之存在，后产生自白这一表现方法。柄谷行人则通过对明治时期基督教的传入与文学之关系的考察，发现自白(表现方法)这一文学制度起源于基督教的忏悔制度中。如基督教中的上帝和人的主体性是一个颠倒的关系一样，在文学中也是自白这一制度的确立促成了主体性的人之诞生。并且，明治文学中现代性自我(主体)的确立与“明治国家”制度的确立同时期，都是在一八九○年前后。这使我们注意到在西洋因历时之久而不易看到的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在起源上的同一性，及其相互补充强化的关系。《起源》还探讨了文学中作为隐喻出现的疾病和儿童问题，以及思维方式上透视法式的“深度”观念与小说结构力(叙事方式、虚构等)的关系，近世多种多样的“文”之类型的消失与以十九世纪法国小说为模式的现代小说占据支配地位的关系等问题。这些分析都清晰地展现了柄谷行人独特的批评方法：通过“现象学还原”，在被“颠倒”的事物、观念中洞察文学的起源，并对文学的制度性，及其历史主义普世性原则进行解构式的批判。
　　一九九三年《起源》一书在美国出版英文本后，又相继在德国和韩国出了德文本和韩国语版，据悉目前法文本的翻译计划也在进行之中。一本薄薄的论述日本现代文学的随笔受到世界性的关注，究其原因大概就在于其透过文学现代性的批判来解构现代性文化这一写作策略。当然，西欧和东亚的关注重心会有所不同。在欧美正如詹姆逊的英文版序言所述：《起源》以精彩的解构式分析透过明治时代中期文学诞生的历史，考察了在西洋至少经历了二百年而在日本只需一个世纪便创生出来的现代性起源，更使西方读者从“外部”观察到在“内部”因年深历久而被隐蔽起来的现代化本身所带有的问题(病症)。而对文学的制度化性格——与民族主义及现代民族国家在制度上的共谋关系之揭示，以至《起源》一书独特的文学批评风格，都会给西方以刺激与启发。这与稍后在美国出版的安德森的《想像共同体》所带来的冲击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东亚的韩国情况则又略有不同。日韩两国的现代史本身就具有难解难分的复杂关系，所以柄谷行人在韩国语版序言中干脆直白地说：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也正是“现代日韩关系的起源”。加之韩国现代文学本身的发展直接受到日本文学的影响和压抑，韩国人大概会像读本国的历史一样来接受《起源》一书的吧？另外，日韩两国战后同为美国保护下的同盟国，经济同步发展，大众消费社会相继到来，以现代文学为核心的精英文化衰落，这些社会文化上的同时代性也都会有助于对《起源》的接受理解。
　　那么，中国的情形会怎样呢？我无从知道。但是，在阅读翻译此书的过程中确实促使我常常想到中国的现代文学即“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种种课题。比如，中国新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建制是怎样一种关系？作为新文学之制度性基础的“国语统一办法案”(一九一一年六月晚清政府中央教育会议通过的法案)的制定，国语白话文运动(二十年代)，语言大众化运动(三十年代)，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四十年代)，普通话制度的建立(五十年代)等等，是制度上的语言问题，还是新文学中的制度性问题？其与现代中国的民族救亡有着怎样的复杂关系？又比如，新文学中那个沉甸甸的“启蒙与救亡变奏”的主旋律；从《狂人日记》的“孩子”到《寒夜》里的小公务员那一长串无辜死于“肺痨”的人物名单，把身体(疾病)作为一种隐喻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还有，白话文与古文之争，新文学对俗文学的压迫，旧体诗之是否应该进入现代文学史的论争等等，这里是不是存在着作为制度上占支配地位的新文学对非现代性的文学语言的排除与压抑？对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需要在怎样的认识论基点上予以定位加以解构……不用说，日本与中国的现代史充满了异质性甚至有时是背道而驰的。然而，于现代性的发源地西洋之外试验现代化而构成各自的百年现代史这一点上则毫无疑问是相通的。另外，我还想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据说至少晚日本三十年，这正好与日本进入大众消费社会在六七十年代而中国则要等到九十年代相吻合。八十年代末鲁迅研究中出现的对文学(研究)上意识形态化的反思，九十年代初京沪两地的“人文精神”论争，以及稍后西方诸“后学”的大举进入大陆中国，以新文学为核心的精英文化的失落与通俗娱乐文化的兴起(还是复权？)……今天，我们是不是有必要进一步把“五四”新文学“历史化”、“对象化”，否则我们对九十年代后的社会转型能给出一个合理满意的说法吗？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柄谷行人的著作大概也会对中国的文学研究有所刺激和启发吧？
　　当然，写作如《起源》这样一本出色的批评著作是需要智慧和才觉的。柄谷行人(一九四一年生)作为日本战后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所谓后现代主义时期有影响的批评家和思想家，从一九六九年登上文学论坛以来始终不懈于思考，不断有创新，至今已有文集二十余种，其主要著作如《畏惧的人》(一九七二)、《意义这个病症》(一九七五)、《马克思及其可能性的核心》(一九七八)、《批评与后现代》(一九八五)、《探究》(一九八九)、《作为幽默的唯物论》(一九九三)、《透过“战前”思考》(一九九四)、《伦理21》(一九九九)、《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二○○二)等，都给日本的思想界带来过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而出版于一九八○年的《起源》正是批评家柄谷行人走向成熟期的代表作。
　　二○○二年元旦于东京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三联书店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