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知识分子危机与批判精神的复苏（一）

　　索飒：我们知道，您是墨西哥首都自治大学的教授，同时又是“争取拉丁美洲解放与保卫拉丁美洲文化论坛”的主席；您是德国人，但已经在墨西哥居住了二十六年，从您的著述和谈话来看，您已经更把自己当作了拉丁美洲大家庭的成员之一。您这种身份本身就很有意思——在某种程度上，您代表了理论与实践、欧洲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间的联系。
　　作为主要作者，您是为《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终结：新的历史蓝图》中译本首发式而来中国的，会上，人们很有见地地谈及了中国与第三世界思想接触的重要性，这也是今天访谈的出发点。您已经有三十多本专著、合著(其中数本与诺姆·乔姆斯基合著)在十几个国家出版发行。目前的中译本，中国读者可以直接阅读；我想就您的另外两本著作，即《民族认同与全球化：社会科学的危机》、《参与性民主与新型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提一些问题，我们从“知识分子危机”谈起。
　　您在《民族认同与全球化：社会科学的危机》中谈到，相当长的时间以来，社会科学和作为社会科学载体的知识分子进入了深刻的危机：“面对人类和人类大多数人的重大问题，知识分子阵营出现溃败之势”，“其机会主义和投降行为如倾泻的雪崩”。
　　这一“崩溃”的征兆和过程是怎样的呢？我之所以向您提这个问题，是因为它同样在中国出现了，它不仅表现为政治立场、大义、原则的缺席，而且早已在流行着一种新版的道德犬儒主义。
　　迪特里齐：我们先从征兆谈起。对比六十年代的情况，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溃败之势是很明显的。那时，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是新思想的发源地，比如当时在拉丁美洲提出的“依附理论”，宗教领域里的“解放神学”，甚至可以包括在此之前的“拉美经委会思想”等等；当然，还有切的思想，切·格瓦拉在参加革命之前，本质上是一个知识分子。六十年代知识分子为人类的解放做出了很重要的思想贡献。而今天的大学是一些被阉割了的机构。大学教育脱离大多数人的生活现实，研究质量低下，教育道德沦丧。对于青年人来说，大学不仅乏味，而且使人异化。跟中国的年轻人或拉美的年轻人讲什么法国的福柯、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德国的哈贝马斯、意大利的诺韦尔托·博维奥(Norberto Bobbio)或美国的亨廷顿，学生会感兴趣吗？他们是一些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每月的薪金应该在一两万美元左右，生活条件优越，他们不了解第三世界的问题，对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也没有兴趣。尽管这些人与我们的现实和未来没有多大关系，但老师还是向学生们灌输这些异化了的、并使人异化的教材。因此，今天的学生对大学普遍不感兴趣。
　　索：我插一句，您说这些异化的教材使学生们感到乏味，不过我们这里对第一世界的这些人物倒是充满了神秘感。但是，由于译介者艰涩的语言，一般人对这些理论仍不知所云。
　　迪：七十年代学运高潮后，大学不再是批判的中心，加上后来苏联的解体，第三世界的大学失去了方向。传统的社会主义不再是追随的目标，于是，“未来的资本主义”、所谓“没有危机的新经济体系”、肤浅的“后现代主义”，纷纷出来证明，一切有意识地改造社会的尝试注定要失败。在大学、报纸等知识集团中，在教授、学生等知识分子中树立起了一种“单一话语”，“对话”消失了。六十年代的大学充满了辩论，不同理论、不同政治立场的辩论，而今天的大学没有辩论，气氛类似陵园、墓地。每个人都能发表意见，一切都可以容忍，但这是一种压迫性的宽容，宽容的目的是排除辩论。我在墨西哥、巴西都曾说过，当今经济学家的话语中百分之九十五是宗教，是思辨，只有百分之五是科学，而且他们不用自我辩护，因为人们不争论。不争论就没有科学进步。
　　当今的世界体制很精明，它们利用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有计划地在经济领域里扩散新古典主义理论，在哲学领域里扩散后现代主义，在政治学领域里扩散亨廷顿的蠢话，在心理分析、心理学领域里扩散福柯的愚民理论。也就是说，这个体制很会抓时机，迅速用他们的宣传和意识形态占领知识分子的头脑。当再也没有人相信后现代主义的鬼话之后，又出现了法国人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解构主义什么新思想也没有提出来，完全是肤浅的和轻浮的，经不起严肃的分析批评。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世界性教会的神父，这个教会的主教就是美国的亨廷顿、德国的哈贝马斯、意大利的博维奥，等等。他们向神父们传授礼拜仪式，传授十诫和经典，第三世界的神父便向学生们强制传教。这样，西方帝国主义轻而易举地就得到了十五年的思想控制。政治斗争是围绕“软件”进行的，当你控制了软件，你就控制了整个计算机。现在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当然，是缓慢的变化。
　　知识分子危机的产生在欧洲有不同的原因。帝国主义超级集团——欧盟的兴起灌醉了掌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今天他们基本上沦落为帝国主义知识分子。一九九一年，他们以支持对伊拉克的战争为口实纷纷投降，一改以往对政府的批评立场，转而支持欧盟在全世界扩张权力，打击第三世界。拉丁美洲的情况不同，军政府从肉体上消灭了学术界的优秀青年，阿根廷、智利、巴西等国少数苟活下来的优秀知识分子流亡委内瑞拉和墨西哥。七十年代，这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已经被本国富裕的石油政府收买。进入这两国的其他拉美国家流亡者，苦于以往的悲惨遭遇，也先后就范。在美国，知识分子从一九三三年起直至今天，一直就是华盛顿帝国主义政策的同谋。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在于没有能够使社会主义思想获得新的生命，今天的青年人已经无法在传统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聚集行动。今天的话语、报纸、形象、符号已经与以往大相径庭。比如，德国青年二○○一年对“祖国”的理解与一九五○年的理解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而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能力使青年们看到，在消费型资本主义制度与新型的、以精神和团结为背景的社会体制之间有进行选择的可能。在北京，有一个现象给我很大刺激：当我走下毛泽东纪念堂台阶时，不到三十米远，人们在叫卖热狗、三明治、可口可乐。我觉得这是对民族领袖的亵渎，是传统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滑坡的征兆。
　　索：中国的思想界、青年人已经提出了您所说的这个选择问题，但是，在新的复杂形势下出现的各种左翼思想，一方面还缺乏来自本土的自信，缺乏将语言形式朴素化的能力和勇气；另一方面，在反思“革命”、“社会主义”等重大命题时又表现出某种浮躁和简单化。
　　您在书中列举了全球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向体制投降的五个原因：一，知识分子更容易获得不同形式的权力，比如金钱的权力，中介权力，社会影响权力；二，相对脱离大多数人的实际生活状况；三，更容易接受上层统治者的价值体系和世界观；四，十九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坚持单一学科体系内的隔离研究，这种畸形的专业化研究先天贫血；五，学术研究中缺少一种政治意义上和认识论上的深刻模式来支持、启发和指导社会科学的日常工作。
　　说到中国，可能还要加上几条原因：a.知识分子在新的形势下迅速致富的可能性，在一个长期贫穷、文化中又缺少强烈精神色彩的社会里，这种“物质主义”的诱惑是可观的；b.封建社会历史漫长，影响持久，人们既然难以摆脱官本位的限制，便悟出了当官的重要，官位不失为第二种重大诱惑；c.长期的半殖民地历史、弱国的历史、无数的流血、失败对斗争意志的摧残。于是有了向“胜利者”、“成功者”的趋附，在当今的全球化背景下则投靠最强大的世界强权。当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事情又在向新的方向发展。
　　迪：在知识分子的种种机会主义面前，一般来说，国家不需要以行政方式或镇压方式对知识分子实行“检查”制度，因为知识分子实行了“自我检查”。他们尊重当局所规定的不同政见的“限度”，不让自己的话语超过体制表示“可以尊重”的界限。
　　索：您在同一本书中还谈到，与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相比较，第一世界知识分子中的机会主义要严重得多，您这样说的理由是什么？
　　迪：相对于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具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优势：第一，生活优越，一个德国教授很容易挣到五千美元的月薪，终身教授享有很多特权、很高的声望；第二，他们能得到法制国家的保护。国家很难因为政见从肉体上消灭体制不喜欢的知识分子。第一世界用的是另一种镇压方式，比如阻碍持不同政见者利用媒体，在美国，乔姆斯基就无法在任何一家重要报纸上发表文章。还有比如封锁他们的论坛，丑化他们，利用御用文人发动对他们的攻势。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国家可能采取经济制裁，比如开除教授等等。但国家无法杀害、拷打、强制流放一个持批评立场的知识分子，也不能让他“失踪”。总之，第一世界知识分子面对的客观压力要小得多；第三，他们拥有好得多的基础设施——信息设备、图书馆——以获得有关世界形势的信息。但是，他们却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没有利用这些优越条件为大多数人服务。第三世界主观条件较好，因为那里的战斗性、批判性更强，那里的知识分子更接近边缘人的生活现实，但他们的客观条件要差得多。教授们很难得到奖学金旅行，比起美国教授来，所能获得的信息量要少得多。此外，他们还面对着第一世界所没有的、警方的实实在在的各种镇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世界知识分子中的机会主义程度、他们被收买的程度要大大高于拉丁美洲的同行。
　　索：您在书中提到，不仅重大理论已经沦落为对旧时代的回忆，看来，除了少数例外，“英雄们也都累了”，在拉丁美洲的“著名人物”中，今天很少能看到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很少能看到勇敢捍卫人权的战士。关于少数“没有休息的英雄”，您提到了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根廷人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维尔(Adolfo Perez Esquivel)、墨西哥萨帕塔游击队的副司令马克斯(Subcomandante Marcos)、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葡萄牙人若泽·萨拉马戈(Jose Saramago)。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都是些比较生疏的名字，您能具体介绍一下这另一面的情况吗？
　　迪：当然，历史是辩证的，用更形象的话来说，历史是波浪式前进的，形势在不断变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活跃在前台的，是一些放弃批判立场的、机会主义的、平庸的、被体制收买的知识分子。但这种局面也会制造出它的对立面。那些敏感的、有道德的、专业能力很强的知识分子开始站出来揭露谎言，戳穿虚伪。眼前反对美国对阿富汗发动战争的局面就是一个证明。我完全有把握说，在拉丁美洲，大多数民众和知识分子都反对美国轰炸阿富汗。这与伊拉克战争时期的情况非常不同，当时，几乎所有的拉美著名知识分子都支持美国。今天情况有了很大转变：大部分著名知识分子都反对美国的行为，而且公开表明自己的反对立场。这种变化极其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乔姆斯基、萨拉马戈、佩雷斯·埃斯基维尔这些人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年轻人，尤其是敏感的年轻人，往往通过与榜样的行为认同来进行学习。如果在我们的大学里，在公众场合中，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向青年解释：除了发财致富，还有其他的理想，不应该忘记穷人的存在等等，那么，久而久之，就会出现一种后果。
　　今天，世界体制陷入了极其深刻的经济、政治、思想危机，今年在意大利热那亚出现的反对八国集团会议的抗议行动是证明之一。我认为，我们将迎来一种批判精神的复苏，情况将与六十年代有某种相似。当时，抗议美国侵略印度支那、越南的运动，在欧洲是围绕着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罗素——他建立了公开谴责美国侵略行为的“罗素法庭”——进行的，在法国围绕着萨特等等。今天，现存体制越来越没有道德，违背伦理，越来越无耻。领导着反体制斗争的，一方面是一些著名人士，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社会运动。当大学、当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群体还没有摆脱“阉割”状态时，一些著名人物和人民群众的社会运动取代了前者的先锋作用。在墨西哥，代表着民族觉悟的是萨帕塔运动，因为知识分子没有能够承担起他们应负的责任。
　　因此，我认为，在这场正在出现的批判精神复苏中，一些国际性的知识分子将起重大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基层的社会运动，是他们领导着反对国际金融资本的斗争。
　　索：您在书中提到，群众的斗争浪潮冲破了知识分子的“一潭死水”。也就是说，是他们把知识分子拉出了静止的泥潭，给他们输送了新鲜血液。
　　迪：这类社会运动的一大特点在于它迫使各种社会单元——政党、大学、报纸——表态。比如，当萨帕塔运动出现后，各政党都必须表明是否支持，政府必须决定是否镇压，而知识分子也必须做出“他们是否合法”的判断。历来如此，形势的发展驱使各个社会群体对他们所处的历史关头明确表态，而这些历史关头也就是造就历史觉悟、推动社会变化的关头。
　　索：这就是说，社会运动促使知识分子脱离“非政治化”的状态。鉴于中国公众对于拉丁美洲的情况知之甚少，我想请您再谈谈这些社会运动的具体情况，比如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它们的规模等等。
　　迪：所有这些都是基层运动，从数量上说，规模并不很大。比如，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今天有三百万成员，而巴西有一亿六千万人口。阿根廷的“包围者(piqueteros)”运动是由一些失业者组成的，他们封锁公路，要求政府提供就业机会，解决吃饭问题，他们的人数也并不多。还有阿根廷的“五月广场母亲”运动，她们是在反对军政府的斗争中出现的，由“失踪者”的母亲为主组成。智利“阿劳坎人(araucanos)”农民运动的目标是土地。当然，还有墨西哥恰帕斯省的萨帕塔游击队。厄瓜多尔的印第安人运动人数可能多一些，但那是特殊情况。还有哥伦比亚的政治武装运动，即游击队运动。委内瑞拉的查维斯政府也是一种爱国军人发起的玻利瓦尔主义运动的产物。各种各样的反对新自由主义排他体制的抵抗斗争急速发展，这些运动造成的影响主要不在于人数众多，而在于树立了榜样。它向人们证明，组织起来进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破坏它的存在是可能的。
　　这些斗争的起源都很相似。新自由主义，或者说自由贸易，还有中国正在加入的世贸组织，它们损害了三大社会阶级：小规模生产的农民，因为他们无法与美国的工业化农业竞争；小企业家，因为他们无法与跨国公司竞争；工人，因为自由贸易挤垮了民族工业。这一背景解释着为什么在整个拉丁美洲都爆发了印第安农民运动。类似的进程在欧洲曾被称为“资本的原始积累”。当今的现代资本主义进程也需要剥夺小农的土地，资本的集中使小企业主受到打击，传统的工人受到自动化的打击。因此，拿拉丁美洲来讲，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其基本经济生存直接受到威胁。面对新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给他们带来的生存威胁，这些阶级开始做出反应。开始是小规模的组织行动，但得到日益扩大的社会支持。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