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徽州访碑记

　　徒步往古徽州进行文化遗存和文书契约的调查访问期间，我们于不经意间，在错落有致的徽州古村落中、溪流湍急的小桥边、巍峨耸立的山野上和层层若阶梯的水田旁，惊喜地发现了真实反映古徽州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另外一种文字记录——以石头为原料而镌以文字的碑刻。
　　正像全国其他地区如北京、上海、苏州和佛山等地内容极为丰富的历史碑刻一样，徽州的碑刻也隐藏着十分丰厚的内涵。这些矗立在徽州各地祠堂、墙角、田边、路口、桥头和深山的碑刻，历经千百年(徽州最早的碑刻，据《歙县金石志》记载是南朝梁大同元年的《吕堨记》)沧桑巨变，有的已经被岁月的风雨剥蚀得只剩下凹陷的字痕或光秃秃的石面，有的则成为了残石断碑，杂乱地置放在一堆乱石之中。更有甚者，还有一些碑刻早已被当地的村民作为码砌房屋猪圈的坚实基础，深深地打入地下。至于在偏远山区，石碑被作为牛槽、浆衣的工具，似乎也不在少数。
　　我被徽州碑刻这一珍贵的文物和历史资料已经和正在遭受如此触目惊心的破坏深深地震惊了！由于这些碑刻反映的徽州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领域内容极为广泛，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过去从未引起过徽学研究者的注意，而且一些碑刻随着徽州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还在不断地受到人为的毁坏，于是，我们决定发动当地有识之士，迅速开展对碑刻的寻访和调查，以期尽快抢救和妥善保护这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并为日益繁荣的徽学研究提供第一手原始资料。
　　寻访和调查徽州碑刻的工作，就在这种忧患和保护意识的支配下开始了。
　　我们把访问碑刻的第一站放到了自宋代徽州建立以来即作为州治或府治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歙县。
　　歙县是徽州的首县，古民居、祠堂和牌坊等文化遗存都有着良好的保护，且不说驰名中外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许国石坊和棠樾牌坊群，就是完整保存下来的竹山书院及许村、昌溪和大阜等古村落，也令海内外研究者和如织的游人为之赞叹不已。而立于披云山麓、练溪河畔的新安碑园，其所收藏的各种碑刻着实让人为之惊喜，我们不禁对歙县决策者保护徽州历史文化遗产的举措产生由衷的敬意。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很多精美的书法碑刻，而且县城内重要的历史文化碑刻也被移至园内，加以妥善的保存。在新安碑园逗留不久，我们即拾级而上，来到位于山巅的歙县博物馆库房。在不算宽敞的库房里，一块核定为一级文物的元朝《胡氏先莹碑》(元统二年)，使我们大大地开了眼界。不为别的，就为人没死而先立墓志铭这件事，我们就觉得特别的新鲜。这块先莹碑文字近千，内容翔实，既不隐恶，也不彰善，而是实事求是地将先莹主人一生(说是一生似乎不太精确，毕竟碑主其时尚未瞑目)的事迹如数道来，生动而又幽默。随后，在古代著名水利工程、刚刚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渔梁坝附近之练溪岸边，一块土地庙碑又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只可惜的是，这块石碑现已经成为残品了。不过，当渔梁街上一块被草席覆盖的明代巨型《重修渔梁坝题名碑》(万历三十五年)呈现在眼前时，我们顿时又兴奋起来，渔梁坝毕竟是名闻遐迩的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啊！这块重达吨余的巨型石碑，镌刻了工整的楷书，详细记载了重修渔梁坝捐输资助者的芳名及其修建过程。县城的碑刻还有很多，我们无法详尽考察，只好把它交给当地的文化人来做了。我们真诚希望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将这些碑刻的完整详细情况全部记录下来，作为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为研究者提供利用上的方便。
　　结束了对歙县县城碑刻的访问和调查后，我们又来到了位于歙县城西十余里的棠樾村，著名文物古迹棠樾牌坊群就坐落在该村的东口。棠樾是鲍氏宗族的聚居地，这里的碑刻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祠堂的墙壁上，村庄的房屋旁、古树下，到处都分布着碑刻。这其中既有记载鲍氏源流的《鲍氏源流记》，鲍氏宗族的《义田记》、《义田禁碑》，还有鲍氏宗族敦促族人及时完纳税粮的所谓《鲍氏公议敦本户规条》(清代)、《鲍氏公议体源户规条》(清代)，甚至连皇帝的上谕也被刻成石碑竖了起来。这就是徽州，这就是徽学的独特魅力。难怪明代著名戏曲家汤显祖要发出“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的感叹了。
　　早在年前，就听到祁门的同志说祁门的碑刻遗存遍布各地。于是，怀着迫切的心情，我们把徽州碑刻调查的第二站放到了徽州边远山区——祁门。
　　祁门县建于唐朝，因境内有祁山和阊门，而简称为祁门。这是唐代著名大诗人张志和的故乡，这又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境内高山纵横，溪流湍急，于农业生产的开展十分不利。因而，长期以来，该县经济主要以林业和茶叶为主要支柱产业，祁门红茶早已声名远播。在历史上，由于高山阻隔，祁门相对徽州其他地区而言，显得更为落后。但正是这种封闭的地理环境，却成全了祁门宗族的发达。徽州宗族的结构及其运作，以祁门最为典型。距该县县治不远的北部山区善和六都的程氏宗族，在明代中期为了宗族管理的需要，竟然专门编纂了《窦山公家议》一书。作为一种宗族管理的记录手册，这部“家议”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当时程氏家族的地租收支情况，而且更重要的是，该书还专门辟有《管理议》、《墓茔议》、《祠祀议》、《田地议》、《山场议》、《庄佃议》和《银谷议》等章节，对程氏宗族从内到外的全面管理给予了真实记录。在六都，我们顺着这一线索，果然在该村的祠庙旁和溪岸边、善和小学墙上发现了数通碑刻，它们分别是明清时期的《建庙买田乐输碑》(明万历十一年)、《修缮祠堂支银碑》(清嘉庆六年)和《建和溪桥输银芳名永垂不朽碑》(清同治四年)等。明清以降，这里的宗族势力极其庞大，宗族组织生产，建立学校，聘请名师教育子弟；宗族调解纠纷，邻里纠纷听族长一言以决，绝不轻易诉诸官府；宗族开展活动，兴办公益事业等等，宗族几乎控制了这里的一切。上述各块碑刻实际上反映了六都程氏宗族组织族内成员兴办公益事业的事实。
　　祁门西部的彭龙乡亦是旧式宗族势力根深蒂固之地，该乡的历溪村是王氏宗族的聚居地。因为这里曾经于明代中期出了一个有名的御医王琠，故而使王氏宗族声名远扬，该村王氏宗祠“合一堂”以汉白玉制作的抱鼓石，系明世宗嘉靖皇帝的御赐之物，因而尤显珍贵。在历溪，各种反映宗族活动的碑刻有六通之多，它们分别是《放生池碑》(清康熙二十八年)、《奉恩严禁公租私收碑》(清道光二十五年)、《修理道路乐输芳名碑》(清咸丰二年)、《加禁赌博碑》(清光绪十八年)和《舜溪桥记》(时间不详)等，这些碑刻反映了历溪王氏宗族在开展公益活动、维护社会治安和基层社会稳定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其内容在一些文献中很少有记载，因而历经沧桑保存下来的这些碑刻资料就显得尤其珍贵。在彭龙村田埂上，我们还欣喜地发现了一块竖于明代嘉靖五年的《申明乡约碑》，这块乡约碑的史料价值极高，它为我们深入了解徽州倡建乡约的时间、乡约的内涵和作用，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弥补了文献史料在有关乡约记载上的不足和缺陷。
　　此外，在祁门的新安、滩下、彭龙等地发现了大量的禁砍山林碑刻，尤其是立于黄古田的清代道光六年《奉宪永禁棚民贪利锄种碑》，其学术价值极为显著，它真实地反映了徽州历史上最后一次移民——安庆和江西赣北棚民在徽州艰辛开垦、严重破坏这里生态平衡的历程。祁门的碑刻还有很多，如《申明茶叶兴利锄害碑》(清道光三年)、《奉宪永禁恶丐碑》(道光十五年)等等，但是最让我们大开眼界的还是明代万历二十年潘村《借地建祠准予通行文约碑》。这块碑刻十分奇特，其特别之处在于一是祠堂修在他人居室的出口道路上，二是立下文约永远准予被借地之家世世通行，三是竟然将此文约刻在祠堂墙壁上。此文约内容如下：
　　立文约人磻溪嘉会堂陈冕、方兴、圣道、伯方、自道、邦洎等，今因重造祖祠，原因地狭窄，将祠东边乞寿兄大门前出入路地五尺，前后出入路凑便做造。听自任凭屋内子孙在祠永远出入。日后，族众毋得捏词阻挡。如违，罚银五两公用，仍依此为照。
　　万历二十年十月初四日
　　立文约人　陈冕　陈方兴　陈圣道　陈伯方　陈自道　陈邦洎
　　中见族老　陈谷书
　　位于祁门北部山区的大洪岭是清代徽州府属各县通往安徽省省会安庆的必经之道，因而，打通大洪岭通道是保证徽州与省会保持通畅联系的关键。我们在高高的大洪岭上看到了记录明清时期修路的数十通最有价值的碑刻，这些碑刻不仅记载了修路的艰辛过程，而且将包括徽州府和安庆府属数县各地商会和商人的捐款悉数记录下来，其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带着对祁门碑刻调查的欣喜，我们又来到了全国四大道教圣地之一——齐云山所在地休宁县。
　　休宁也是徽州的一个重要属县，明清时期这里曾是徽州仅次于歙县的富裕之地。县城的鼓楼还完整地保存着，就是在这座保存完整的鼓楼上，我们发现了明代弘治十四年的《新建鼓楼记》碑刻。这还不算，更珍贵的是一通竖于该县溪口镇木干村，由乾隆皇帝亲赐，用满、汉文字书写的《礼部尚书汪由敦碑》(乾隆二十三年)。汪由敦系休宁溪口木干人，清雍正二年进士，历任内阁学士、户部侍郎、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和礼部尚书，官至太子太傅、军机大臣等职。死后，得到乾隆御葬之恩荣，实属不易。而这通由乾隆皇帝御制、采用满汉二体的碑文，在徽州也是绝无仅有，其文物和史料价值都弥足珍贵。徽州地处山区，溪流湍急，古桥众多。为了保护桥梁这一公共设施不受侵害，许多地区还专门立有石碑，建有桥会。不过，这些石碑多为建桥者所立，专门由徽州府知府大人竖立的保护桥梁石碑，实在堪称一绝。我们在休宁就有幸见到了立于齐云山下登封桥上的清代《徽州府正堂峻示》石碑一通，该碑内容简短，但所示严禁损坏桥梁事项甚明。该碑文字如下：“严禁推车晒打，毋许煨暴污秽；栏石不许磨刀，桥角禁止戳鱼。倘敢故违有犯，定行拿究不饶。”徽州各地类似修桥碑记一类的碑刻俯拾即是，但像这样一块由知府颁示的桥禁碑，的的确确是不多见的。
　　休宁的碑刻还有很多，仅齐云山上的各种记载重修道院的碑刻就有数十通之多。我们时间不多，只好恋恋不舍地告别了休宁，来到素有“桃花源里人家”之誉的黟县。
　　在黟县，我们首先把目光集中在黟县县城碧阳镇的碑刻调查上。在黟县中学崇教祠的墙壁上，近五千字的《碧阳书院规条》(清嘉庆十六年)，给我们研究碧阳书院的历史，提供了最为原始的动态性史料。不惟如此，围绕碧阳书院的碑刻还有若干块，它们分别是《碧阳书院复旧章记》(清道光五年)、《新建碧阳书院记》(清嘉庆十六年)、《经理建造碧阳书院记》(清嘉庆十七年)和《创建书院各匠头姓名勒石》(清嘉庆十七年)等。这数通碑刻大都书于清代嘉庆十六年至道光五年之间，这段时间正是黟县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最为繁盛的时期，因而，碧阳书院碑刻实际上反映了这一时期黟县文化教育发达的一个侧面。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南湖书院，我们还见到了一块诗碑。这块题名为《春日过雷冈怀汪心览》(明代)的诗碑，对宏村旖旎的自然风光和对友人汪心览的怀念，描述得十分细腻。至于藏于该县文物局的二通《石雕双松梅竹图》(时间不详)碑，更是诗画交融，诗有韵味，画有功力，真正是珠联璧合，堪称一绝。还有一通竖于清康熙二十一年的《严禁势豪把持、永遵编审条例》残碑，则对我们了解清初徽州势豪把持编审人丁的现象，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依据。
　　绩溪也是碑刻林立之地，我们把最后一站定在了绩溪。在该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坑口龙川胡氏宗祠的墙壁上，立于清代咸丰七年的《奉宪永禁碑》，对有关滥砍祠堂和水口树木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禁止。至于那些砌于墙下屋角的风水镇石《泰山石敢当》、《姜太公在此》等碑刻，不惟绩溪所在多有，而且这类碑刻几乎遍及徽州各地。
　　婺源因早已划归江西省管辖，因而，有关婺源的碑刻资料调查还刚刚在联系之中。不过，从婺源传回来的反馈信息表明，该县碑刻资料更为全面和完整，类型也更为丰富多彩。我们只好把对婺源碑刻的调查与访问放在下一趟行程之中了，“小桥流水人家”的婺源，或许是我下一步碑刻资料调查最有希望的驿站。为此，我深深地期盼着。
　　徽州碑刻调查访问暂时告一段落了，两次历时三周的田野工作，我们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些收获虽然凝聚了跋山涉水的无尽艰辛，但也使我们品尝到艰辛耕耘后丰收的喜悦。
　　徽州访碑的大幕才刚刚拉开，更艰苦的抄碑和拓碑工作还在后面。我们愿用艰辛劳动，为徽学研究者奉献一份最有价值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