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人类生活的美学问题

　　与蔡昉的《鹰和人都吃鸡》(《读书》二○○一年第六期，以下简称蔡文)一文之“人越多则鸡越多”的观点不同，我认为：至少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人少一些则人均鸡越多一些”。
　　对“人越多”前提下的“鸡越多”，可以有三种解释：总量更多、人均更多、人均最多。蔡文并未明确指出其结论究竟取的是哪一种涵义。而就人口问题的研究来说，以三种不同的内涵为落脚点反过来看人口数量问题，所得出的人口与经济关系之结论和政策取向，将是十分不同的。
　　从全球总体和长期的趋势看，人越多鸡越多确实是事实，尽管多者太多，少者太少。然而，这一事实所反映的，只不过是对“人越多则人均鸡越少”的逻辑的否定，并不能得出“只有人越多才能鸡越多”、更不能得出“只有人越多才能人均鸡最多”的结论。
　　蔡文还说明，部分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随着阅历的增加，从人口增长的悲观论者转变为乐观论者，原因在于最终认识到了技术进步对解决由人口增长引发的经济问题的巨大潜能，从而在“人越多则鸡越多”的逻辑上越来越取得共识。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非但未能在人均占有意义上就“人越多则鸡越多”达成共识，而且在人口与经济增长到底孰因孰果，或在多大程度上互为因果，甚至自工业革命以来，人口增长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到底起积极还是消极作用的见解方面，仍然有很大的争议。蔡文所例举的由悲观转为乐观的经济学家，都生活在人口问题较少且经济最发达的欧美国家，其代表性显然是有限的。
　　在当今世界，技术进步对改善人类物质状况的巨大作用的认识已经非常普及了。就长期发展的观点看，相信人越多则鸡越少的绝对悲观主义者也许不多。不过，认为人越多则人均鸡的增长就会越慢的人恐怕还是大多数。我本人就是这样一个相对悲观主义者，由此也就自然地成为一个积极的生育控制论者。
　　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是最大化或最优化问题。因此经济学家在人口问题上的认识，不应满足于相信和论述人多可以鸡多这样一种基于技术进步论的一般结论，而应再深入一步，积极去探讨在现有人口条件下，到底什么样的人口变动轨迹可使一个具体国家的国民享有平均更多的收入或福利，也就是从数量上探讨不同时期大致上的适度人口规模问题。
　　在那些过分强调人口对于技术进步之作用的经济学家中，西蒙·L·朱利安是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他认为人口增长可以刺激技术应用和创新并提高人均福利水平，举的通常都是发达国家的例子。他的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人口增长缓慢或不增长的国家，在六十年内人均收入增长略高于人口较快的国家，但在一百二十至一百八十年的期间，适度人口(乐观的西蒙有时也不得不采用适度的概念)增长导致较好的经济增长，而人口增长缓慢的国家则经济发展相当糟糕。然而，人口经济模型本身并不能证明因果关系，因此，西蒙的模型分析并未能解决到底是人口增长缓慢导致了经济发展糟糕，还是糟糕的经济发展导致了人口增长的缓慢。
　　西蒙直到九十年代还在认为，“对人口的判断取决于人们对目前和未来的价值判断，如果只注重眼前，那么新增的孩子的确是发展中国家的负担，但如果我们关心子孙后代的福利就像关心自己一样，那么，新增的孩子就是福音”。因此，“任何从长远的观点看世界的人，应该希望看到人口的不断增长，而非停滞或下降”。至于为什么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没有成为繁荣发达的国家，结论是他并不认为“规模庞大的人口本身就能自动地克服气候、文化、历史和政治结构方面的问题”，而只是认为“没有证据表明规模庞大的人口规模会导致贫穷和发展缓慢”。他进而强调，“如果印度的人口规模小于现实人口，情况可能会更糟”。他的人口经济观点不禁使我产生了这样的遐思：如果西蒙可以决定美国的移民政策，那么倘若印度政府宣布在今后一百二十至一百八十年甚或更长的时期内，将印度一半以上的人口分批赠送给美国(这使美国的人口增长速度还是远低于印度一九六五至二○○○这三十五年间就增长一倍的速度)，以帮助美国实现长期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所需要的人口的不断增长，不知他是否会欣然接受。
　　与西蒙一样，几乎所有对人口增长持乐观态度的人，或者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创新作为支撑其乐观观点的主要依据，或者认为人口增长本身就是推动技术发展的动力。但仔细回顾历史，这些观点往往是似是而非的。诚然，有些科技发明的产业化需要一定的人口所确定的一定经济规模才能支撑，或需要一定的人口密度才具有应用价值。不过，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超越这个度，就会走向反面。而且，许多科技发明和应用并非取决于特定的人口密度或人口的增长。那人口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意义又何在？对促进人均福利改善的意义又何在？实际上，至少从“二战”后开始，无论是在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无止境的自动化和机器人的发展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通过增加人口来促进人均收入的提高。尼克松早在七十年代就认为美国人口太多了，使生活改善过于缓慢。而令人不解的是，对于那些对人类的智慧和技术进步充满坚定信念的经济学家来说，为什么对人类今后在不增加人口的情况下改善自身物质生活的能力是如此的缺乏信心呢？
　　以上的分析说明，当人口达到一定规模时，人口增长不但不会促进技术进步，反而会抑制技术进步。这至少表明，在一定人口数量条件下，人口与某些技术进步具有负相关关系。而就整个人类历史看，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毋宁说技术进步导致人口增长的成分大于人口增长促进技术进步的成分。
　　人口增长可以拉动总需求的观点，在一定条件下当然是真理。一个人的社会不会也不可能产生对汽车和飞机的需求。不过，在地广人稀的美、加、澳等国家的人均消费已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十几倍甚至数十倍的情况下，还在强调人口增长对总需求的拉动作用，就不免失之荒谬。将人口增长刺激总需求的关系一般化，无疑是在说，地球上只有每一寸土地都站满了人，最有利于总需求的增长。凯恩斯主张人口增长可以刺激总需求的观点，是大危机后针对西方国家生产过剩状况得出的结论，他本人并未将这一主张一般化。而在今天，仍然持有这种一般化的主张，就显得有些不明智了。而且，令人奇怪的是，在谈论人口与需求关系的学者中，往往只限于谈总需求，而很少谈论人均需求，这就颇为令人不解。如果人口增长一倍的结果是使经济增长了两倍，那么，与人口不变，总需求增加150%相比，前者的人口增长相对于后者无疑拉动了总需求，但哪个更好呢？事实上，人口增长在拉动某些方面需求的同时，必然会抑制其他方面的需求。在人口众多且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不断的增长总是主要拉动吃饭、穿衣、住房、用水的需求，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拉动了对毁林造田、开垦坡地、毁坏草原、占用耕地、抽干水源的“需求”；而在另一方面则抑制了或很难拉动对节省劳力的大型农业机械的需求，对私人汽车、游艇、飞机、花园别墅、全球旅游的需求。比美、加、澳这三国之一人口密度高或总人口多的国家是百分之百，而经济总量或人均需求比这三个国家之一小得多的国家也是百分之百，不知人口增长的乐观派经济学家，如何解释其中的大多数国家，其人口增长在拉动总需求和人均需求方面是如此之不争气，以及是否认为这是由于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还很不够的缘故。
　　而在笔者看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某些发达国家，如果其人口有一半在明天飞到其他星球上去，上述某些拉不动的需求恐怕用不了太久，一定会被大大拉动。中国的农业人口如果一夜间减少到两亿，不用太久，对大型拖拉机、收割机、农用汽车和家用轿车之需求一定会超过目前九亿农业人口的总需求。
　　在二十一世纪，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由其推动的全球现代化将以更加迅猛的速度发展。而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人口过多，对发达国家已有的先进或半先进技术都难以消化，就更谈不上有必要用人口来促进技术进步和有效需求了。在美国，机器人的潜在生产能力已经非常巨大，而且在成本费用上远低于劳动力的费用，只是经营者担心工会的反对而不敢加速采用。这些都足以令人相信“人多无用论”。加拿大、澳大利亚是明摆着的例子。孟加拉人口1.35亿，澳大利亚不到二千万，其国土和耕地面积分别是孟加拉的53倍和7.2倍。孟加拉人均收入只有几百美元，澳大利亚则上万美元；按平价购买力计算，也只及澳大利亚的五分之一，人多何益？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一部分中国学者认为真实的适度人口为七亿左右。我认为还是高估了。而且，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适度人口规模应该会越来越少。因此，笔者认为，我国人口的终极目标应至少降到五亿以下，甚至二至三亿人口就足够了。为此，我们应尽最大努力，特别是采用加大对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奖励，或加速实现农村独生子女父母的社会化养老保障的举措，来进一步降低人口增长。
　　以上是笔者对人口数量与经济关系的见解。其核心涉及的是人口最优规模和人均收入最大化的问题。而实际上，人类除了人口和经济关系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个人类生活的美学问题。拥挤的富裕比不上空间宽裕的富裕；生活在“一斗流水半斗泥”的河边不如生活在“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江畔；独家带花园的二百平方米的别墅胜过三百平方米的高层公寓；人工养殖的速生鸡鸭鱼总不如自然生长的味道鲜美；公园中三三两两伙伴的闲庭信步远远比被迫如过江之鲫似地匆匆而过来得更加惬意。因此，即便退一万步讲，物质财富的增长可以和人口的增长始终成比例甚至快于人口的增长，这样的人口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值得称道甚至追求，也是大有疑问的。对此，早在一八四八年，当今日之英国境域内的威尔士和苏格兰的人口只有二千一百万，全世界人口只有十多亿的时候，被认为既是经济学家又是哲人的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就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有过精彩的论述。
　　毫无疑问，倘若生活之技能得以持续改进并且资本不断增长，那么，对于全世界甚至那些古老的国家而言，都仍然存在着容纳巨大人口增量的空间。不过，即便这种增长是无害的，我也不得不坦言，我本人仍认为很少有理由将其视为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对目前所有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使人们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获得经济合作与社会交往所需要的人口密度，已经足够了。尽管一个国家的人口享有着充裕的衣食供应，但它仍可能是太拥挤了。对于人来说，无法摆脱无时不与其同类形影不离的状态，显然不是什么好事。一个隐居之可能被根除的世界，实在是一个十分糟糕的境地。隐居，就其经常独处这一意义而言，对于任何深刻的思考和深邃品质的培养，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与自然之壮丽景观融为一体的独处，是思想与抱负的源泉。而这，不仅对个人大有裨益，也是使社会避免陷入病态所不可或缺的。当放眼望去，如果所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大自然的生物全然失去其自发的生机；每一块可为人类提供食物的土地都被耕种；每一处原本繁花似锦的处女地或天然草原都被耕犁翻卷；每一种野生的陆地动物和鸟类都因人类的食物需要而几乎绝迹；每一桩树篱或闲余的树木都被连根拔掉；总之，在发展农业的需要下，未被作为野草铲除的天然花草和灌木丛林已难得一见，这样的世界能使人们有多少愉悦的心情呢？如果财富和人口的无限增长仅仅是为了能够供养一个更大的但并非过得更好和更幸福的人群，却由此使葬送的东西导致地球失去了大部分令人愉悦的景致，那么，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真诚地希望，远在被必然性所强迫停滞增长之前，人类倒不如以稳定的状态为满足。
　　最后，有一个令人疑惑的现象值得一提，即，与一些经济学家随阅历增加而在人口增长问题上越来越乐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科学家和发明家中往往鲜有人口增长问题上的乐观主义者。相反，倒是不断有科学家大声呼吁采取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一九六八年以《人口炸弹》一书而闻名于世的生物学家保罗·艾里奇，就是一个积极的人口停止增长论者。在其一九九○年出版的《人口爆炸》一书中，他对主张人口增长的观点再次提出了质疑。针对纪念保罗教皇反对控制生育的通谕《人道传略》发表二十周年时，反对节育和堕胎的天主教的主教们所宣称的：“从理论上讲，全世界的粮食资源可以养活四百亿人”这样的人口经济观，艾里奇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对的。”不过，他接着发问道：“但是，把地球实质上变成规模巨大的人类饲养场，能服务于什么目的呢？”
　　(《人口爆炸》，[美]保罗·艾里奇、安尼·艾里奇著，张建中、钱力译，新华出版社二○○○年一月版，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