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学科之外的论述

　　西美尔(Georg Simmel 1858—1918)被认为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德国在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与他的同时代理论家相比，他给人反常的、令人不安的感觉，但人们又不能不被他的魅力所吸引。西美尔的魅力也许在于他把所谓的学术研究转化成了一种写作，一种随着生命的细微感觉而涓涓流淌的叙述。我们现有的学科分类在西美尔的写作面前遇到挑战，社会学还是哲学？经济学还是文化批评？抑或是文化哲学等等，这是人们面对西美尔的文本时经常产生的疑惑。许多人更多地以为他是一位社会学家，但同时又往往强调他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社会学家，或者加上一句：他更多地是从文化的角度去论述的。这是饶有意味的，当我们在现有学科的疆界内无法找到容身之处时，或试图超越这些疆界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以文化这个词来打发一切。也许，对西美尔而言，一开始就没有去考量这是属于什么学科，没有为自己去限定一个学科的规则，他的出发点在于问题，在于他所感觉到的存在中的问题。事实上，所有的学科在它的最初，也是由于存在中的问题而设置的，目的是为了求真，但是，在后来越来越体制化的过程中，人们似乎忘了它的真正目的，而如西美尔在谈论货币时所谈到的，人们停留在通向最终价值的桥上却忘掉了最终价值，用西美尔的说法，这是手段对目的的殖民。学科的分类本来只是手段，但现在却似乎已经成了目的，而且是惟一的目的。人们对当代学术研究的状况多有不满，以为缺乏方法论或理论意识或严谨的实证，但在我看来，真正的原因并非理论或材料的匮乏，而是生命感觉的匮乏。如果对存在缺乏体验，对生命缺乏敏感，那么，无论怎样的理论和材料，都只是外在的摆设，只是一种没有融化成最终价值的手段。好像是陈寅恪曾说过，做学问应当有历史意识与审美意识，一语道破了学问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学问其实在大的层面上与艺术、宗教等一样，是给人以真与美。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妨说学术是一种写作，惟其是写作，它才不受所谓研究对象的制约而自足地向人们敞开。
　　西美尔出生在柏林的市中心，但是，这个来自中心的人，一辈子都在边缘上打转。这是一种不幸，但同时又恰恰是这种不幸，使得他免受体制的拘束，而以一个旁观者、局外人自由地思与写。他可以一直在观察，而不会陷入。据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他与母亲的关系并不和谐，因此，从童年时代开始，边缘感与不安全感就已经伴随着他。但对他真正造成伤害的，也许是他始终申请不到一个大学教授的位置。西美尔高中毕业后在柏林大学学习历史与哲学，他的同学中有不少在日后成为德国学术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例如，历史学家莫姆森(Mommsen)、西伯尔(Syber)，哲学家哈姆(Harms)、泽勒(Zeller)，艺术史学家赫尔马(Hermann)，人类学家拉苏斯(Lazrus)等。一八八一年他以一篇关于康德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然后在一八八五年，他在柏林大学担任编外讲师，这不是一个正式的教师职位，并不由学校支付工资，而是从学生的听课费中获取报酬。西美尔的讲课十分精彩，他广博的知识视野和独具个人风格的表述方式，以及绵绵不绝的新颖思想，吸引了许多学生，成为当时柏林精英文化界的一个文化事件。爱米·路德维格(Emil Ludwig)形容西美尔讲课时像一个完美的牙医那样仔细探察，用着最精细的探针深入到事物的空穴，最细心地抓住根源上的神经，然后把它们拉出来。尽管在教学上获得了巨大成功，但直到一九○一年，他仍然是个编外讲师。那时他已经出版了六本著作，七十多篇文章，其中的一些还被翻译成英语、法语、波兰语、俄语；同时，像韦伯这样的著名学者也极力推举他，但他始终不能在柏林大学得到正式的教授职位。据说，这与他的学术无关，原因只是因为他是个犹太人，情形有点像西美尔自己在《陌生人》这篇文章中描述的，犹太人因为是犹太人，就不论他的财产任何变化，都要交相同的税。
　　差不多终其一生，西美尔都是学院的局外人，或陌生人，但是，他似乎并没有受到经济的困扰，由于他的监护人留给他一笔可观的遗产，他几乎不用工作就能过着布尔乔亚的生活。而他在柏林的文化界是一个极其活跃的人物，除了社会学圈子外，他还与文化界的其他许多圈子有着广泛的交往，著名诗人里尔克就是他的好友。他不属于任何圈子，但又属于任何圈子。他在各种知识领域的交汇点上自由来去。他在世的时候，像韦伯、胡塞尔、哈耐克(Adolf Von Harnack)、里克特(Heinrich Rickert)等大师级的理论家已经对他的成就表示了高度的赞赏。他总共在各种各样的杂志、报纸上发表了二百多篇文章，十五本涉及历史、哲学、伦理学、文学艺术、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大约是那本介于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货币哲学》，许多人认为这是他最完整的一本著作。西美尔的绝大部分论述都不合乎学院中的“学术规则”，给人缺乏体系的感觉，大约正因为此，他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都没有形成一个学派。不过，这也许恰恰说明了他的论述具有不可模仿的原创风格。他抵达的是不可言说的最深处。他的论述很难归纳成一条一条的理论，在课堂上作为什么什么学派向学生讲解。但是，阅读者在他的字里行间，永远能感受到一种连续不断的思想的启示，他的文字是那种能够不断地激发起阅读者灵感的文字。虽然不是某学派的宗师，而且在他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几乎遭遇被遗忘的命运，但实际上，在欧洲思想界，很多人例如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本雅明、卢卡契等都从西美尔的文字中得到过不少养料。而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所谓文化批评的兴起，人们对西美尔也愈来愈感到兴趣，因为人们发现早在近一百年前，西美尔已经对现在文化批评所关注的许多问题有过锐利的讨论，而他的批评姿态即使在今天仍极具前卫性。
　　托尼斯(F.Toennies)读到西美尔的第一本书时曾说西美尔的书有着大都会的气息。确实，西美尔探讨的许多问题都是大都会中的日常现象，而且是日常现象中的细节性元素，例如货币、卖淫、娱乐等等。但是，西美尔的论述姿态与大都会的精神完全不同。如果说大都会的精神在于官能的碎片式舞蹈，一切都在形色声中稍纵即逝，那么，西美尔恰恰以沉思的姿态凝视这些流动的场景，把喧闹背后的寂静从容不迫地揭示出来。因而，他的生命感觉并非印象式的、散乱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哲学与历史底蕴。他对当前的日常现象或生活景象的把握，从感觉出发走上的是思想之路。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西美尔在讨论问题时，很少局限于某个界域如都市、民族、阶级之类，他总是把问题还原成普遍的人类问题，在最本原的层面上加以论述。无论讨论什么，他所关注的始终是这些现象或事物与人的存在、与人的最日常的存在有何关联。人们从西美尔的著述中看到了寂静主义、悲观主义，在我看来，都与他那种还原式的思路息息相关。当所有的问题，哪怕是最细微的问题，都被放置于终极的层面加以考量，或者说，当一个人能从所有的问题中感受到终极性，那么，他除了悲观以外，还能有什么？当然，这种悲观实际上是透彻之后的澄明，洋溢的是安详与静寂。正因为此，西美尔几乎对事物不作什么结论性的判断，他往往只是为我们指出理解一件事物所可能的各种方向。
　　同时，西美尔讲究文体本身的美，他的论文往往具有小品文的质素。尽管他的表述常常显得晦涩，但读者仍能强烈地被他谈论的方式所吸引。一些日常生活中我们非常熟悉的事物，在他的叙述中，往往获得了令我们惊喜的光芒。在这一点上，学术的写作与文学的写作一样，有着“去熟悉化”的特质，只不过它们的形式与效果并不一样。文学写作似乎将生活中清晰的东西转化成意象，将一切可说的变成不可说的，学术写作似乎将生活中混乱的表面的东西加以过滤，转换成清晰而深邃的思想，将一切不可说的变成可说的。在此，所有的写作都不过是以“说”来进入“自我”与“世界”，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对于学院知识分子而言，“说”很可能是他们与现实发生关系的惟一途径，或者，说得严重一点，是他们改变现实的惟一手段。但学院知识分子面对现实中各种现象/事物的激荡，他的“说”可能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全然的退避，退避到古典的遗产当中，例如埋头研究《诗经》、莎士比亚之类，这退避表面看与世无关，实际上却是一种对现实不屑一顾的姿态；另一种是西美尔式的，试图去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借这种理解来超越现实。前者是安全的、稳健的，但容易流于无聊，后者是危险的、创造性的，虽然往往会被怀疑是否具有学术性，却常常有开拓的气象，但是，也容易鱼龙混杂，难以判断。对于前者而言，需要的是当代氛围的无形渗透，对于后者而言，需要的是历史基础如房子的地基那样隐于不可见的深处。从这一点而言，西美尔对于今天中国的学院知识分子，也许不乏许多启发之处。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西美尔著，刘小枫编，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