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分工原则与比较经济制度

　　比较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是从专业分工出发，一方面探讨分工原则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另一方面检视分工原则对制度安排的逻辑要求，从而推导出不同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意义。
　　关于专业分工的论述，基本上可以归类为细微分工与社会分工。就分工原则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而言，细微分工的效率特征是规模经济效益，社会分工的效率特征则是范围经济效益。这些效率特征的实现，必须通过相应的经济体制，将专业化分工的各个部分重新整合，也就是将特定的增长途径与特定的经济体制结合起来。
　　可以从企业理论出发讨论经济体制、分工原则和增长途径的相互关系。企业理论有三种：即以阿尔钦和戴姆色为代表的市场模式、以科斯和威廉姆逊为代表的层级模式，以及网络模式。前两种理论是中国经济学界所熟知的，这两种理论都建立在细微分工原则之上，因为两者都是围绕着信息这个理论概念展开的。
　　与信息相对的理论概念是知识，导源自社会分工原则，这就意味着知识的产生有赖于生产系统中各相关主体的主动学习和主动配合，所谓集体学习效应。主动学习显然与市场范式相对立，因为后者认为技术条件早已是外生决定了、经济主体的理性行为也只能是偷闲。而主动配合则显然与层级范式相对立，因为后者认为知识的产生(所谓创业活动或企业家活动)只能是个人化活动、经济主体的理性行为归根结底也只能是源自竞争压力而非合作意愿。所以，激进经济学家波尔斯将市场范式和层级范式统称为新霍布斯企业理论(意即企业的本质在于调和个人与集体在给定技术条件之下的利益背离)，指出两者都认定生产活动的本质只能是反效用，因而经济主体必然有着偷闲的倾向；然而，一旦引入马克思经济学的异化劳动概念，则如果存在着任何可以减缓异化程度、因而有助于促进劳动积极性的企业组织形式，那就意味着这两种企业理论所谓严格符合市场调节的企业是最优的论题的破灭。
　　与社会分工原则相一致的企业理论是网络范式，这种理论将整合分工的机制归结为两大类，即互换行为和社会规范。这两者的作用，一方面是减低知识生产所涉及的风险和成本，另一方面是阻止反合作的、因而损害整体利益的策略性行为的出现。
　　就社会分工整合机制的方面，社会规范固然不能归结为个人化选择的结果，即使是互换行为，由于知识生产的回报的不确定性以及生产过程必然涉及众多经济主体，往往也就超越了个人化选择范围。所以，网络式企业或产业组织的体制调节，本质上倾向于利害相关者问责原则，这构成了民主管理或至少是减缓异化程度的制度基础。与此相对，建立在细微分工之上的企业体制，本质上倾向于股权所有者问责原则，即使是承载着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特征的层级范式也同样。这是因为，在创业或企业家活动被化约为信息生产、因而说到底可以市场定价的条件下，资本的拥有者也就必然成为企业的主宰。
　　如何判断上述两种专业分工原则以及相应经济体制，在效率或经济发展意义上的相对优势和弱点？有这样一种观点，即细微分工与社会分工的取舍、从而相应经济体制的相对效率，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可计划程度。外部环境的可计划性，意味着企业(或经济主体)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市场竞争，这正是所谓内生技术进步的作用结果。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外部环境变动不定，遵从市场范式的企业基于短期导向的体制安排，最有灵活性调整应对。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外部环境愈是稳定，则灵活性愈不重要，层级范式的事先计划就愈能发挥细微分工的优点。惟有在持续但不是急剧变动的外部环境中，分散化的集体学习效应、以及相应的网络式企业或产业组织，就显现出相对优势。
　　稳定的企业外部环境，一般是与静态竞争相联系的，而持续变动的外部环境则是与动态竞争相联系。静态竞争所依赖的是规模效益，表现为市场结构在寡头竞争与完全垄断之间的变动，而变动的限度是外生决定的技术条件即给定的成本函数。动态竞争所依赖的是范围效益，表现为时刻受着竞争压力的暂时垄断。在这里，技术条件或成本函数是内生决定的，是企业或经济主体参与竞争的主要手段。某些新古典理论传统中的内生增长模型，从均衡分析出发，试图将动态竞争解释成仅仅是朝向静态竞争发展过程中的波动，也即与前者相联系的多种增长途径、其实仅仅是朝向稳衡增长途径的所谓过渡阶段；这显然是假定了，在市场调节下，技术进步的多种方向始终还是会趋于同化。根据上文讨论过的有关技术进步、也即知识(而非信息)生产过程的特性，倒是技术经济学家多西的概括显得较为全面，他指出：在较长的时段中，市场环境对于技术进步的探索活动确实很有影响，不过，这主要表现为刺激或阻碍对于新的技术范式的探索，惟有当技术范式确定了，与其相联系的基本技术发展方向、探索活动的规则、对各种投入品的需求等等，才会变得相当固定。这一概括意味着，技术范式本身并不是市场调节的产物，只是在给定的技术范式之下，市场调节才能引导多种技术发展方向(也就是多种增长途径)趋于同化；而这种引导还必须理解为仅仅是一种制约，同化能否实现取决于企业或经济主体突破给定技术范式的能力，也即是对于外部环境的影响能力。
　　以上的讨论大致厘清了经济体制、专业分工原则和增长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企业理论中的市场范式和层级范式是建立在细微分工原则之上的，而网络范式则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原则之上。这三者的效率特性或相对优势，取决于分别与完全竞争、静态不完全竞争、以及动态不完全竞争的配合；在增长模式层面，它们又分别与稳衡增长途径、(很有限度的)多种均衡并存、以及并不趋同的多种增长途径相联系。至于这些相对优势能否实现，则取决于超出市场调节范围的技术范式变动和经济制度演化，也即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条件。
　　企业理论中的层级范式，其分析起点是市场失效，这一特性最明显见之于有关技术发展的论题。传统市场失效理论将技术视为公共产品，认为其发展总是面临企业投资回报无法实现和行业重复投资两大难题；再加上投资过程充满不确定性，投资成果又往往呈现规模回报递增特性，于是，市场调节的结果或是技术发展投资不足、或是市场本身转向不完全竞争的结构。层级范式将这个论题普遍化，认为技术创新活动一般具有下列特性：创新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得合约无法完全界定，相关信息的专利权益无法受到完全保护，技术发展被锁定于特定环境的可能性使供应者处于强势、从而有可能由此获取经济租值，技术供应者欠缺以最低成本生产的诱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监督技术生产的成本过高。这些特性正体现了交易成本的三大成因，即资产专用性、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下的投机行为，这就构成了层级范式的核心论题，即经济主体倾向于将相关市场交易内部化、以企业调节取代市场调节。
　　层级范式显然是从交换的角度来分析技术发展，将技术创新等同于信息生产，而生产过程本身却不在考察范围之内。与此相对，企业理论中的网络范式，却是从生产的角度来分析技术发展，将技术创新视为知识生产，是生产过程中的试错和发现的结果，影响相关经济主体决策的主要因素于是变成参与集体学习的可能性和意愿。于是，在产业组织效率特征的分析上，层级范式专注的是企业治理结构作为减省交易成本的机制，网络范式专注的却是企业组织形态作为整合分散学习得来的知识的机制。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判断这两种理论范式的相对合理性？
　　在技术发展理论文献中，一个提法是，技术进步以及相应的经济机会，往往是同时来自科学技术的突破和生产过程的学习，而这两者的相对比重则取决于特定历史环境中占优势的技术范式。这正是所谓一旦技术范式确定了，各种技术发展途径就会呈现同化的趋向。从企业或经济组织的立场看，体现科学突破的技术进步往往具有突变性质，是一种外生决定的信息生产，承载学习效应的技术进步则倾向于渐变，是一种内生决定的知识生产。相应地，前者的应用倾向于与短期导向的市场交换或集中化计划的层级调节相联系，后者的应用，却有赖于生产过程各个环节尤其是企业内外各个功能部门之间的横向调节和配合。
　　一个典型的引例，是企业内部研究开发机构的设置。根据西方企业史文献的考证，与这种设置相联系的，是企业体制从单一部门结构(U型)向多个部门结构(M型)的过渡。按照层级范式的解释，这种联系体现了最小化市场交易和企业内部调节成本的逻辑，所谓“M型假说”，意即策略性决策集中于企业本身，惯例运作决策分散于各个功能部门，这相对于纯粹市场调节而言减省了交易成本，相对于纯粹层级调节而言则减省了管理成本。而研究开发机构之所以被设置于企业本部，一方面是基于上文所述的市场失效、交易成本过高特性，另一方面，功能部门的短期绩效导向和职责明确特性，同样不能胜任研究开发的功能。换言之，研究开发是一种策略性决策，因而正如其他各种策略性决策那样，应该被收归于企业本部，惟此才能体现M型企业结构的优势。这一论断显然是假定了，研究开发与功能部门运作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弱性联系，也就是技术进步基本上是来自专门化的研究开发，而且基本上独立于生产过程中的学习效应。然而，一旦这个假定不成立，则弱性和强性联系就被错误界定了，M型企业结构也就不一定是最优形态。在技术进步至少是部分地取决于学习效应的情况下，M型结构势必妨碍了专门研究开发与生产过程的相互促进，同时又导致部门利益优先的倾向，从能力和诱因两方面妨碍了各个功能部门之间共享学习效应。可见，M型企业结构的崛起固然是一种组织创新，然而这种创新只是在特定技术范式之下才有效率意义。
　　决定特定企业结构的效率特性的另一因素，是经济制度方面，尤其是与所有制相联系的劳动制度和企业融资制度。前者，有阿尔钦和戴姆色的所谓“经典资本主义企业”理论，其要点是：团队生产必须是使个人化的业绩与奖赏紧密挂钩以防止偷闲行为产生，这就要求建立起一个层层监督的权力系统，所谓企业剩余索取者也就由此出现。与此相对，层级范式没有这么极端，威廉姆逊等的“特色交换”论题，就至少是在运作环境方面，认为斤斤计较其实与效率要求相抵触。这个论题的起点是边干边学，虽则主要限于惯例运作领域，毕竟既有助于提升整体效率又不能从市场交换获得。于是，鼓励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建立起长期承担关系，比起将个人化业绩和奖赏紧密挂钩，对于整体利益更有助益。另一方面，这种学习效应既然是依存于特定环境，则交换过程可能出现双边垄断的困境，也即交换的产品(学习效应)同时只有一个买者和一个卖者、使得交换有可能因为投机行为而无法实现。针对这种情况，威廉姆逊认为，如果交换双方是理性的话，他们自然会建立或维持层级权力关系以防止劳方的投机行为，同时又接受一种工资设定的集体谈判机制以防止资方的投机行为，这两者的互相配合和制衡也就形成优胜于其他任何可以设想得出的劳动制度。
　　所谓经典资本主义企业模式是完全站在集体学习的对立面，因为斤斤计较的运作环境和层级化的权力关系，势必从能力和诱因两方面排除了企业内部运作中的横向调节和配合，更不用说跨越企业界限的集体学习。即使是特色交换论题，也必须假定集体谈判机制确实能够制衡得了层级权力关系，从而使双方都有长期承担的意愿。然而，在效率工资理论所强调的非自愿失业的必然性，以致波尔斯的劳动压榨理论所强调的利润极大化必然要求采用资本主义技术(泰勒式科学管理)、在雇佣关系中推行种族和性别歧视等等，在这些条件下，这一假定的基础显然很是薄弱。于是，所谓市场调节必然产生最优劳动制度的论题，也就出现严重偏颇。
　　同样的理论分歧也见之于企业的融资制度方面。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有效运作的资本市场中，企业的资本结构是以负债为主还是以所有者股权为主，并没有什么意义差别。产权理论则较为倾向于市场导向、而非银行导向的融资制度，因为前者较能将企业置于所有者的控制之下，而归根结底惟有所有者最关心自己的资产的有效运用。与此相对，网络范式中的部分理论认为，银行导向的融资制度意味着投资者对企业的较为长期的承担，也即企业无须时刻置于并购市场的压力之下，这又进而有助于培养企业与内部成员之间的长期承担，而长期承担正是实现集体学习效应的必要条件。换言之，长期导向的融资制度较有利于促进生产性效率，其代价则是牺牲了资源配置效率，而短期导向的融资制度的效率特性却刚好相反，这两者的取舍也就是两种效率的取舍(如果这一论题成立，则网络式企业或产业组织势必享有一定程度上的软预算约束，因为，从事先角度看，它们就自身的决策所面对的报酬和责任是不对等的。这一点对于有关摆脱苏联模式的经济制度变革的争论颇具意义)。由此的进一步普遍化推论，就是上一节所论述的，利害相关者问责和股权所有者问责两种原则的相对利弊。
　　企业理论和经济组织理论中的市场范式以及层级范式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由于假定了将经济制度的演化归结为市场调节的产物，并进而断言这种产物至少是设想中的最有效率的。这种论题的最大问题是将生产领域完全排除出考察视野，而网络范式的理论推导进程却正好与此相反。然则，如果所谓惟一最优企业形态或经济组织结构根本并不存在的话，网络范式势必需要回答：集体学习参与者的诱因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形成？尤其是当集体学习的参与主体扩展至企业内外所有的利害相关者，这个问题就更加难以回答。对此，与市场范式和层级范式之诉诸普遍化的市场调节相对，网络范式一般诉诸历史。例如激进经济学家贝斯特就提出，经济制度的演化，取决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技术范式和阶级关系变动。这正是所谓技术——经济范式文献的专注领域。
　　这个文献的一个重要流派是灵活分工理论，其核心论断是，世界范围的技术——经济范式自七十年代以来经历了根本转变，从大规模生产向小规模生产过渡，从“福特主义”向灵活分工过渡。福特主义的特征是规模效益，其生产组织原则是细微分工，也即上文提及的层级范式。灵活分工的特征是范围效益，其生产组织原则是社会分工，也就是网络范式。而不论是过渡之前还是之后，由于存在着普遍化的企业层面的规模回报递增，市场范式尤其是瓦拉尔式纯粹市场，始终不能作为整体经济的主要调节机制。
　　文献的另一个流派是法国的调节理论，认为福特主义的特征是“大企业、大工会、大政府”体制。一方面，基于不断攫取规模效益的需要，这种体制必然是伴随着大规模的沉淀资本投资以及企业在市场上的寡头竞争地位；另一方面，由于福特主义的泰勒式细微分工导致劳动的非技能化，使得工资水平经常面对下调的压力，这就需要集体谈判之类的工资确定机制以致福利国家的制度保障，以维持大规模消费，而后者正是大规模生产的必要条件。由是，福特主义的可持续性，就取决于下列两种趋向的平衡，一是规模效益下的生产率提升，另一是上述机制调节下的工资增长，向前者倾斜将导致需求不足，向后者倾斜则会导致需求过度。技术——经济范式的另一个流派，即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以及相近理论，正是以工资增长超过生产率提升，解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从战后的黄金时代转入七十年代以后的长期增长停滞。
　　总而言，技术——经济范式文献各流派的共同论题，就是技术范式变动与经济体制演化的相互作用，两者之间的适当配合可以促成经济繁荣，彼此脱节则有可能导致结构性危机。相对于上面介绍的三个流派之注重体制演化，文献中的新熊彼特创新理论，则注重于技术范式变动。在这里，福特主义被理解为钢铁加电力生产模式，其技术特性是以专用机器和通用部件为表征的加工过程机械化以及加工过程各个环节之间物料传输的机械化；而与之相对立的后福特主义则被理解为微电子生产模式，其技术特性是控制过程的机械化，也即机器智能被应用至设计和调度、而非仅限于生产。后福特主义技术范式的发展必然会削弱福特主义的可持续性，因为前者在体现产品多样化优势的同时，还缩短了小规模生产与大规模生产的成本差距，吸引了购买力从大规模消费市场的分流，这又会反过来使得成本差距更加趋于下降，更加削弱大规模生产的竞争优势。而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过渡，却又要求整体经济上的劳动技能组合、生产设备组合、消费模式、调节投资的金融体制等等做出相应改变，这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往往会超过既有经济体制的适应能力，从而可能导致结构性危机。
　　本文试图在逻辑层面上厘清不同的经济体制、技术范式和经济发展途径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由此揭示出，主流经济学和主流决策文献所断言的所谓最优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只能是自由市场调节的产物，其实是建立在非常狭窄的关于技术范式的假设之上的。一旦这些假设并不成立，则主流理论就存在严重偏颇，相关决策文献也就是严重误导了。具体而言，在可以辨认的技术范式文献中存在着细微分工和社会分工原则的对立，与前者相联系的体制和发展途径基本上与市场调节相对应，尽管市场失效使得体制层面上一定程度的偏离仍是可以设想(例如企业理论中的层级范式)，而社会分工原则却基本上超越了市场调节的限度。这两种范式的相对效率特性或相对优势，不是纯粹的逻辑问题，而是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在这个基础上，从后进工业化的角度出发，厘清上述两种体制——技术——发展范式在历史经验上的表现。这当然不足以确切解答两者的优劣对比、以至多种混合形态的可能性等问题，不过，有关的文献评述，大致上还是揭示出主流论题的历史限度，也就是历史或现实的开放性。
　　二○○一年二月于伦敦